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前往香港的標誌（圖片來源：Cheng Xin/Getty Images）
在八九十年代，香港能找到的傳統漢字書，大多來自臺灣。在香港的公共圖書館裡大部分都是臺灣書，所以雖然我是香港人，小時候卻一直都是看臺灣書長大的，從小牛頓，漢聲出版社的系列，第三波雜誌，軟體世界，全球防衛雜誌，我全部都有在看，在大家還是寫信的時代還曾經有過臺灣的筆友，是個桃園叫作「戴明仁」的，大概現在也是中年人了吧。
後來開始學寫程式了，主要也是在圖書館借臺灣的書來學習的。其中我借了一本書叫作「小朋友學電腦」，就是一個教小學生寫程式的書，都是一些教你寫些會放音樂，小遊戲之類的小程式，我就依著上面的程式碼輸入去執行。然後播出來的音樂是什麼呢？是「哥哥爸爸真偉大，只要我長大」，還有歌詞，我小時候對這很好奇，因為什麼哥哥爸爸去當兵保家衛國這個概念在香港根本不存在，而這竟然是兒歌，一個會將軍事題材放在兒歌的地方難道是軍國主義國家嗎？
另一次讓我感到有趣是有一本地圖集，中國的部分大大的寫著「中華民國，人口十二億人，首都在南京」，然後蒙古不存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也是不存在的。就算我是小學生都知道剛剛發生了六四事件的那個地方不是什麼中華民國。
所以閱讀臺灣書對我來說有一種額外的趣味，因為當年的臺灣讀物，總是不經不覺的透露出一種別的地方沒有的軍事內容，我看日本歐洲美國的東西，很少會像臺灣一樣，總是在你以為無關的地方看到當兵或保家衛國的事情。後來我成長了，接觸的臺灣東西就更多，我中學時學水墨畫的老師是國民黨的老兵，有看各種軍教片，有看李鵬欽的「狗臉的歲月」，以及每期都看全球防衛雜誌，也知道江國慶的事情，所以雖然我少年時沒去過臺灣，但總有一天我要去看看。
你可以看到，我那時候看到的臺灣，其實就是最為「正藍」的版本。也就是從蔣經國到李登輝時代的那個臺灣，雖然我沒在當時的臺灣生活過，也能夠感受到當年的敘事以及氣氛，那時候的臺灣也很有魅力，只是與今天有一種很微妙的不同，要怎樣形容呢？那時候的臺灣的出版物總是給人比較剛性的感覺，不像今天那麼柔和，我印象中的臺灣人，一種是像陳松勇愛扮演的那種老粗，另一種則是以溫良恭斂的態度，平淡地說著像當兵，戰爭，死刑之類的東西。
後來網路興起，使我可以廉價的實現這個願望，雖然沒有錢去臺灣，只是有了網路後，終於可以看臺灣的網站以及交臺灣的朋友。其實一開始時，香港連線臺灣是非常慢的，因為當年還未有連上海底光纖，香港去臺灣的網路交通，得先繞過美國，因此你需要很有耐性。但那時候的人上網也比現在的人有耐性，畢竟等一兩個小時，都比起以前用郵件交筆友快很多，我們都是郵件時代的人，有著那時代的耐性。
那時候的認識的都是一些剛當過兵的臺灣朋友，或者退役不久後的臺灣朋友，甚至直接在九六年台海危機的時候當外島兵的。當跟他們談事情時，總是能夠聽到他們談當兵的各種辛苦，被人欺負的不公，軍隊是個多爛的地方，但是同時也為自己那時候為保家衛國付出這件事感到自豪，這是無分藍綠的，那時候的臺灣人對於保衛自己的家鄉這件事，是沒有陣營之分的一致共識。
那時我只有一種感覺，就是香港人也能如此就好了，那時候香港在吵的是167萬新移民會怎樣壓垮香港的公共資源的事情，我在想連優先保衛自己本地人的權益這件事，都可以有爭議嗎？我想有些事情應該是不分陣營的，例如保衛自己故鄉這件事，該有爭議嗎？一個覺得自己滅亡也沒關係的想法，應該是主流的政治陣營嗎？可是香港兩邊的選擇是這樣的，一方面是服從北京的建制派，我很難對他們有好感；可是另一邊的陣營主張的是百幾萬新移民居港權，明知這一定會嚴重衝擊底層生活，就算我再討厭建制派，也沒有辦法同意這種主張。
所以我那時候是羨慕臺灣人的，不是因為民主制度，而是因為當時的對立陣營，在一些節骨眼上還是一致的。而臺灣的大部分人，當時也是認為無論臺灣怎變都好，臺灣都應該好好保衛自己，有足夠的實力以及保衛自己的決心，才可以免於戰爭，以及讓大家能夠好好的活下去。這些明智而一致的立場，這既能夠保障臺灣人不用犧牲，事實上也間接救了必須登島作戰的敵軍，以及任何被波及的平民，這是我小時候看的臺灣書教的觀念。
陣營之間有些事情可能是對立的，例如社會福利，例如發展什麼產業，例如對人權與環保的看法，是否擁核，這些事情有分歧，所以社會該有不同的陣營。但是有些事情是無分陣營的，例如保家衛國，例如以自身族群的利益出發，例如不要湧入超越資源負擔的移民量，這些事情在我認識的朋友中也是共識，那時候的人不會因為總統換了陳水扁，就說自己不保衛這裡。總統會變，議會會換人，但故鄉是不會換的。
但那個時代開始流行「普世價值」，普世價值說得白一點，就是要提倡一些能通用於全人類的正確，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不要歧視之類，這些都是大道理，怎可能不對呢？當年支持香港湧入新移民的正是這種普世價值的盛行，既然人人平等，那麼新移民也該有與本地人相同的權利不是嗎？如果差別待遇不是歧視嗎？甚至當年還提倡能夠移民一年就能夠得到援助金之類。
