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舒曼逃往西柏林（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1989年2月5日，一個陰雨濛濛的日子。在那一天的深夜，20歲的東德青年克里斯．格弗羅伊與好友克里斯蒂安悄悄地來到距離他居所不遠的柏林牆下，試圖翻越圍牆逃到西柏林。然而，他們很快被東德守軍發現了。隨之，槍聲響起，克里斯的胸部中了兩槍，他那年輕的生命戛然而止，他嚮往自由的夢想也隨之逝去。一九八九年底，柏林牆被推倒，克里斯成為了這堵惡名昭彰的圍牆下的最後一名被射殺者。
克里斯生於1968年6月21日。小學三年級時，由於體操方面的天賦，他被送到東柏林迪納摩青年體育學校學習。體校畢業後，由於拒絕選擇軍人職業，他被剝奪了上大學的權利。他想成為一名演員或飛行員的夢想，也變得遙不可及。1985年9月，他開始在柏林附近的舍訥費爾德機場餐廳當學徒工。之後，他又在多家餐廳當服務員。作為一名服務員，他的收入高於當時東德人的平均收入。服務員的工作也給他帶來很大的自由度，但他對餐飲業普遍存在的腐敗感到厭惡。他在美食學校認識的朋友克里斯蒂安．高狄恩與他有著一樣的看法。二十歲時，克里斯發現自己對現狀越來越難以忍受。他知道，如果在東德，那麼他會一直這樣下去，他永遠不會有「想住哪裡就住哪裡」的自由。1989年1月中旬，在得知他將於次年5月被徵召入伍後，他和克里斯蒂安決定逃離東德。
當他們決定試圖越過柏林牆時，他們錯誤地以為，「開槍射殺令」已經解除。開槍射殺令是東德邊防軍的一項指令，該指令允許邊防軍對非法穿越邊界的東德人予以槍擊攔截。1989年2月5日晚，兩個年輕人試圖沿著布裡茨區運河從東柏林逃到西柏林，在距離克里斯住所大約兩公里的圍牆邊，當他們爬上最後一個金屬圍欄時，被東德邊防軍發現，當時圍牆守衛英格‧亨里奇開槍打中了克里斯的胸部，克里斯當場死去。克里斯蒂安則受了重傷，於1989年5月被捕，並被判處三年監禁，罪名是「企圖非法越境」。
克里斯的離世，給他的母親卡林．格弗羅伊帶來了巨大的悲傷。兒子的死也徹底改變了她的生活，她成了東德共產極權的受害者。東德政府允許她每週去西柏林克里斯的墓地憑弔，條件是她不會向西方媒體談論這一事件。她說：我的兒子走了，我的「國家」也死了。我不能再生活在這個國家了。只有當這樣的事情發生在你身上時，你才會醒悟過來！」1989年9月，她搬到了西柏林居住。
東德雖然早已消失，但它給每一個受難者家人帶來的痛苦依然存在。
當時守衛的四名邊防衛兵因為忠於職守獲得了150東德馬克的獎金。東西德統一後，他們在柏林地區法院被起訴。其中的兩名前邊防軍人麥克．施密特和彼得．舒麥特在1992年1月被無罪釋放。主審法官西奧多．塞德爾裁定他們「沒有殺人，也不打算殺人」。安德烈．庫恩帕斯特被判處兩年監禁（緩刑）。英格‧亨里奇由於對克里斯的死亡負有直接責任，最初被判處三年半的監禁。
隨後，在2000年，兩名前德國統一社會黨的高官也因為克里斯和其他兩名年輕人的死亡而受審。2004年該案重審，兩名官員被判有罪。自1990年德國統一以來，數百名前東德邊防軍和官員因邊境開槍致使越境者死亡，而被定罪。而東德的最後一位領導人、統一社會黨總書記克倫茨也因為邊境開槍政策，在2000年被判處6年半的刑期。
2003年6月21日，在克里斯遇難14年後，在他本該慶祝自己35歲生日的當天，在布裡茨區運河岸上豎立起了一座格弗羅伊紀念碑。這座紀念碑是由柏林藝術家卡爾．比德曼設計的。此外，在國會大廈旁的白十字紀念館中，也為他立了一座十字架。
2010年8月13日，位於特雷普托和新克爾恩之間的布裡茲大街，這條克里斯和克里斯蒂安曾經夢想著通往自由的大街，也以克里斯．克弗羅伊的名字來命名，以紀念這位嚮往自由，而不幸被無情槍殺的年輕人。
1961年至1988年期間，超過10萬東德公民試圖越過邊境或柏林牆逃離。其中600多人在試圖逃跑時被東德邊防軍槍殺或因為逃亡過程中溺水、致命事故或被抓時自殺等其他原因死亡。僅在柏林牆，1961年至1989年期間，就至少有100多人在試圖翻越柏林牆時被槍殺或意外死亡；至少251人來自東西柏林的旅客在柏林檢查站檢查之前、期間或之後死亡，最小的是只有兩歲大的嬰兒。這些還不包括那些因隔離牆對個人生活的影響，因悲傷和絕望而死亡的人。
在克里斯遇難四個月後的一個凌晨，上百成千個像克里斯一樣年輕的生命在一場慘無人道的屠殺中，也永遠消失了。這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針對手無寸鐵的年輕學子們的「六四大屠殺」讓世人感到震驚和憤怒，也讓世界看清了中共的殘暴本性和暴力與謊言統治的實質。
1989年4月15日，因「資產階級自由化處理不力」而被迫辭去職務的原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突發疾病逝世，在京的大學生和民眾自發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組織悼念活動，並呼籲中共當局對胡耀邦重新評價，並在通貨膨脹、失業問題、官員貪腐、政府問責、新聞自由、民主政治與結社自由等經濟和政治議題上有所作為。隨著更多的在京高校學生和外地來京的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和全國多個城市的學生組織遊行示威，由北京學生發起的這一場全國性學生運動，迅速在全國蔓延開來。
