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的几名记者在都安见到了一位事先联系好的知情者。他说，七月二十七日，南丹矿上曾有人带着一个很大的提包来到县城，并于当天就包了一辆出租车下到各个已知死亡的有名有姓的人家。据当天被包司机告诉知情人，这些人的提包里全是一万元一叠的百元大钞，他们每到一家，便拿出一份协议书，只要死者家人在上面按上手印或者签上字，这些人便给死者家人三万元钱(不是此前一些媒体说的二万元)，以作为家人的闭嘴费。这些人当天没有跑完所有的人家，当晚也没有返回县城，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回到都安县，回来后也不休息，就连夜回南丹去了。我们提出，难道死者家人不能不收这笔钱？知情人笑了。他说，都安是个国家级的贫困县，这些死者的家庭每年人均收入不足五百元，三万块钱对于他们来说，恐怕一辈子都没有见过，他们怎么能够拒绝这笔用亲人生命换来的金钱呢！
汽车在驶出县城不久便离开了公路，之后便是坑坑洼洼的泥土路，虽然司机一再说这段路只有十三公里，但我们的车还是开了近一个小时。当我们的车到达屯子口时，出租车司机说什么也不愿意和我们进村，无奈我们只好在屯子口“收买”了一个愿意带路和当翻译的小青年。在萤火虫和月光之下，一条没有路灯的乡间小道将我们引进一户亮着昏黄灯光的砖房里。
这是“黑名单”上一死者的家，六十平米，摆着一张床，几个缸，简陋无比，我们甚至看见有耗子在房间里出没。一个既不会听、也不会说普通话的三十五岁左右壮族女子在这里接受了我们采访。她和两个最大只有十一岁的孩子正在等待丈夫和父亲的归来。
“黑名单”上死者的妻子没精打采的，家里墙上挂着一些小儿子得来的三好学生奖状，作为母亲只有提到这儿，她才面露笑意。在看过我们的采访证后，她告诉记者，老人刚刚去世，家里需要钱，所以男人打工去了。记者问是不是去了南丹，她说不是，是到了广州，因为几天前有派出所的人跟她谈话，告诉她“老公在广东伤了腿，回不来了”。她有意无意地回避、甚至否认“老公已经出事”的事实，翻译跟我们说，可能已经有人此前打了招呼，不让她提。采访断断续续，外面不断有人进来用方言跟她讲话，翻译告诉我们，街坊们是在劝她少对记者说话。最后，她托故离开我们，到邻居家躲藏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