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中共从开始的信仰集团演变成今天的利益集团，从开始的干部特殊化、后来的“走后门”，终于演变成中共自己吞噬自己生存基础的“腐败癌扩散”运动。这一过程的形成应当说是必然的。导致这个结果，主要是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历史文化上的原因。
中国从来都是森严的等级社会。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个人只有取得优势的社会等级地位，才能得到优越的生存条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整个社会分成两大阶级──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中国政党统治以前，被统治者若想奋斗争取成为统治阶级，主要是经过举荐和科举考试来实现。即使经过科举考试，作官也需要拜师、送礼、拉关系，并且各个朝代不乏有卖官鬻爵的事例出现。
在被统治者内部，穷人阶层的成员若想上升到富人阶层，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自身的素质和机遇；二是官方的支持与庇护，打点各路菩萨满意是必须的。在统治者内部，官员地位的升迁，取决于上级的赏识、帮派的兴衰，以及金钱的打点。官员一旦权力在手，必然挖空心思贪占勒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官员们的贪占行为必然造成整个民族公正心理的缺损。
腐败作风＋官本位
中国的法律及实施，存在两个方面的不公正：（一）刑不上大夫。统治阶级在法律适用上另有一套规则，这种不公正一直延续到现在。人们的入党热、当官热，除从功利的角度考虑外，还有寻求庇护的因素。党员官僚身分是人的第二生命，一旦触犯法律，身分能起到与之相称的保护作用。（二）法律操作缺乏公正性。长官好恶、政策、面子、金钱、个人素质高低，都会影响法律的公正。从这些情况来看，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必然影响社会公正；社会公正不存，必然导致腐败及官本位思想盛行；官本位思想盛行，必然使行贿、索贿正常化。这样，又反过来促成整个社会的腐败。
维护个人和派别利益
中共自陈独秀先生被罢黜以来，一直以革命党的姿态显现着。中共执政前，对外在推翻国民政府过程中，采取欺骗、诱惑等手段拢络人心，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内在整肃异己的残酷内斗中，不惜用砍头活埋、乱石打死等令人发指的“红色恐怖”手段，确立自己的独裁统治。长征前后，中共在生死存亡之际仍然内讧不断，十几万中共将士死于“肃反”及“西征”、“东征”等各种阴谋之中。
中共这种在自身难保的危机时刻，各帮各派宁置全党于危亡之中，也要确保自己地位的做法和心态，在那时就已表露无疑。能为了本人、本派利益，宁置其党于死地在所不惜，那 ，也能为了本人、本派或本党利益，置整个国家民族于死地在所不惜。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共历次运动，不难理解中共的历次“路线斗争”，和在“三年困难时期”及“4 5”运动、“6 4”运动中的所作所为了。
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场
在这种灭绝人性的运动中，个人为了自保，只能尽力揣摩上司意图、见风使舵。人们出卖背叛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党”指向哪里就咬到哪里，哪怕是自己的至爱亲朋、亲生骨肉。万物之灵的人变成了残噬同类的野兽。这种扭曲人性、使人为兽的运动，随着中共的强盛，也逐渐从中共党内、中共占领区向全国铺展开来。
中共建政后，更是把这种运动在深度、广度上发挥到了极限──通过“肃反”、“一打三反”、“四清”、“社教”，尤其是“引蛇出洞”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运动，把这种使人变兽的运动以最快的扩展速度在全国展开。共产文化与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合流，把人类的残忍兽性发挥到了极限──良心被狼心吞没，中国社会变成了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场。
各种势力、各派力量，在你死我活的残杀中恶性互动、相互推波助澜，为道德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做好了理论上的准备。
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崩溃边缘
中共建政之初，毛泽东就发誓不当李自成第二。他从内、外两方面下手：一方面对党内、外异己势力进行严酷镇压，一方面大搞各种运动，企图以此巩固政权，杜绝腐败，以期达到共产中国长治久安的目的。但是，扭曲人性的共产文化，注定了毛泽东的这些做法必定以失败告终。毛泽东执政27年中，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国人在相互残杀和饥馑的双重摧残下苟延残喘，中国经济一直徘徊在崩溃的边缘。
