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兩會」（圖片來源: 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3月14日訊】2025年的中國「兩會」終於在一場沙塵暴中結束了。在大會的最後一天，混合著大風、雨水、和黃沙的北京天氣，可能算是對今年兩會所做最恰當的氣氛渲染。
因為，在今年兩會會場外，可謂嚴防死守、波瀾不驚，會場內則伴隨長期政策調整的同時似乎也出現了悄悄的權力再平衡，以至於人們看到人大會議閉幕表決時中國最高領導人明顯緊張不安的身體語言；而且，更重要的，當李強總理繼續關閉會後記者會的同時，外長王毅卻空前積極地主持了兩場記者會，大會所顯示的所有國際和國內的政策調整跡象都指向了一個模糊戰略的形成。
這種情形，在歷史上，既類似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的幾年裡中共政策的調整與緩和，也類似1989年後鄧小平主導的「韜光養晦」政策，但又明顯不同，極具主動性。似乎北京方面不僅設法以這種空前的模糊戰略尋找戰略空間，又意在掩護某種明確的戰略目標。其中利害，不可不察。
1.從供給側轉向需求側
從2024年七月「二十屆三中全會」到十二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到李強在全國人大的十四屆三次會議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不難發現一個漸進的路線調整和醞釀過程。就是，從2012年以來的供給側向需求側的轉型，如李強的政府工作報告對提振內需的空前強調，並且寄希望於民企主導的所謂新質生產力。這在今年春節前後中國以Deep Seek和哪吒II的狂熱風潮為二月份的民營企業家座談會造勢可見一斑。
不僅如此，本次兩會還啟動了一系列微調性質的改革，承諾在教育、社保、醫療等領域進行配套改革，推動私企的社會責任，這也是企業家座談會上的宗旨之一，譬如在兩會召開的同時，從上而下地要求外賣平臺為騎手們強制上社保、要求大型企業停止無限制加班制度等等，讓許多人至今仍在莫名驚詫中。
特別的是，本次人大議程不見熱議的《民營經濟促進法》，卻通過了代表選舉法修正案，增加了一些擴大人大代表監督權力的技術性條款，美其名曰完善全過程民主。
因此，總體看來，本次兩會的意義在於終結了劉鶴主導的供給側路線，開始確立需求側的經濟路線。這是中共自2012年以來的重大路線調整，其影響自然是深遠的，然而，從去年的三中全會到本次兩會，這種轉型卻又是被刻意遮掩：重大的路線調整被一堆細微末節的微小政策所淹沒，似乎被有意塑造成一個模糊性戰略。
2.以模糊代替讓步
在政治上，這種刻意的模糊自然頗有深意，也為了應對路線調整後面臨的幾個現實挑戰。首先，這種刻意的模糊，譬如大會前夕就推遲可能標誌需求側轉向的宣言性立法即《民營經濟促進法》的一讀，且混雜著網信辦在會議進行中大肆渲染「我是一貫支持民營企業的」，顯然意在推卸供給側路線錯誤的責任，避開各種公開和潛在的質問。
在這一點上，今天的中共領導層可謂充分吸取了1962年「七千人大會」的教訓，以「一貫正確」取代毛氏的公開認錯和儒家體制下君王的「罪己詔」，更避免進一步的政治讓步，可謂將「兩個維護」做到了極致。不過，這種為了維護領袖權威的刻意遮掩，理論上正是中國目前模糊戰略的根源之一，甚至有別於鄧時代的「不爭論」。至少，為企業家和市場經濟辯護的任志強等一干企業家仍身陷囹圄，新近還有批評供給側路線、「妄議中央」的社科院經濟所的朱恆鵬研究員被捕，馬雲雖然現身企業家座談會卻被刻意淡化。
