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發動的反右運動，是一場反對人類文明的運動。（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50年多前，中共發動的反右運動，是一場反對人類文明的運動，那場運動的對象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是知識、思想和科學的載體，這場運動的結果，是消滅了20世紀上半葉中西文化孕育出來的中國幾代最優秀的知識分子。這場運動製造的嚴重後果有三個明顯的特徵，一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的全方位性；二是曠日持久性；三是可傳承的災難性（廬山會議和反右傾、文革、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都是反右的傳承）。我僅就中共用這場運動消滅知識分子這個結果談談我的見解。
中共要消滅的是知識分子的理性思想和批判社會的力量
我先引用畫家陳丹青一段演講：
「五四那一兩代人，單是模樣擺在那裡，就使今天中國的文藝家不好比。前些日子，我在三聯買到兩冊抗戰照片集，發布了陳公博、林柏生、丁墨村、諸民誼押赴公堂，負罪臨刑的照片——即便在喪盡顏面的時刻，他們一個個都還是書生文人的本色。他們丟了民族的臉，卻是照片上沒有丟書生相貌的臉。我斗膽以畫家的立場對自己說：不論有罪無罪，一個人的相貌是無辜的。我們可能有資格看不起漢奸，卻不見得有資格看不起他們的樣子。其中還有一幅珍貴的照片，就是被押赴法庭的周作人。他穿件乾淨的長衫，瘦得一點點小，可是那樣的置之度外、斯文通脫。你會說那種神色態度是強作鎮定，裝出來的，好的，咱們請今天哪位被雙規被審判的大人物鏡頭前面裝裝看，看能裝得出那樣的斯文從容麼？」
我這是第一次看見周作人這幅照片，一看之下，真是嘆他們周家人氣質非凡。
到了1979年，文革後第一次文代會召開，報紙上許多久違的老臉出現了：胡風、聶甘弩、丁玲、肖軍……一個個都是劫後餘生。我看見什麼呢？看見他們的模樣無一例外地坍塌了，被扭曲了。忍心說句不敬的話，一個人模樣給弄成那樣子，還不如長得醜陋，猶不如法庭刑場上的漢奸們，至少保留了相貌上那點最後的尊嚴。這批代表索性不是著名文藝家，倒也罷了，現在你看看，長期的侮辱已經和他們的模樣長在一起了。所以再忍心說句不敬的話：他們帶著自己受盡侮辱的面相，還居然去參加文代會，本身就是再次確認侮辱。那樣的會議，魯迅會去嗎？
用今天的話評論陳丹青先生，應該稱他是魯迅先生最狂熱的粉絲，他獨獨尊稱魯迅為「大先生」，他認為魯迅若活著，是不會去參加79年中共的文代會的。陳先生依據的是從來沒有接受過共產黨改造的魯迅的品德和風骨。直到2001年因周海嬰公之於眾，我們才知道，1957年7月7日中共在上海與38名文化界人士座談，翻譯家羅稷南向毛澤東提問：「如果魯迅在世，他今天會怎麼樣？」毛回答：「要麼在監獄裡繼續說，要麼識大體，不作聲。」1957年的中共對魯迅都要封口，何況對其他人呢？
陳丹青用畫家目光審視的不僅是毛政權之下坍塌了、扭曲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相貌，也是他們坍塌了、扭曲了的靈魂。中共42年在延安搞「搶救運動」、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一次對知識分子殘酷的迫害和改造，是42年整風的直接結果，是他建立毛氏王朝，搞獨裁專制的開始。而57年的反右，規模和手段都是42年不能比的，這場運動從社會屬性上講就是要打垮和消滅中國的知識分子，消滅他們獨立的思想，自主的人格和批判社會的力量，社會屬性不再有了，知識分子也就不存在了。毛因此才能自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
作為右派的主體，是這樣幾部分人：
一、以「章羅聯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和工商界的頭面人物，儲安平為代表的自由知識分子，是中國具有現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理念的大知識分子，他們針對中共建立的一黨專制的政治體制提出批評，並提出多黨制架構的設計。
二、以劉賓雁、戴煌為代表的一大批全國各地新聞出版界的黨內知識分子。他們最瞭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領域積累的大量的嚴峻問題，他們直接給中共和中央寫信，喊出人民的疾苦，批評黨的幹部的特權。
三、以林希翎和北大519運動為代表的青年學生，他們接受蘇共20大和波匈事件的影響，激烈地提出民主和自由的要求。
四、以馮雪峰、丁玲、艾青、吳祖光、鍾惦棐、肖軍為代表的文藝界領導和著名文藝家，他們的知名度高，就黨對文藝的領導，對文藝作品的封殺和黨內宗派主義提出批評。