部份人先富起来的经济改革
邓小平作为毛泽东时期经济政策的反对派，认识到了毛泽东在经济运作上的缺陷，上台伊始即力主经济改革。先是在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发展乡镇企业，后是实行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负责制，至此“中国特色”的经济改革全面铺开。
中国别具一格的经济改革，从一开始就是极不公正的。权力自始至今决定着经济的活动，而且经济改革从开始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缺乏应有的预见性。官僚们在这场没有任何监督、可以“交学费”的纯官方改革游戏中，自然会在“致富路上”响应党的号召，先富起来。
邓小平开始时的初衷可能不是现在这种境况。那时的宣传是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其他人富起来，也就是说，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是，任何政策的制订或改动，必须有相关的政策来配套。任何经济政策的顺利实施，必须有相关的政治制度作保障。政治改革必须与经济改革同步，有时还必须超前于经济改革。
发财皆公仆，富豪无白丁
计划经济是权力经济，而“市场经济是公正经济”（秦晖《天平集》11页）。没有公正，就不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就不会有公正；而有效的监督机制必须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和国人公正意识、道德水准的提高。孔子的牛车可以与骡马配套，但如果想再快一点，换上汽油发动机，就必须改进整个车子，并且还要先修好路。
改革至今，国人生存状况逐年恶化。在生活水平方面，不管什 原因使然，比毛泽东时代确实提高了很多，毕竟大多数人能吃饱饭了。但“端起碗来吃肉（饭也，国人还远没有奢侈到这种程度），放下碗来骂娘”是有原因的。随着官僚向人民“改革”的逐步深入，“公仆”们搜刮国人血汗心情的逐步迫切，国人上学、医疗、住房费用大幅度提高，失业人数大规模上升，就业日益艰难，生活越来越难以维持。从前，上学、医疗、住房等费用低，虽然生活艰难，但还能勉强活下去。但随着“公仆”们对“主人”各种利益贪婪的剥夺，现在虽然大部份人“肉”（饭）能勉强吃饱，但活不下去了。原来对改革抱有很大希望的国人，在乱哄哄20多年后睁眼一看，发财皆公仆，富豪无白丁，这才明白，原来所谓改革，就是把国人的公共积累改给官僚富豪，并且还要给其做奴隶受其盘剥欺凌不得喊冤叫屈。对政治历来淡漠的国人，逐步被逼到了非关心政治不可的地步。
改革以来，各级官员从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个人受贿、索贿，逐步发展到伙同亲朋好友席卷全国的瓜分国有资产的制度性腐败运动。圈外人士也削尖了脑袋拼命拉关系。一时间，“十亿人民八亿商”，都力争踏上这趟化公为私的致富快车分得一杯羹。在中国现今文化熏陶下，制度性腐败很自然地过渡到了社会性腐败。这样，腐败与道德沦丧恶性互动，为现在和将来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埋下了仇恨的种子──祸患已经铸就，消除它恐怕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中国现在没有所谓的中产阶级。中国的阶级，只有吃人的官僚和其帮凶组成的官僚富商阶级，和被其任意宰割的奴隶阶级。如果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称之为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也是典型“中国特色”的。这个中产阶级的非官僚成分，几乎无一不与官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有的是“一家两制”的官僚家庭成员或亲属，有的是官僚的亲朋好友。他们是与官僚合伙瓜分国有资产的合伙人。他们与官僚的区别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分工不同而已。本应是对民主最向往的中产阶级，也就成了最反对民主制度、最拥护现行制度、对“社会稳定”最向往的群体了。
这样，中国人在对国家将来走向的期盼上，出现了戏剧性的分野。原来被称为资产阶级、现在被称为“中产阶级”的这部份人，成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最坚定的拥护者──因为只有在这种体制下，他们才能维持其政治上的特权，确保其经济“利润”的高速增长；一直被称为无产阶级、国家主人，实则奴隶的绝大多数国人，渴望变制，渴望社会公正，反而成了“社会稳定”最大的隐患。“公仆”不允许他们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组织。他们只能受其压榨、欺凌。他们想的是怎样活下去，怎样把被剥夺的利益夺回来，实现社会的平等。他们对民主制度的要求还是模糊的，至少现在还不是第一位的。一贯鼓吹民主、要以民主救中国的异议人士，一直被中共所封杀。他们没有与民众沟通、交流的管道。本应是社会变革柱石的这部份政治势力，只能在民运圈内及海外谈民主，没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可能导致社会大动荡
