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2日，上海外灘沿江地區和旅遊區城市街道。（James D. Morgan/Contributor/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5年1月12日訊】（看中國記者尹華報導）2024年12月，中共中央在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將「提振消費」定為2025年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這一決定引發廣泛關注，經濟學界對其意義和未來走向展開了深入討論。蒙納什大學商學院教授史鹤凌博士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指出，這一政策調整能否實現長期成效仍面臨諸多挑戰。
出口疲軟與傳統模式的失靈
史鹤凌表示，長期以來，中國經濟的增長依靠出口和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然而，近年來出口市場不再如以往般強勁。中美貿易戰持續升級，歐盟對中國電動車加征關稅，東南亞國家在產業鏈競爭中嶄露頭角，進一步削弱了中國的出口優勢。
「出口引擎的動力明顯不足，中國正經歷嚴峻的國際貿易環境。」隨著國際市場收縮，中國政府迫切需要尋找新的增長動能，而提振內需無疑成為關鍵之選。
然而，基礎設施投資作為傳統經濟引擎，正逐漸顯現出邊際效益遞減的弊端。他說：「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已極為嚴峻。官方數據顯示地方債約為40萬億元，但一些研究估算已超過100萬億元。在這種背景下，繼續依靠大規模基建投資已難以為繼。」
此外，許多基礎設施項目的使用率低下。以雄安新區和部分高鐵項目為例，投入巨大但人流稀少，這反映出資源配置效率不高，進一步削弱了投資拉動經濟的能力。
消費觀念與收入分配問題
史鹤凌認為，中國社會對消費的傳統觀念是提振內需的另一大阻礙。在亞洲許多國家，消費長期被視為奢侈和浪費行為，而非經濟增長的正當驅動力。
他指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強調生產創造財富而消費消耗財富，這一觀念在中國根深蒂固。然而，在現代市場經濟中，教育、醫療和文化消費被視為人力資本投資，有助於推動長期經濟發展。」
與此同時，高儲蓄率進一步限制了中國家庭的消費能力。儘管中國家庭的儲蓄率長期維持在30%以上，但這源於民眾對未來的經濟不安全感。在缺乏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下，許多家庭不得不為養老、醫療預留大量資金。
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同樣令人擔憂。儘管中國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但財富集中度極高。「1%的人口掌握了全國40%的財富，這導致人均GDP數據與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巨大差距。」前總理李克強曾直言，全國有6億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人民幣，這暴露出貧富差距對消費潛力的嚴重限制。
貨幣政策與市場信任的恢復
為應對當前經濟挑戰，中央會議提出「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然而，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多方質疑。史鹤凌指出：「中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M2）已達到GDP的300%，這意味著銀行系統中存在大量滯留資金。」然而，由於消費者信心不足，企業貸款需求疲軟，導致資金未能流入實體經濟。
他警示：「如果經濟環境發生變化，這些滯留的資金可能迅速轉化為通貨膨脹的源頭。中國面臨從通縮到通脹快速轉變的風險。」因此，僅靠貨幣寬鬆政策難以真正推動消費，還需輔以增強民眾信心的改革措施。
市場信心的恢復是提振消費的關鍵。政策的穩定性和透明度將決定企業與消費者對經濟環境的預期。「比如防疫政策的突然轉變，極大地影響了企業和民眾的規劃。」他建議，通過健全法律制度、保障私營企業權益，構建穩定、透明的市場環境，以增強市場主體的信任感。
經濟復甦的長期路徑：改革與創新
史鹤凌強調，要實現長期經濟復甦，必須回歸市場導向，減少政府對市場的過度干預。他回顧了鄧小平時期的市場化改革，認為這一改革推動了珠三角、長三角地區的繁榮，並為全國經濟注入了活力。
「市場化改革釋放了企業活力，提高了生產效率，」他說，「然而，近年來『國進民退』的趨勢扼殺了民營企業的發展動力，阻礙了創新與競爭力的提升。」
他呼籲恢復「國退民進」的政策導向，給予民營企業更大的自主權，以促進創新和提升生產效率。特別是在新興產業領域，通過鼓勵技術研發、擴大高質量就業機會等手段，可以有效激發市場活力，提高國民收入水平。
此外，史鹤凌還強調，要鼓勵民眾參與教育、醫療、文化等領域的高質量消費，這不僅能直接推動消費增長，還能間接提高整體社會的生產力和創新能力。「推動消費升級，需要讓民眾相信消費不僅是生活改善的手段，更是經濟貢獻的重要途徑。」
將「提振消費」作為經濟工作的重心，標誌著中國經濟政策方向的重大調整。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仍需應對消費觀念、收入分配、政策穩定性等結構性問題。史鹤凌總結道：「只有讓民眾有意願且有能力消費，經濟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增長。通過回歸市場導向、增強社會保障，才能建立起支撐長期發展的堅實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