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與蔣介石攝於1926年。（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汪精衛曾經是國民黨左派的代表人物，跟共產黨走得很近。但是，到了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卻突然與中共決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汪精衛與中共合作的三原因
從1924年孫中山主導國共合作以來，一直到1927年6月初，汪精衛與中共保持著合作關係。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受孫中山影響。
孫中山自從決裂清廷走上革命道路後，飽受挫折。
1917年蘇俄十月政變後，列寧為擺脫在國際上孤立無援的局面，建立共產國際，到各國尋找代理人，並向各國輸出革命。1921年在蘇俄操控下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就是蘇俄在中國的代理人。
當時中共太過弱小，蘇俄便在中國尋找其他同盟者，並借這個同盟者壯大中共。蘇俄找來找去，發現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可資利用。1919～1923年，蘇俄多次派代表與孫中山商談。
蘇俄一方面宣告廢除沙俄與清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另一方面表示願意出錢、出槍、出人，幫助孫中山搞「國民革命」。這兩點對孫中山的誘惑很大。
在蘇俄代表反覆「公關」下，孫中山決定實行「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聯俄，就是在接受蘇俄金錢、槍炮、物質援助的同時，接受蘇俄顧問鮑羅廷、加倫等幫助改組國民黨，建立國民黨的軍隊。容共，就是容許中共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並在國民黨的黨政軍系統任職。
1924年1月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國共合作的開端。但僅過了一年多，1925年3月12日，孫中山就去世了。
汪精衛與孫中山的關係不一般。國民黨一大時，孫中山曾說：「真正跟我來革命的，如汪精衛先生一樣的人不出二十個。」
汪精衛在國民黨一大上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當選中央執委，出任中央宣傳部長。後隨孫中山到北京，是孫中山遺囑的起草人。
孫中山去世後，汪精衛成為孫的接班人，任國民黨中央主席，對於孫的「三大政策」，他自然不會輕言改變。
第二，得到史達林支持。
史達林主要是通過共產國際派駐在孫中山身邊的代表操控孫在廣州設立的「大元帥府」。
1925年7月1日，大元帥府改稱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又稱廣州國民政府，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兼軍委主席。
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後來回憶說：「（共產國際）其利用國民黨與消滅國民黨是有嚴格計劃的，計劃的第一步，便是要在國民黨中，找到具有相當資望而又『夙無主張，夸夫死權』的人，作為他們唯一的工具······當時鮑（羅廷）、加（倫）兩人擬議的共有三人，便是兄弟和汪精衛、戴季陶，他們詳加考慮後，便各自下一個考語，以定取捨，對兄弟的考語是『難相與』，對戴季陶的考語是『拿不定』，對汪精衛的考語是『有野心，可利用』。經此一番評定後，汪精衛被選中了。」
1926春至1927年初，汪精衛出國養病。據林思雲的《真實的汪精衛》一文講：「汪精衛於1927年2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在汪精衛途徑莫斯科時，史達林專門接見了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史達林希望汪精衛回國後重用陳公博等左派人士，囑咐汪精衛說服蔣介石不要趕鮑羅廷回國。」
汪精衛回國途中，1927年3月10日，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武漢開幕。會議作出如下決議：（1）撤消政治委員會主席，改為七人主席團集體領導，選舉汪為主席；（2）撤消國民政府主席，以五人為常務委員，汪是五人之一；（3）撤消軍事委員會主席，設數人組成主席團，汪為主席。
這些都是史達林的代表鮑羅廷一手操辦的。
第三，他的一些理念與共產黨相合。
汪精衛是較早意識到中國反帝革命成功要依靠一場「世界革命」才能實現。這是他起草的「總理遺囑」中「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這句話的由來。他還對蘇俄「以黨領政」、「以黨領軍」極表贊同，認為這是終結國內軍閥割據的最好辦法。他還對共產黨宣傳群眾的做法很欣賞。
毛澤東和汪精衛。（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親中共的汪精衛最終怎麼也反中共了？
主要原因有四：
第一，國民黨反共陣線不斷擴大。
中共自1921年建立後，經費是蘇共提供的，領導人的任免，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該幹什麼，不該幹什麼，全都是共產國際說了算，更確切地說，是史達林說了算。
史達林對中共的一切指示，都以維護蘇共、蘇聯的利益為轉移。
根據史達林的指示，1924年國民黨一大後，中共在國民黨的黨政軍系統內部不斷擴張勢力，在國民黨內秘密發展中共黨員，在國民黨內占據越來越多領導職位，利用國民黨的名號在工人農民中採取許多激進做法等，使許多國民黨人感受到威脅。
1926年底召開的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會議向中共提出更激進的鬥爭任務：「中共應竭盡全力爭取最終實現過渡到非資本主義發展軌道的這種革命」，即爭取建立「無產階級、農民和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主義專政」和「向非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發展的過渡時期的反帝革命政府」。