重要的，這種模糊戰略似乎是全方位的，從經濟到外交路線、甚至浸潤了整個意識形態，將其變得面目全非、充滿矛盾、混亂和虛無主義。某種意義上，如同需求側路線的模糊性首要在於迴避責任，這種具有官僚性質的退縮性迴避似乎正在正式變成了國家行為，以刻意模糊的方式形成了全方位的國家戰略。
最典型的，恐怕算是當李強照新例不舉行會後記者會的同時，外交部長王毅空前舉行了兩場記者會，闡述中國外交政策，顯示今年兩會對國際環境的高度重視，甚至不妨將兩會議程包括這種模糊戰略看作國際環境變化的結果。當然，他的政策說明和外交動向都同樣充滿了模糊性。
譬如，在最具爭議的俄烏戰爭立場上，過去三年中國外交採取的「表面勸和、實際策應」的立場出現了更加平衡的移動，讓外界非常困惑。中國短時間內釋放大量折衷、模糊的新信號，開始全力扮演一個中立、正義、負責任大國的角色，抓住一切機會向歐洲靠攏，爭取國際社會的最大公約數。
其中，包含一些或許不重要的洗淨變化，例如過去三年始終在俄方一側進行戰地報導的鳳凰衛視在月前第一次進入烏方陣地一側，中國國內媒體如觀察者網等也開始大幅報導烏克蘭的戰爭慘狀。對比過去三年國內媒體嚴格地一邊倒向俄羅斯的媒體傾向，只能用刻意的外交和宣傳路線調整來解釋。
3.模糊戰略的意圖
甚至，中國對企業用工時間的新規，也是在歐洲最新出臺針對中國過剩產能輸出的禁止所有強制勞動產品法案後的迅速反應。如果再對比數年前中歐之間就投資保護協議中的談判困難，就不難理解中國如何刻意地保持模糊性從而掩蓋其快速調整的機會主義。
事實上，當初圍繞勞工權利的談判障礙最終是由中國最高領導人在最後階段介入、全面接受歐方條款方得達成協議，卻在中美脫鉤升級背景下為時已晚。這種模糊戰略機會主義試圖掩護的，在基本層面上，正是這種隱秘的權力關係變化，即領袖與官僚集團之間的不穩定關係。
特別是今年兩會的路線變化所帶來的權力關係的微妙變化：李強通過需求側路線的變動獲得了相對於前任李克強無論如何勤勉卻不被信任的主動性，而這種新的君相關係的再平衡是無法敲鑼打廣而告之的。李強的低調和明智由此可見。
但是，更重要的，或許還在於所有這些模糊性戰略都是官僚集團在類似的授意下主動為掩蓋領袖真實意圖所施放的煙霧彈，猶如1962年後毛氏通過「四清運動」中展開對所謂走資派的清算、積蓄新的政治資本、掩護其「最終解決」的政治行動。而今，在李強政府工作報告中，人們同樣能讀到一個類似的韜光養晦，特別有關對統一臺灣問題的輕描淡寫、著墨甚少。
相對的，在對軍隊工作的寥寥數語中，報告突出了「政治整訓」，表明軍隊內部清洗和調整而非軍事演訓才是近期國防重點，也表明尚需時間重建政治領袖與軍隊的信任關係。然而，面臨可見的經濟衰退和預計年度GDP低增長的情形下，軍費支出卻維持7.2%的高增長，軍費總額2500億美元，超過周邊日韓總額的兩倍還多，實際軍事準備並未有任何放鬆。
這一切都顯示，無論中共統治者如何羞答答地調整對民營經濟的態度，卻不肯從政治上承認民營企業主和消費者的公民權利，無論中國如何調整中歐關係，卻不肯修正無上限的中俄關係，無論中國官方如何模糊其所有內部和外部政策、淡化對臺武統意圖，都旨在掩護其實難以掩蓋的，中國的所有努力可能都朝向一個最終解決，關係所謂民族偉大復興的既定目標。
如此，恐怕才能理解今年兩會上中國所有的路線調整都是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細細碎碎，彷彿涓滴經濟學的翻版，中國的整個統治集團內部也無人有勇氣抵抗領袖，無人提出根本性、全盤性的政治方案，無論針對經濟衰退還是針對民企和國民。結果，一切政策和路線調整都更像是一場世紀騙局的掩護，這或許是中國模糊戰略的真正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