那時候我在當教師，我接觸很多孩子，理解到他們的處境後。卻對於普世價值越來越多的質疑，比方說，有孩子告訴我，他不想留在香港，他想要回大陸，在香港他要住狹窄的地方，而在大陸他家族有房子，有很大的地方可以住生活也較好，也能夠與小時候的朋友一起成長。光是這個情況就涉及很多個問題，在大陸有房子的，是需要香港公屋的窮人嗎？因為特區護照比較好用，所以反而讓本來過得好的孩子被迫接受較差的生活嗎？而同時也有因為輪候的隊太長，而無法上公屋被迫住惡劣環境的本地孩子，那豈不是兩邊都是受害者嗎？
如果他當初不用來，他可以在大陸有美好的童年，這邊的小孩也能夠上到公屋，兩個學生都會過得好一點，只因為當年一場官司，卻變成勉強一個不想來的人來，住在想要公屋的人的公屋呢？我被這樣的疑問困擾著，即使我當時還是同情民主派的，但我充滿疑惑，這件事明顯對誰都有害。
接觸的事情越多，我就越覺得那時候接觸臺灣人那種態度才是對的，香港明顯地正走向更大的問題，而且會是在十年二十年後這些孩子長大後爆發（也就是現在），而這有部分是香港的陣營對抗中無視了本地基層的權益導致的。對於建制派來說，北京的意見最重要，對於民主派來說，普世價值最重要，本地基層的權益？對誰都不重要，一些太大的原則以及陣營的針鋒相對，使他們忽視了實際上會導致什麼結果。當然，這些人都出身良好，階級良好，住在港島南區那種遠離貧民窟的地方，他們根本就像大蕭條時期的美國總統胡佛一樣，什麼都感受不到。
所以我對香港的期望已有限，也看到香港將會惡化，便花更多的心思在臺灣的朋友上，想要更認識這個社會，事實上臺灣的朋友一開始對香港人多少不太信任與排斥，他們不少都在香港有不好的經驗，特別是出差與做生意時被香港人看不起與排斥的經驗。不過在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他們還是當我是他們的朋友，這時候臺灣人的好客熱情就出來了，我也感受到臺灣文化不少如我預期一樣，而喜出望外。
因為一開始就在書本上接觸了很多臺灣，所以我對臺灣社會的適應沒什麼困難，應該說，臺灣書說臺灣的缺點我早就知道了，比方說交通一團糟，很多事情靠關係門路，法律在某些城市很有彈性之類，我都知道，所以沒有什麼意見。要來之前就知道了，自己選擇要來的不是嗎？我初來時，高雄的空氣還是非常糟，有種塑膠的味道，愛河散發著一種異味，而臺灣這麼多年來，這些事情都是在改進的，至少現在高雄的空氣沒臭味了很多年了。
不過不久之後，香港的政治與臺灣的政治都產生了變化，經歷了那麼多年的問題，香港終於開始出現有些人相信應該優先的保障本地的權益；而臺灣這方面也倒過來說，開始出現了一些以前的人不分陣營都不認同的主張，比方說，反對保衛故鄉，弱化國防，覺得戰爭來了就移民這種事情，支持者的聲音也在不斷增加。香港人有些地方開始接近臺灣，臺灣卻有些地方變得像香港了。
這也使我很多朋友，過去曾經是某個政黨的支持者，但現在卻變成了「中間選民」，這些中間選民並不是那些左搖右擺的人，不是但丁那句「在重大道德危機時維持中立」的人，或者自命清高覺得要中立才特別高級的讀書人。反而是我以前那些「在重大事情上，不分陣營在關鍵議題上一致」的朋友們，這無分陣營。
他們受不了自己本來支持對象立場不知為何變成了無法接受，他們本來有自己支持的政黨，而且算是很老派的支持者，可是那些政黨近十年來的主流意識形態走向了一個他們不能接受的方向。比方說，有些朋友根本反對募兵制，覺得臺灣徵兵制根本不應該變化，可是當所有政黨都支持募兵制時他能支持誰呢？有些朋友認為武器預算不能砍，整軍經武才能夠維持和平，但政黨們不是砍預算就是和平主義，他們又能支持誰呢？結果我的朋友經歷了和我一樣的問題：在各大陣營當中沒有可以支持的對象。
他們支持不下去，但也不想直接投向另一邊，被迫變成了沒有陣營的「中立者」，其實他們不是中立，他們有強烈的立場，只是失去了可以支持的對象。事實上中間選民並不見得都是那群倒來倒去，動不動就「懲罰執政黨」，「總之先政權輪替換人做做看」那種隨波逐流的人，也有一群人單純是失去了自己的代表，這在我的朋友中應該是不少的，這種中立派其實是保守派。他們對於太進步的價值沒有興趣，也不是那種軟弱跪下的人，他們就單純維持了過去臺灣曾有過的保家衛國的理念與精神，即使他們不是大多數人但他們存在。
特別是他們不少都人到中年，事業有成之後，他們既沒什麼特別需要依賴政府或怪政府的，很多事情都能自己解決，至少不會叫政府給自己房子補貼公職什麼的。他們想要的是政府做好只有政府能做的事情，保障社會的安全與穩定，所以當政黨走向極端時，他們是支持不下去的。而他們不少都是醫生，律師，商人，軍人之類的專業人士，事實上也是社會的中堅。只是因為沒有太多人重視這群人的聲音，結果反而是最被忽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