这个小寨子一度是人贩进行交易的“货物集散地”。在公安局目前查实的情况中，从1998年8月始至2000年4月，共有60名幼儿被拐卖，其中大半被疑在这个寨子里做短暂停留。公审的这几天里，寨子里非常冷清，因为“好多人都去看了”：被告席上，有9名来自这个小寨。
几个衣衫不整的村民正在村口的空地上打扑克，场坝上几只斗鸡蹦得正欢，通往村里的泥路上，散落着狗屎牛粪和劣质烟壳，里面看上去黑漆漆的木瓦房是村里最常见的景观。罗玉华刚一出现在村里的土路上，一个村民便叫起来：“罗主任，我家的救济粮哪时到？”
罗一面应付，一面抱怨起寨里的“穷光景”。寨里85户人家，320人，人均年收入都在500元以下，是临近县城边最“恼火”的寨子。罗说，直到这两年，村子里的人才知道种点菜去城里卖。原先，几乎是所有人家都是靠着人均“七分土、四分田”养活。“穷恼火了，干哪样的都有”，罗说。“一听到起卖娃儿赚钱，好多人都跟到去了。”结果，参与的人越来越多。
另一个背景是，寨子里年纪在四十岁以上的乡民，几乎都是文盲。
谨慎而“困惑”的村民
村里在的村民不多，一见有“干部”模样的人进来，都围来了过来，其中一位报怨说“从没有得过救济。”当一听说是来了解人贩子情况的，几人不约而同地静下来，统一地摇着头说“搞不清楚”。
陪同的法院工作人员显然见惯了村民类似的态度，他对记者说，一提到这个案子，村里几乎所有人的都会迅速告诉你“不知道”，而且非常谨慎。说话间，这位工作人员径直朝村中走去。几名村民紧跟在后。
此案主犯之一──53岁的张贵芬家里空无一人，一根大木柱顶着快要倒塌的木瓦屋，墙上一个大洞使屋子上的锁成了虚设。“她家男人死得早，儿子打工去了。”一位村民解释说。
此案三号人物──67岁的罗九妹，与媳妇一起进了看守所。她的家里还有人在，这是位十岁的小女孩，刚从学校回来，抱着一堆新学期的课本，小女孩显然没有那些成年村民的顾忌，她有问必答：“前两年，家里经常有小娃娃来，我还帮着奶奶喂他们。”“那些小娃娃被奶奶关在隔壁，一天哭到黑。”话语中所指的奶奶，就是罗九妹。陪同的一名法官说，小女孩言语中流露的，很可能就是1999年初，人贩活动猖獗时，村里最常见的情景。小女孩对于家人从事这项生意的唯一记忆，就是：那两年，家里经常有糖吃，而且，还买了几头小猪来养。而原先，每天能吃到大米饭都非常困难。
几名在押的涉案人员，目前家中光境都非常凄凉。村民杨正信与其妻都涉案而进了看守所，三个正在读书的小孩由奶奶带着，这位七旬老太正为三个孩子的学费发愁。老太家中十分暗，也很脏，不过，一个皮沙发和一台“美的”电风戽非常显眼。一问，这也是她从事人贩生意儿子两年前买的。那是人贩“生意”最火的时候。老太回忆，家里还买了一台电饭锅。这是村里的稀罕物。
其余几户嫌疑参与贩卖人口的人家，不是紧锁大门便是空无一人，唯一的共同点是：家陡四壁。
村中人对于这些涉案家庭的态度，明显是“同情大于憎恶”。好几名被问及的人都说：那些娃娃卖出去，其实也没得什么不好。几位参加旁听村民天真地认为：可能到明天，这批人犯就可以回家了。
“人贩第一村”引发众人思考
团坡寨，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惊人的赤贫：破烂的房屋，褴褛的衣服，空无一物的木草屋。另一方面，由贫困和愚昧而带来的种种祸害，也被参与侦破、审理此案的政法人员写入了工作档案。
“这是典型的低素质犯罪，和贫困有很大关系。”参加追缉工作的紫云公安局刑侦大队队长吴德贵如是说。一个“正品”（人贩黑话，指男孩）从当地“收购”不过五六千元，而一到沿海，“价格”立即翻倍。就连“附品”（指女孩），倒个手也能获利上千。村子里的人，在这种暴利的诱惑之下，踏进了犯罪之门。
贫困还让人贩有了充足“货源”，让这一最原始的犯罪有了“发展机会”，该县公安局的一份总结材料中有这样一段话：紫云是国家挂了号的贫困县，处于麻山腹地，农村人口居住分散，生活困难，计生工作常难以落实到位，多生的孩子无力抚养，便成了人贩手中的“货源”。
连倍感“脸上无光”的该村主任罗玉华也说，1995年时，村里的联防工作在全县都是比较好的。“后来，没钱开展工作，联防最后完全瘫痪。”当地公安机关对这个村子的评价是：村里治安乱，人员胆子大。
在当地警方的分析报告中，贫困只是让人贩有了作案动机和货源，而村民的愚昧则让他们有了惊人的“胆量”。这一点在公审的法庭上有所体现：几乎所有的被告接受问询时，强调的都是一个观点：把小孩“带”出去，是为他们好，那边生活比这边好得多。可能正是这种想法作支撑，不少被告走上前台时，好多都面带笑意，而且气壮如牛。一位检察官参加完首日的开庭后，评价说：“尽管没有文化，但好多被告都象是在做讲演。”据说，在初审时，两名把自己骨血也“出售”了的人贩子则更是理直气壮：“我自家的东西，哪个管得到？”
在中国贫穷与愚昧并行，消灭贫困这个永远的主题,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当中国人把祖坟挖光，婴儿也卖光的时候，还能卖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