五、教育界、科技界著名教授、科學家，他們學貫中西，就教育、科學和經濟建設違反常識、違反規律提出意見。最經典的是黃萬里反對三門峽工程。
以上五部分人都是當時和未來中國的精英人物，摧毀他們，就是摧毀中國。從此中國再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黨派，中共內部和各行各業開始逆向選擇，正所謂「表揚了指鹿為馬的，提拔了溜鬚拍馬的」。作為知識分子的群體徒具有學歷的標籤，而喪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會的功能。
中共摧毀知識分子的4種方法
「士可殺不可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與普世價值的尊嚴、理性、自主有一致性，中共反右就是從摧毀中國這一文化傳統入手，從而摧毀了全社會知識分子的靈魂。毛把整風中敢於或者被迫講了真話的知識分子，統統加了「右派」這頂政治帽子，是文革搞階級鬥爭為綱的預演。我就從「右派」這頂帽子談起。
1、「右派」帽子，相當猶太人身上的黃星。
中共為了建立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黨專制，建國之後，在連續的政治運動中，已經人為製造出「地、富、反、壞」階級和階層，另外還有「胡風分子」、「高饒分子」。上文歸納的右派主體的五類人，按照思想的光譜，基本與右不沾邊，有的甚至是地地道道的左派，但是中共統統給他們加了一頂「右派」帽子，在當時因東歐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成功，左的思潮正在世界範圍湧動，中國更是高唱馬雅可夫斯基的《向左進行曲》「向左！向左！向左！」在這樣的政治氛圍內，無疑是置「右派」於死地。中共在中國處於一言九鼎的地位，他拋出的帽子，相當法律裁決，輕而易舉就把一、二百萬人和家屬，一個大到上千萬人的群體續在「地、富、反、壞」的後邊，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對象，被剝奪公民權。
2、所有右派必須作「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公開檢查，也就是公開認罪。同時要表態「脫胎換骨，重新做人，老老實實接受改造。」這是向中共具結畫押。這是中共剝奪知識分子尊嚴最厲害的一手，尊嚴沒有了，靈魂也就破碎了。
中共根據右派的職務高低，給右派也定了6個級別，一類最大，六類最小。1980年，為了準備國慶稿，我去採訪冰心的丈夫社會學家吳文藻先生，這次採訪成為我終生難忘的一次採訪，就因為吳先生講的一句話：「我是第五類右派，是性質最輕的。」按照吳先生的級別至少是二類，定為五類明顯是優待。講到右派經歷，吳先生忍不住流下淚水，但是他對被劃為五類，是心存感激的。每當我想到毛氏運動對人性、對人的尊嚴的剝奪，我總會想起吳先生的這句話。
中共正是根據每個人認罪的態度，又給右派定了五種處理方法。把最嚴重的送監獄，甚至被判死刑。次之送北大荒、夾邊溝全國幾十個右派改造基地，無異於肉體消滅的集中營，右派在改造基地承擔了中共搞大躍進的嚴重後果，成千成千被活活餓死，已經越來越多見於史書，這是作為右派的知識分子以他們九死一生的經歷成為史家，對中國歷史的一個貢獻。還有的被開除公職，下放工廠、農村接受改造。最輕的在原單位降職、降薪，拿20幾元的生活費接受改造。
拒不檢查的右派是極少數，其中一個是鄧小平拒不改正的中央統戰部管理的5個大右派之一彭文應，這是今天我們應該永遠記住的名字。彭文應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碩士，是共產黨真誠的朋友，資助過周恩來和多名共產黨人，因為參加共產黨的活動，1949年5月初，陳毅率人民解放軍進逼上海，上海警備區司令湯恩伯下達密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應。」1957年，身為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員的彭文應，他在受到批判時，不僅就每一件具體事情與成百上千的圍攻者據理爭辯，固持事實和己見，而且在上海市二屆二次人代會上公布了一篇發言稿，對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所追求與堅持的社會責任作了總結和闡述。拒寫檢查。彭文應為他的「態度惡劣」付出了沈重代價。他的職務被撤銷，沒有了工資，六個孩子加上老人，一家人頓失生計。妻子急得舊病復發死去，次子自殺身亡。組織上來人告訴他，「只要寫個檢討認錯，甚麼問題都可以解決。」可是他堅決不寫。他說：「想用不給吃飯來逼我承認，是絕對辦不到的！」子女們跪著哭求他：「家裡沒有飯吃了，你就承認了吧……」然而他就是不寫。他對一同落難，奉命說服他認罪的王造時解釋說，他的經濟和家庭的確越來越困難，但是不應該從個人利害得失來對待政治上的是非問題，這是兩個性質完全不同的問題。直到一九六二年，他的生命最後一年，還給中央上「萬言書」，呼籲「在全國範圍內結束反右鬥爭，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
