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許成鋼（本人提供）
【看中國2024年12月21日訊】（看中國記者尹華採訪報導）經濟學家許成鋼通過對比蘇聯的改革與解體經歷，分析中國制度基因的獨特性及其對未來改革的潛在影響。他特別分析了中（共）國的太子黨現象。
制度基因的不同：中蘇對比
蘇聯的制度基因
蘇聯的制度基因強調共青團體系的幹部培養機制，這一體系自斯大林時代起即為培養領導人服務。戈爾巴喬夫上臺後，推行了「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強調民主與人性。他的改革政策「Perestroika」試圖在共產黨體制內推動更大程度的自由化，釋放社會創造力。然而，這種「社會主義民主」的烏托邦思想，與國有制和集權制本身的矛盾導致了蘇聯的解體。
蘇聯的共青團體系不僅是培養接班人的平臺，更是政治精英階層的搖籃。在這個體系中，個人的能力、政治忠誠以及組織內的關係網路起到了關鍵作用。然而，這一體繫在戈爾巴喬夫改革中開始鬆動，引發了對傳統權力結構的衝擊。隨著政治民主化的推進，共青團體系的影響力逐漸減弱，為社會力量的崛起提供了空間。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強調社會參與，但並未充分考慮到舊權力結構的抵抗。這種自上而下的改革缺乏足夠的社會支持和制度保障，導致了其改革初衷與實際效果之間的矛盾。儘管如此，這些改革為後來的東歐國家和蘇聯解體後的民主化進程奠定了基礎。
蘇聯的歷史表明，制度變革需要深厚的社會基礎和穩定的過渡機制。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並非完全由於其目標錯誤，而是其方法與環境不匹配所致。這為其他國家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經驗教訓。
中國的制度基因
與蘇聯不同，中國的制度基因中存在「太子黨」的獨特現象。毛澤東在文革前推動「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政策，將幹部子弟作為接班人培養，形成了以血緣和權力繼承為基礎的政治生態。這種「太子黨」文化強化了集權主義傾向，與民主化思路相悖，為制度改革埋下隱患。
中國歷史上的的血緣繼承的觀念在現代政治中演化為幹部子弟的優先地位。太子黨的崛起不僅改變了政治精英的來源結構，還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流動性。
此外，與蘇聯的共青團體系不同，中共的幹部培養更加強調家庭背景和政治忠誠。這種基因決定了中（共）國的權力交接更具個人化和派系化特徵，缺乏制度化保障。這種模式在維護短期穩定的同時，也為長期的社會不滿埋下了種子。
太子黨的存在反映了中（共）國政治文化中的深層矛盾。一方面，血緣和人際關係在傳統社會中具有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這種模式與現代政治中的平等和法治原則格格不入。這種張力為中（共）國的政治改革增加了複雜性。
改革路徑的選擇：蘇聯與中國的分岔路
戈爾巴喬夫的路徑
戈爾巴喬夫相信，只有通過開放民主、釋放社會活力，才能實現經濟改革。他放棄了傳統的列寧主義黨紀，允許黨員按照良心投票，從而推動了一定程度的政治民主化。然而，政治權力的鬆動與經濟改革的失控，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
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注重社會公平與人道主義。他試圖通過制度創新，改善蘇聯社會的官僚主義和壓迫問題。然而，這些努力並未能獲得足夠的支持和認同。傳統利益集團的反對以及經濟問題的加劇，使得改革過程充滿了阻力。
儘管面臨巨大挑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還是在社會層面上留下了深遠的影響。他推行的民主化政策為東歐國家提供了參考，並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蘇聯內部的思想解放。這些影響在蘇聯解體後持續發揮作用。
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失敗提醒我們，制度變革需要考慮多方面因素，包括社會文化背景、經濟條件以及外部環境的變化。這些因素共同決定了改革的成功或失敗。
鄧小平的路徑
相比之下，鄧小平選擇了一條「抓權利、推經濟」的道路。他明確反對戈爾巴喬夫的「社會主義民主」，認為改革的核心在於穩固權力。這種策略在短期內確實推動了經濟發展，但同時也加強了權力的集中，為後續的社會矛盾埋下伏筆。
鄧小平的改革更多地強調經濟優先。他認為，只要經濟發展能夠帶來物質改善，社會不滿便可以被壓制。然而，這種「經濟換取穩定」的模式，並未能解決社會內部的深層矛盾。
此外，鄧小平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權力的不透明性。經濟改革的紅利更多地流向權力精英階層，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這種現象引發了對現行體制的批評和質疑。
鄧小平模式的優勢在於其短期的高效性，但長期來看，其對權力結構的影響可能阻礙進一步的政治改革。如何平衡經濟發展與社會公正，將是這一模式的最大挑戰。