針對這樣一場愛國學生運動，中共當局卻將其定性為陰謀推翻中共和政治制度的動亂，從而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到了5月中旬，學生發起絕食行動，促使中國各地四百多個城市陸續集結抗議，表態支持這場愛國學生運動。在5月16日至5月18日期間，超過3百萬名北京各行各業的人士共同發起示威遊行，此次遊行打破了中共建政以來北京市最大規模遊行人數的記錄。一連串遊行後，以鄧小平及李鵬為首的強硬派決定以武力強行解決示威。6月4日凌晨，坦克車強力開進天安門廣場並對滯留在廣場上的一些手無寸鐵的學生開槍，成百上千個年輕人永遠失去了生命。
時間到了十年後的1999年，同樣是在夏初，中共再次伸出黑手，對追求「真善忍」的法輪功學員進行了全面的迫害。7月20日凌晨，中共當局在全國各地綁架和拘留了大量法輪功學員。7月22日，中共發布了《取締法輪大法研究會的決定》，開始對法輪功全面鎮壓，禁止任何與法輪功有關的活動。中共用傾國之力來抹黑和誣陷法輪功，對廣大法輪功學員強制再教育，併進行大規模的拘捕、強制勞動和實施各種酷刑，以達到「滅絕、根除」法輪功群體的目的。
更令人髮指的是，中共還有組織地對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強行活摘器官，造成大量法輪功學員的非正常死亡。
加拿大前亞太國務卿、資深國會議員大衛．喬高和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對中共涉及在中國大陸活體摘取良心犯及法輪功學員器官進行了獨立調查。2006年7月他們發表了《關於指控中國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獨立調查報告》。報告認為，「對非自願的法輪功學員進行大量器官摘取」的指控「曾經發生，且至今仍然繼續存在」。
報告指出，中共，特別是包括武警在內的政法委系統、解放軍系統，大規模、系統性地活體摘取良心犯的器官，供商業性器官移植，從中謀取暴利，因此造成大量被害人的死亡，其主要對象是遭關押的法輪功修煉者，以及部分其他宗教及少數民族團體成員，例如維吾爾人、西藏人，這些良心犯被關押在監獄、「勞動教養所」等地。
曾獲《發現》雜誌2008年「科學界前十大最有影響力的科學家」稱號的美國醫學教授亞瑟．卡普蘭於2011年在《美國生物倫理學雜誌》發表論文，指責中國「按需殺人」現象，並在費城醫學院的演講中指出，在中國大陸活摘器官「為需求而殺人」普遍存在、年復一年地持續，「是器官移植界最令人髮指的罪行」，是「全人類的恥辱」。
包括美國國會、歐洲議會在內的多個國家的政府和議會對中共強摘器官予以了譴責，並出臺相關法律對參與強摘器官的個人或組織進行制裁。
2021年6月14日，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在其官網上刊登，12名聯合國獨立人權專家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他們對於在中國被拘留的法輪功修煉者與少數群體遭到活摘器官的許多指控報告，感到極度震驚。專家團指出，早在2006、2007年，聯合國人權專家就曾向中共當局提出強行活摘囚犯器官的擔憂。專家團呼籲中方迅速回應活摘器官的指控，並允許國際人權機制進行獨立監督。
那麼中共為什麼會對那些倡導「真善忍」，沒有任何政治想法，不會對中共政權有任何威脅的法輪功學員，施以如此慘無人道的黑手呢？有學者指出，法輪功學員非常善良、忍讓，是好人中的好人，這本來是中國社會最大的福分。然而，中共嫉妒法輪功學員，也害怕法輪功學員，這是由於中共的邪惡本性所決定的。中共很清楚，他們的那一套馬列邪惡思想早已經沒有人再相信了，而要讓人死心塌地地跟著他們一道幹壞事的唯一途徑，就是要讓中國人像他們一樣壞，這樣就不怕沒有人跟著他們了。這就是他們為什麼要鎮壓法輪功和打壓一些其他宗教團體的根本原因。
在針對槍殺克里斯等越境者的邊防士兵和軍官的案件審理中，辯方律師以士兵和軍官「只是遵循命令行事」為由，主張他們不應被視作犯罪。英格的辯護律師說：「這些士兵只是執行命令的人，他們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誰在這個崗位上都得這麼做……。」
而法庭則普遍認為，即便是普通士兵，也應當認識到東德的邊境法與《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存在根本衝突，故此這些法令不應視為合法，而是一種形式化的不公正，士兵們有義務違抗指揮官的命令。
主審克里斯遇難案的西奧多．塞德爾法官曾說：「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心。當法律和良心發生衝突時，良心才是最高的行為準則。法律要你殺人，但你明知逃亡者是無辜的，明知他無辜而殺他，就是有罪。身為守衛，不執行上級的命令是有罪的，但槍打不準則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權力，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
西奧多法官的話，不僅在提醒法律人，更是在提醒所有人：在看似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我們都有「把自己的良心抬高一厘米的選擇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