1978年，全國的「右派」幾乎全都被宣布為「錯劃」而獲得改正，而彭文應卻被「升級」，與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陳仁炳並列，成為不予改正的五大右派。當年的「反右前臺指揮」鄧小平，報復的就是彭文應不認罪的態度。
王怡先生最近為我們提供了一名被稱為中國的巴弗（聖經中的一個聖徒）的基督徒右派吳維尊。
1987年5月28日，吳維尊被監獄哄騙出獄，寫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監日呈文》，聲稱1981年的減刑裁定是謊言，將他的「毫不悔改」說成「確已悔改」。文中說：「從今天出到監獄牆外之日起，進一步採取下列兩個方面的行動：一個方面，不使用釋放證去辦理釋放後的任何手續，不回天津或進而回南方與親友團聚，不享受從這張錯誤裁定書得來的自由和權利，不離開監獄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單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為一個留廠職工的工作）。」從此吳維尊在監獄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個監獄外的服刑人員。直到死。他以如此決絕的方式表示自己的不屈服。
右派分子最後的尊嚴，隨著這些人生命的結束而消失。更多的人隨著被摘帽，78年被改正，向黨表示感恩戴德。
3、對右派實行「全民共討之，全國共伐之」。反右是中共實行大民主的試驗，是文革的先聲，是讓中國人集體喪失人性的大動亂。
全國的人，包括右派家屬子女，親朋好友對待右派，沒有權利保持沉默，沒有權利不對右派下手，人人要口誅筆伐，揭發檢舉，人人必須學會撒謊，製造謠言，必須學會大義滅親、上綱上線。使得右派處於眾叛親離，人人喊打，無地自容的境地。很多右派不甘受辱，或畏懼受辱而自殺身亡。很多人只因同情右派，為右派講話，自己也被打成右派。
《光明日報》一位老記者，是我的大學長，他當年被定為中右，他說，當時一聽到班上一個左派的聲音，心裡就不停地哆嗦。
被稱為「中國知識分子唯一」的顧準的家庭變故，是頗具典型性的實例。讀了朱學勤先生對顧準六弟陳敏之的採訪《遲到的理解》，我流下了辛酸的淚水。顧準是57年、65年兩次被戴上右派帽子的人，境遇就更悲慘。我摘一些內容給大家：「1966年，顧準被迫與妻子離婚，搬離家庭。次年回去取書籍衣物，久喚門不開，後來還是鄰居幫助他把東西搬下了樓。不久，又被迫簽具了斷絕父子、父女關係的聲明。從此，顧準蟄居中科院一斗室，以冷饅頭度日，再也沒有邁進過家門。」
「顧準又是個孝子。從幾個弟妹的童年時代起，顧準即肩負起全部家庭生活的重擔，幾十年來一直和母親生活在一起，可以說相依為命。1965年，顧準處境惡化，不得不將母親遷至太原三妹處。1966年，母親隨三妹一家遷來北京，住處與顧準相去不遠。終因形勢所迫，咫尺天涯，母子始終未能見面。不能見面的原因並不複雜。顧準妹夫當時正任部級官員，為避免對他有所影響，顧準和母親只能迴避。1972年前後，母親曾提出想見見顧準，年底，陳敏之赴京，也曾設想安排母子見面，亦未如願。離京前，陳敏之與其妹只能達成這樣的協議：將來母親病危進醫院，立即通知顧準，讓母子在醫院見面。1974年11月初，顧準咯血不止，先於母親住進了醫院。11月16日，經濟所黨內外群眾經過討論，一致同意給顧準摘除右派帽子。通知抵達病床，顧準的生命只剩下十七天了。」顧準走在了母親前面，母子相見，終成泡影。
「1982年前後，顧準子女獲悉六叔陳敏之處保存有一份父親的通信筆記，向他索要去傳閱。這份筆記就是後來陳敏之整理出版的《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1984年2月，大女兒寄來了一份『讀者附記』。」附記說：「我逐年追蹤著父親一生，一九五七年以後，他是一步一步從地獄中淌過來的呀！他的深刻的思索常常是在數不完的批鬥、侮辱甚至挨打之中完成的，在他最需要親人的時候，親人遠離了他，可是恰恰他的思索，包含著更多的真理。人生只有一個父親，對於這樣的父親，我們做了些什麼呢？」
他的女兒還說：「真正嚴峻地擺在面前的，是需要解決這樣的一個悖論——為什麼我們和父親都有強烈的愛國心，都願意獻身於比個人家庭大得多的目標而卻長期視為殊途？問題的關鍵在於，我們所接受和奉行的一套準則，為什麼容不進新鮮的、可能是更為科學的內容？究竟是哪一部分需要審查、更新，以避免今後對親人以至社會再做蠢事？」
今天強迫中國人和知識分子接受和奉行的準則仍舊距離科學還遠，這就是1957年中共為中國留下的遺產。
（未完待續）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