制度基因的遺留問題：太子黨與紅二代
中國的太子黨現象可以追溯至文革時期。紅衛兵運動中，「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出身論邏輯，強化了權力繼承的血緣基礎。這種文化背景孕育了今天的「紅二代」和「太子黨」，他們更關心權力而非社會公平，從而阻礙了民主化的可能性。
太子黨的崛起不僅影響了政治生態，也深刻改變了社會文化。血緣繼承的觀念在現代社會中與平等理念相衝突，這種衝突在太子黨的實踐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太子黨現象的延續，不僅影響了公眾對政治的信任，也加劇了社會的不平等。
此外，太子黨的存在還強化了權力的不透明性。在這個群體中，權力的獲取更多依賴個人關係而非制度化程序。這種模式使得政治權力更加封閉，削弱了公眾的參與感和歸屬感。
太子黨的影響不僅限於國內政治。在國際層面，中國的這種權力繼承模式也引發了廣泛的關注和爭議。一些觀察家認為，這種模式可能成為其他威權國家效仿的對象，從而影響全球的民主化進程。
從長遠來看，如何平衡傳統文化與現代政治之間的關係，將是中國制度改革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太子黨的存在為這一挑戰增添了新的複雜性。
制度基因對社會發展的影響
蘇聯的解體與民主化
蘇聯解體後，東歐國家如波蘭、捷克、匈牙利等，通過民主化逐漸走向現代憲政社會。其原因在於，這些國家歷史上具備議會制的傳統和民主化的社會基因。而波羅的海三國更是在蘇聯內部率先實現民主化，其根源在於他們深厚的民主傳統。
東歐國家的民主化進程為後來的制度變革提供了重要經驗。這些國家的成功表明，歷史傳統和社會基因對制度改革具有重要影響。同時，也揭示了外部環境對制度轉型的推動作用。
波羅的海三國的案例尤其具有代表性。這些國家的制度基因使其在蘇聯解體後迅速過渡到民主憲政。這種過渡不僅改善了國內的治理狀況，也為其他國家提供了改革的參考。
然而，東歐國家的經驗也提醒我們，制度改革並非一蹴而就。即使具備良好的制度基因，轉型過程仍然充滿挑戰。如何應對這些挑戰，將決定改革的成敗。
中國的改革困境
相比之下，中國缺乏類似的制度基因。儘管經濟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但社會壓力與制度改革間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國現行的制度基因更多強調集權和控制，而非社會共識與民主化實踐。這使得中國在未來的制度轉型中，將面臨更大的困難。
中國的改革困境還表現在社會對改革的期待與現實之間的落差。公眾對社會公平的呼聲日益高漲，但現行體制的權力結構限制了這種呼聲的實現。這種矛盾為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增添了難度。
此外，中國的國際環境也對其改革產生了重要影響。隨著全球化的深入，中國面臨的外部壓力和挑戰逐漸增多。這些因素為制度改革提供了動力，但也增加了改革的不確定性。
未來的制度改革需要更多地考慮社會需求和國際環境的變化。在此基礎上，中國需要探索適合自身特點的改革路徑，以實現社會的長期穩定和發展。
未來的改革展望
許成鋼提出，要實現制度變革，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增強社會啟蒙
教育和媒體應鼓勵獨立思考，推動個人對民主、法治和人權的理解。只有社會整體形成共識，改革才能順利推進。
社會啟蒙不僅是制度改革的必要條件，也是構建公民社會的基礎。通過加強教育和媒體的獨立性，社會可以逐步形成對民主價值觀的認同。這種認同將為制度改革提供長期支持。
此外，社會啟蒙還需要依賴廣泛的公眾參與。通過組織各種形式的公共討論和社區活動，可以進一步增強公眾的民主意識和參與能力。這種參與能力將為未來的制度改革奠定堅實基礎。
最後，社會啟蒙的過程需要時間和耐心。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克服傳統觀念的阻力和外部環境的干擾。這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
2.培養民主傳統
借鑒東歐國家的經驗，中國需要逐步建立基層民主制度，增強公眾對民主選舉和議會制的認同。
基層民主是實現社會共識的重要途徑。通過在地方層面推進民主選舉和決策機制，可以為更高層次的制度改革提供試驗和支持。同時，基層民主還可以增強公眾對政治的信任和參與感。
培養民主傳統還需要加強制度的透明度和問責機制。這些機制不僅有助於防止權力的濫用，還可以增強公眾對制度的信心。
此外，培養民主傳統需要關注歷史和文化因素。通過結合中國的傳統文化和現代民主理念，可以為制度改革提供更加多樣化的選擇和路徑。
3.削弱太子黨影響
在政治體制上，通過法律和制度限制權力世襲現象，推動幹部任命的公開化與透明化。
限制權力世襲現象是實現制度改革的重要一步。這不僅可以減少權力的集中和濫用，還可以增強社會的公平性和包容性。
此外，推動幹部任命的公開化和透明化，可以增強公眾對政治的信任和參與感。這些措施可以為未來的制度改革提供更大的支持和動力。
削弱太子黨影響還需要依賴制度的創新和改進。通過引入更多的競爭機制和監督機制，可以為制度改革提供更加有效的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