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 （圖片來源: Adobe stock圖）
【看中國2025年2月6日訊】美國總統川普(特朗普)當選後，陸續提出對加拿大和墨西哥課徵25%關稅，雖然其目的是為避免中國借由鄰近國家洗產地進入美國市場，但卻造成美國與鄰國之間的齟齬。近期川普甚至對臺灣也提出要課徵半導體關稅，使得原先貿易政策成為川普目前最主要的外交工具。此舉不僅使得中國備感壓力，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周邊國家也陷入挑戰與風險，同時也突顯在大國博弈之下，小國需要爭取自主與緩衝空間的課題。
大國競逐必然伴隨貿易戰
經歷2020年代初期疫情在內的重大國際事件，美國在2025年再次迎來川普政府，其「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思維持續強化。這一時期美國擴大對中國、歐盟與部分印太國家徵收高關稅，並加速推動對半導體、人工智慧等核心領域的技術出口管制。與2000年代末至2010年代的多邊主義與全球化浪潮相比，2025年的環境更加複雜，面對各國的主權考量與區域社群的興起，即使是歐洲國家也未必能符合美國的期待，既有謹慎配合者，也有積極尋求替代市場與技術自主者。
儘管今日的全球化體系面對去全球化的挑戰，但是關稅與技術管制的收放仍然受到美國主導的國際制度所影響，並且成為對外施壓的常見選擇。2025年，川普政府秉持「美國優先」的思維，再度對盟邦在內的多國祭出關稅與貿易戰，試圖透過單邊手段重塑全球供應鏈，並維護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領先地位。如果從西方現代國家體系建立至今的歷史來看，大國之間的競逐必然伴隨貿易戰，而貿易戰也是最有效遏制競爭者的手段。
自十七世紀以來，關稅與貿易戰作為大國在國際舞台上動用的核心手段，便不斷形塑全球經濟秩序。從英國通過航運法案掌控殖民貿易與荷蘭競爭海權，到十八世紀英法爭霸與拿破崙戰爭時期的歐陸封鎖，再到二十世紀與冷戰期間的技術管制與出口限制，各種多元且豐富的歷史案例指向同一個事實：大國借由控制貿易與技術優勢，維持並鞏固其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地位，特別是具備離岸平衡條件的大國更容易實現此一目標，此一傳家寶刀從英國延續至美國，並且至今日仍是遏止競爭者的絕佳手段。
源自英國的航海法案與殖民貿易管制
回顧西伐利亞體系建立後的國際關係史，國家之間的經貿戰發展歷，最早可追逤至十七世紀克倫威爾時期的英國面與荷蘭競爭時頒布的航海法案（Navigation Acts），英國借由法案大幅限制非本國籍船舶的使用與貨物進口，並要求殖民地貨物必須運往英國才能再行轉運。這種嚴格的保護主義政策，不僅保護本土製造業與航運業，也有效地阻斷荷蘭在海外的擴張。
雖然結果看似在英國的退讓下撤回政策，但是帶來的影響卻是使得荷蘭退出與英國競爭的歷史舞臺。此後英國的殖民地被嵌入一套對母國利益極其有利的全球經濟網路，其他作為海上經征者的西歐國家被隔絕英國殖民地的貿易系統於外，使得殖民地的資源與英國之間保持單向流動，成品再由英國銷往世界各地維持英國的經濟優勢。
此舉為後來各殖民帝國「保護國內市場，封鎖海外對手」的政策雛形，在兩次大戰與冷戰期間，兩大聯盟陣營的對抗也是採取同樣的邏輯。經貿戰的歷史上確實成功地拖垮拿破崙、德國、日本以及蘇聯，被證明是大國有效的壓制競爭者的手段，美國會要求盟邦配合封鎖中國的政策，也是基於跨越四百年多年來的成功經驗。目前最大的不同是，以往的案例與模式沒有對上人口超過十億人的競爭者，而且對手也擁有龐大的海外資源的供應體系。
拿破崙戰爭時期的大陸封鎖與英國
19世紀初，拿破崙企圖以大陸封鎖系統（Continental System）阻絕英國商業活動，但是英國利用海軍優勢，要求所有中立國船只在前往歐陸前必須先停靠英國港口，接受檢查與課稅。英國再次展現離岸平衡的優勢，結合海上軍事力量與經濟管制的雙重手段，使英國在財政收入與戰略封鎖方面同時獲利，也讓拿破崙的歐陸封鎖戰略難以奏效。該案例進一步顯示，大國之間發起貿易戰時，有著擁有海上優勢與離岸平衡條件的國家，具備更為優越的戰略條件。
美國對日本的ABCD包圍網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國與英國、荷蘭、中國對日本實施「ABCD包圍網」（America-Britain-China-Dutch），以石油與戰略物資禁運作為核心手段，試圖逼迫日本在中國戰事與國際政策上退讓。對高度依賴外來資源的日本來說，這樣的經濟封鎖具備致命壓力，最終被視為促使其對美開戰的關鍵誘因之一。這種「大國與盟友聯合封鎖」的模式顯示出經濟壓制如何與地緣政治需求環環相扣。