在这场改革中，绝大多数没有资格腐败一下的国人，不但生存状态没有提高，反而丧失了原有的利益。他们骂邓小平改革的有之，赞毛泽东时代者有之，欲杀尽贪官、奸商二次土改者有之。在现在中共管控一切舆论媒体的情况下，百姓不相信中共宣传，其他政治势力又缺乏与百姓沟通交流的管道。中国在改革之初的十字路口，因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同步而误入歧途，导致今天这种局面。今天，面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更为险恶的十字路口，我们又面临着国民政治素质与国家变制需要之间的第二个不同步。在大陆，今天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形势下，中国的前途命运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从毛泽东的斗争哲学，成为中国人的生存哲学以至今日，道德在一天天沦丧，仇恨在一天天积聚。社会公德堕落到今天地步，如果维持“稳定”的严刑峻法制度一旦崩溃，局势必然失控。这股仇恨的洪流，在荡涤邪恶的同时、还会冲毁什 呢？
今天大陆中国，腐败充斥社会的方方面面，道德沦丧民不聊生，各种矛盾积累已达到极限，任何一个偶发事件都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大动荡。值此危难之秋，中共仍旧不思悔改，不但不积极平息民怨改邪归正以赎其罪，反而变本加厉地打压异议人士，抓捕示威游行的工人、农民，迫害法轮功学员，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丑恶姿态，大有与人民对抗到底之势。
变制之道：解决中国的公正性
中共换届在即，如若下一届中共领导人能顺天应变，与国人一道改除积弊、重建家国，避免出现社会大动荡，顺利完成国家转轨，则是民族之福、人民之幸。中共也将因此功德无量之事功，免坠万劫不复之境地。但此仅是梦想而已。从中共成立以至今日，人民一直对它抱有幻想。尤其是邓小平改革以来，人们翘首期盼变制，甚至不惜对他们的做法进行一厢情愿、自我欺骗式的解释，结果得到的却是每下愈况的境遇和失望。即使中共近期有变制革新、洗心革面的诚意，国人能否原谅其罄竹难书的作为与之配合，则又在变数之中。即使一部份中共成员确想改革体制，但中共官僚已演变成官僚资产阶级，这部份人不可能主动放弃其既得利益，更怕变制会导致人民的“秋后算帐”，他们会竭力阻碍中共党内或党外民主进程的拓展。他们甚至会不惜鱼死网破，死硬到底。这部份人的能量即使将来也不可低估。
中共严密的言论封锁，使其他政治势力没有与国人沟通的管道。即使中共批准的报刊、杂志，也不时遭到封杀或对其主要编辑人员撤职、逮捕、判刑。这样，中共之外的政治势力，对当前的局势无能为力，只能静观其变。中国将来的改革，不管是水到渠成的和平演变，还是洪水滔天的重整河山，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的道德价值体系，是其必经之路。而如何解决中国的公正问题，则是其先决条件。
我们已经失去了前苏联、东欧国家改革时的起点平等时机。因为，我们的公共积累已被官僚们用“中国特色的改革”瓜分殆尽。在此前提下，我国的变制将困难重重。当前没有全民参与的改革，必然导致官僚们“私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对国有资产和百姓财富进行疯狂的瓜分掠夺。没有起点的公平，社会公正就无从谈起；没有社会公正，就建构不出合理的道德价值体系；没有合理的道德价值体系，就很难建立起以公正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就建构不出真正保障人权、使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民主制度。
从做人做起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的问题，历来复杂得多。现在，我们不得不先从做人做起，建构起做人的规范，先把自己从野兽进化成人；不得不再回过头来，抛掉我们“中国特色”、“中国国情”之类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得不重新审视这20年曾经自鸣得意的改革，回过头来向曾经对其冷嘲热讽的俄罗斯、东欧学习。废除这些把人民排除在外的改革，代之以全民参与的变制运动，对起点的平等做清算、补偿。我们不妨借鉴一下外国的先进做法，把韩国金泳三先生的“浚源运动”、捷克哈维尔先生的“阳光法”搬过来，配之以合理的制度政策，解决好中国的问题，也并不是难于上青天的事。（2001.7.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