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學者認為復仇是刑罰的起源。（圖片來源：Adobe stock圖）
「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此仇不報非君子」，是復仇者常說的話，如果要說正式一點的，還有這麼一句：「復讎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
孔子對「復仇」的看法
孔子對復仇沒有直接評論過，但是《論語‧憲問》中有這樣一段話：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不記仇恨，反以恩德回報他人，你怎麼看？）
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以恩德回報對方的仇怨，那又要拿甚麼回報對方的恩德？應該要『以直報怨，以德報德』才是。）
甚麼是「以直報怨」？刑昺以為：「當以直道報讎怨。」也就是以公正無私、正確適當的方式處理仇人。
三種等級的復仇方式
《禮記》中的復仇方式會因血緣的遠近而有所不同。根據〈檀弓上〉記載：子夏問孔子：「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說：「隨身攜帶武器，不可以出仕，因為出仕後，就必須服從國君之命而不能輕易捨棄自己的生命。父母之仇不共戴天，一旦遇到仇家，就要立即亮出武器，為父母報仇。」
子夏又問：「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說：「至於兄弟之仇，可以出仕，但是不與仇人同國。如果身負國君之命，雖是遇到仇人了，也必須以完成君命為重，不可以趕著復仇。」
子夏再問：「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孔子說：「伯父堂兄弟的仇，不必率先行動，因為自有苦主出面，不需代勞，只要拿著武器從旁協助即可。」
由此可見，孔子根據親疏遠近的關係，將復仇分成了三個等級，即「父母之仇」、「昆弟之仇」，以及「從父昆弟之仇」，其中以父母之仇最為嚴重。
《周禮》對復仇的規範
冤冤相報，何時得了？復仇行為起源甚早，以至到春秋戰國成為一股風氣，甚至不少學者認為復仇是刑罰的起源。《周禮》基本上並不主張復仇，雖然對私人復仇採取開放的態度，但是為了穩定社會秩序，還是希望能在禮治的規範之下而有所限制，也因此而設置官吏、職司來排解仇恨。
《周禮‧地官‧調人》對復仇的規範有具體的說明：調人，是負責調解人民各種爭難的官職。是凡過失殺人者，經調解失敗後，若是殺父之仇，則令殺人者躲避到四海之外（鄭《注》：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若是殺兄弟之仇，則令殺人者躲避到千里之外；若是殺伯父堂兄弟之仇，則令殺人者避居到另一個諸侯國去。
如果殺人者不肯避仇，等同不遵從天子的命令，那麼調人就會把瑞節交付給報仇者，在復仇之後，可以憑著瑞節減免刑罰。
以上講的是「過失殺人者」，如果是「殺人而義者」，則不可對之復仇；如果是「殺人而不義者」，自有王法制裁，如果官府拘捕未得，允許報者私下復仇。
復仇和公法的對立
古代復仇行為之所以被民間輿論所接受，是因為復仇觀是建立在「孝」的倫理觀念上，尤其是血族復仇，不但是「孝」的表現，也是血親之間的義務。是以《禮記‧曲禮》寫道：「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孔穎達《疏》云：「此不共戴天者，謂孝子之心。」
後來，隨著大一統帝國的建立，國家公權力的擴張，以及法律的增訂，以牙還牙的復仇行為與法律公義便產生了衝突，造成了「私義」與「公法」的兩難。我們來看一下唐代徐元慶殺人事件。
武則天年間，徐元慶為父報仇，殺了一個官吏，然後就去自首。左拾遺陳子昂認為按照國法，殺人者死，所以徐元慶當伏誅；但若依禮經而論，父仇不共戴天，徐元慶又不當誅。最後陳子昂做了一個折中的建議，既判徐元慶死刑，又在其鄉里褒揚他為父報仇。他的建議充分體現出禮法衝突。
百年之後，柳宗元重提此案，作〈駁復讎議〉批評陳子昂。柳宗元認為「禮」與「法」的本質是相同的，目的都是為了防亂，只是方法不一。刑、賞應該要分明，怎麼能施展在同一個人身上！處死可以表彰的人，這是濫殺；表彰應當處死的人，這是錯賞，由此認為陳子昂的建議是嚴重的「黷刑壞禮」。
如果徐元慶的父親沒有犯罪，卻被官吏以私怨誅殺，而這位官吏沒被治罪，也沒被過問，上下都矇騙包庇，使喊冤者投告無門，那麼徐元慶的報仇就合乎禮義。不忘父仇是孝，不吝惜生命是義，執政官員對此應該感到慚愧，向徐元慶謝罪都來不及，又怎麼會處死他呢！
反過來說，徐元慶的父親倘若有罪，官吏依法殺了他，那麼徐父就是死於法律，而不是亡於官吏之手。那麼徐元慶的報仇就是仇視王法，侼逆犯上的行為，就要處死他，又怎麼可以表揚他呢！
在柳宗元這裡，禮與法並不衝突，禮雖然認同為父報仇，但也要看其是否合理、是否正當。
直至今日，復仇觀念在民主法治的國家幾已根絕，國家所行使的死刑，已然代替復仇者行使復仇權，法治也成為現代憲政國家在統治方式上的唯一主流；這會有甚麼缺點？春秋晉大夫叔向曾警告說：「國將亡，必多制。」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