冷戰時期的美蘇經濟與技術封鎖
進入20世紀下半葉，美蘇兩大陣營陷入冷戰對立。經濟層面上，美國透過「對共產集團的出口管制委員會」（COCOM）為主的多邊機制，限制高科技產品與軍民兩用技術流往蘇聯及華沙公約組織國家；蘇聯則在其陣營內實行計畫經濟與高度保護，並對西方世界的產品與技術保持警戒，推出「經濟互助委員會」作為對應的機制。美國希望借由軍備與經濟競賽拖垮蘇聯財政，蘇聯則依賴內部資源與盟國互助力求自給自足。這種結合意識形態與安全考量的全球性封鎖，將貿易戰的模式與政治高度結合，更接近今日美中貿易戰背後本質：自由主義與威權政體之間的對抗。
日本和蘇聯的案例顯示，經濟體量和人口的差距就像是不同量級的拳賽，面對重量級的美國加上盟友，日本幾乎是不可能有突破的機會。今日的中國與美國之間雖然有質的差距，但是在經濟總量和人口的差異並未太大，中國也有俄國與其他威權國家為盟友，同時還有「全球南方」的動員能力，這使得美國得同時喊出要對金磚國家發起關稅手段，雙方的差距將取決於質的條件，特別是半導體、人工智慧、以及二十一世紀面向火星的太空競賽和高邊疆競逐。
小國的生存策略：技術、聯盟與國際法
面對大國之間的經貿戰，作為扈從者或是選擇觀望的小國往往處於劣勢，除了先天的資本與技術差距，特別是生產方式（Produktionsweise）的劣勢使得小國容易成為被宰制者，或是體系的邊陲，幾乎只有勞動力的「全球南方」就只能依靠社群。雖然小國面對大國往往居於不利地位，但歷史上仍不乏成功反制或緩衝的案例，掌握關鍵技術與壟斷的威尼斯於中世紀依靠玻璃與鏡子製造工藝，長期維持技術優勢，在與大國談判時獲得相對有利條件，這是與臺灣最類似者。
另一種可能性較高的模式是依靠組織聯盟與集體談判，漢薩同盟作為德意志地區北部及波羅的海沿岸城市的聯合體，透過共同的商業規範與政治協調，成功抵禦外部大國的貿易壓力，從而在當時的哈布斯堡家族、法國和英國之間取得巧妙的平衡。臺灣並未加入任何區域組織，但是或可透過技術體系或是供應鏈的形式組成對話平臺，以世界體系的分工樞紐建立某種程度話語權。
市場多元化與靈活性的開放也是一種對沖策略，小國若能開拓多重出口市場，降低對單一大國的依賴度，便在貿易戰施壓下有更大迴旋餘地；同時與其他國家或國際組織締結協定，也能爭取制度性保障。面對政治現實，臺灣斷不可能選擇中國，除非中國願意提出某種政治保障或是承諾，作為交換臺灣脫離既有體系的誘因，但是以目前缺乏兩岸政治互信的前提來看，除非有可靠的密使或是足夠的壓力驅使對話發生。
法律工具與國際規範也是有用的方式，小國可借由國際法、世界貿易組織（WTO）爭端解決機制或區域經貿協定，在面對大國單邊主義時爭取一定程度的制度性平衡。面對川普拋棄國際制度的大膽宣言，WTO有可能會在WHO之後作為被退群的下一個對象，從川普調整對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關稅來看，以幾乎是讓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名存實亡，未來即使退出WTO也不會太意外。
小國難以迴避大國競逐的陰影
從英國航運法案到2025年的川普對各國發動關稅戰，歷史與現實皆顯示大國往往借由強勢經濟實力、軍事後盾與技術領先來主導貿易戰的進程，並意圖塑造對自身有利的全球經濟規則。儘管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讓地緣政治變得更加複雜，但是核心邏輯並未改變：具有離岸平衡條件、龐大經濟體量、掌控關鍵技術、擁有多重外交籌碼、聯合盟友施壓，始終是大國在經貿戰的制勝法寶。
對於小國而言，尋求技術壟斷或先進優勢、結盟與多方合作、以及靈活調整市場布局，都是因應大國之間經貿戰的可行途徑。無論是中世紀威尼斯還是當代諸多規模有限的國家與經濟體，都以不同方式詮釋了「小國如何在大國夾縫中生存」的命題。從西方歷史的案例來看，面對未來可能的貿易戰的衝擊，小國在大國之間的博弈能否取得緩衝空間，取決於自身是否能創新技術體系，並運用多邊關係取得支點的地位。
如果從東方智慧萃取歷史經驗，春秋時代諸侯林立，中原地區屢陷戰亂，宋國的「弭兵之盟」曾經一度緩和大國競逐帶給小國的影響。當時的大國如晉、楚、齊等，勢力此消彼長，多次於經濟貿易甚至軍事上互相牽制，小國則往往淪為夾縫中反覆倒戈的附庸。宋國的體量雖然不大，卻成功多次充當調停者角色。如果能進一步發揮臺灣在邊緣地緣要衝的條件，建立以科技話語為核心的漢薩同盟，平衡美中雙方的需求，或許不失為大膽且發揮能動性的可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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