為了吸引農民參加革命，應支持其奪取農村政權，減少地租及捐稅負擔，沒收軍閥、地主、土豪、買辦以及寺廟、教堂的土地收歸國有等。
1926年7月蔣介石領導的北伐戰爭開始後，中共根據共產國際指示號召工農，在北伐軍經過的城鄉，針對地主、鄉紳、外國人，搞了許多過激行動，包括濫殺、搶劫、強姦等，引發更多國民黨人的強烈反感。
國民黨元老中，最早站出來反對中共的，是以章太炎等為代表的老同盟會員，其次是以林森等為代表的「西山會會議派」，再次是以蔡元培等為代表的監察委員，再之後，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軍隊實力派。
當時，史達林要求中共對蔣介石要「像擠檸檬汁那樣，擠乾以後再把它扔掉」。
但是，沒等這樣的事發生，蔣介石先下手了，1927年4月12日，發起「清黨運動」，將所有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全部清理出去。同年4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
隨著「4.12」事變的發生和南京國民政府的建立，國民革命軍占領的廣東、福建、廣西、安徽、浙江、江蘇，以及公開歸附國民黨的西南諸省，先後都站到蔣介石一邊。
第二，北洋政府反共行動影響巨大。
1927年的中國出現三個政府：張作霖主導的北京政府；蔣介石主導的南京政府；汪精衛主導的武漢政府。
1927年4月6日，北京政府突襲蘇聯駐華大使館，抓捕中共創始人李大釗等80多人，截獲一大批秘密文件、槍枝彈藥、旗幟印信等。
軍警共查獲七卡車文件檔案，裡面有大量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各派別的聯繫證據和指令。後張作霖找人翻譯編成《蘇聯陰謀文證彙編》，主要有「軍事秘密之偵探」和「蘇俄在華所用經費」兩項。
其中有：照譯1927年1月30日軍事會議案筆錄，照譯蘇俄利用馮玉祥計劃文報告，照譯1927年3月13日軍事會議案筆錄；北京蘇聯大使館會計處致廣東軍事顧問加倫函等。
4月28日，李大釗等20人被絞死在西交民巷京師看守所內。
李大釗死後，張作霖將部分在蘇聯使館搜查到的文件公開展覽，並請中外人士參觀，將蘇共企圖顛覆中國政府的陰謀大曝光，在國內外引起轟動。
張作霖此舉對汪精衛最後走向反共無疑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第三，武漢政府情勢危急。
隨著北伐軍的節節勝利，1926年11月11日，廣州國民政府北遷武漢，又稱武漢政府。
1927年3月，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等的操控下，在武漢的國民黨左派，加上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在漢口召開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會議選出的80名執委、監委、候補委員中，中共黨員占1/3，親共左派占1/3，國民黨中央黨部各部部長及其秘書，中共黨員占一半以上。
至此，武漢國民政府已由蘇聯顧問與共產黨勢力全權把持。
隨後，鮑羅廷在武漢成立「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與國民政府委員臨時聯席會議」，決議「迎汪復職，以與蔣分權」。在鮑羅廷的主導下，武漢政府剝奪了蔣介石的黨政軍大權，迫使蔣介石走上與共產黨決裂之路。
蔣介石發動4.12清黨和建立南京政府後，國民黨內各種勢力逐漸集合在蔣的旗幟下。汪精衛領導的武漢政府，實際有效控制區域，只剩下湖北和湖南兩省。
1927年5月17日，湖北的夏鬥寅響應南京政府號召，發動兵變，通電聲討武漢國民政府，從宜昌發兵攻打武漢，前衛部隊逼近武昌。
1927年5月21日，湖南的許克祥發動兵變，包圍、封鎖20多處中共機關，解除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武裝，釋放所有在押地主，宣布擁護南京國民政府。
湖南的大部分地區和湖北的一部分地區脫離武漢政府。1927年6月22日，武漢政府唯一還可以寄予期望的馮玉祥，公開轉向蔣介石。
汪精衛主掌的武漢政府陷入四面楚歌，岌岌可危。
第四，蘇共的「五月指示」令他猛醒。
1927年6月1日，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羅易約見汪精衛。羅易認為汪精衛政治上是親共的，為了表示對汪的特別信任，他將蘇共發給中共的「五月指示」告訴了汪精衛。
從汪精衛後來的複述看，該指示主要內容有四：
一是搞土地改革，沒收地主土地，但不沒收軍官和士兵的土地，以免激起兵變；二是改造國民黨中央，在執委會中增加農工領袖；三是武裝兩萬中共黨員、五萬工農群眾；四是要求國民黨左派領袖組織革命法庭，審查反共軍官。
汪精衛得知「五月指示」後，冷汗直冒：原來蘇共要求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是為了從內部顛覆、掌控國民黨，最後取代國民黨！
蘇共的「五月指示」，像一記重錘，終於敲醒了汪精衛。
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召開緊急會議，通過「統一本黨政策案」：一、凡列名國民黨員，在各級黨部、各級政府和國民革命軍中任職的中共黨員，應自即日起脫離共產黨，否則一律停止職務。二、中共黨員不得以國民黨名義做共產黨的工作。三、國民黨黨員未經中央許可，不得加入他黨，違反者以叛黨論。
至此，國共兩黨黨內合作劃上句號。
結語
在國民黨內部各種勢力中，汪精衛是最後與中共決裂的。
從1924年開始，國民黨內就不斷有人對汪精衛容共進行警告、勸誡、反對。特別是1927年他從國外回到上海後，蔣介石曾苦口婆心勸他清除共產黨，他不聽。
結果是，原來擁護他的國民黨人，一批接一批，都跑到蔣介石一邊去了。他漸成孤家寡人，但他還沒有醒。直到羅易給他看了蘇共的「五月指示」後，他才如夢方醒。
完全可以說，是共產黨一步一步把汪精衛逼上與之決裂之路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