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傅鵬（網路截圖）
【看中國2024年12月3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報導）最近在網上瘋傳的中國東北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傅鵬的演講，他從2016年的世界格局變化到中國經濟的深層問題，再到全球經濟的未來發展。他的洞見不僅揭示了當前經濟的複雜性，也為我們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我們需要更加靈活和審慎地應對挑戰。
從2016年看世界的轉變
中國東北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傅鵬在匯豐銀行的長篇內部講話開篇提到，從2016年開始，全球政治經濟格局進入了一個全新的轉折點。2016年川普(特朗普)首次當選美國總統，這標誌著全球化進程開始逆轉，也揭示了右翼思想的復興。傅鵬強調，這種改變不僅僅體現在政治政策層面，還在深刻地重塑著全球資本市場的邏輯。
他特別指出，2016年對很多人來說，可能只是美國政治史上的一次特殊事件，但對於經濟學家和投資者而言，這是全球化黃金時代逐漸終結的信號。他以自己一貫的調研風格為例，解釋了這種變化如何影響實際投資決策：「如果我覺得某地有機會，我一定第一時間去現場調研，而不是靠道聽途說。2016年的美國，特朗普的政治理念就是一種新的右翼主義的集中體現，它直接影響了資本流動和資產定價。」
信息差是傅鵬長期研究的主題之一。他提到，從2016年開始，全球經濟變化越來越依賴於對核心信息的敏銳捕捉，而非傳統的經濟模型或理論預測。他認為，現代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雖然提供了更多數據，但很多時候反而製造了「假信息繁榮」的現象。他用調侃的語氣說道：「ChatGPT和AI再強大，如果你餵進去的是錯誤信息，輸出的結果也必然是錯的。很多時候，所謂的大眾觀點只會加劇偏見，而不是幫助你認清事實。」
信息差與慣性思維
傅鵬反覆提到「信息差」和「慣性思維」是投資失敗的重要原因。他以日本的經濟轉型為例，強調很多人總是用線性的、慣性思維去預測未來，卻忽略了社會和經濟的動態變化。他提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經濟增長一定意味著幸福感提升嗎？日本過去30年經濟幾乎沒有增長，但人們的生活質量卻穩步提升。這完全是分配機制的成功。」
對於中國經濟，他認為，過去40年我們對增長的執念太過強烈，忽略了社會分配在長期發展中的重要性。他進一步補充道：「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過去是拚命做大蛋糕，但未來如何分蛋糕才是關鍵。尤其是在中產階級收縮的背景下，分配問題將成為我們無法迴避的核心議題。」
傅鵬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分配的重要性：「日本年輕人現在的工作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12年後，你會發現，日本招聘會的場景是應聘者在下面坐著，而招聘方站在台上講話。這種結構性轉變告訴我們，當人口紅利消失，社會經濟必須依賴新的分配機制來維持穩定。」他認為，中國也需要在這一點上有所學習，否則過度依賴人口增長和槓桿消費的經濟模式將難以為繼。
從全球化到右翼化
2016年不僅是全球化退潮的標誌，更是右翼化思想崛起的起點。傅鵬指出，這種右翼化的特徵不僅僅體現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上，還深刻影響了世界其他地區，包括歐洲、日本以及東南亞國家。他特別提到：「右翼化的核心是民族主義和保護主義的興起，這種意識形態正在深刻地改變全球資本的流動方向。」
傅鵬進一步分析了這種趨勢對經濟的影響。他認為，右翼化本質上是一種對全球分配機制的質疑，它重新將國家利益放在全球利益之上。他以特朗普的貿易戰為例：「這不僅僅是中美兩國的較量，更是美國試圖通過改變全球分配規則，重新奪回對全球經濟的控制權。」
他還指出，右翼化的另一個重要特徵是社會的保守化和排外傾向。在經濟政策上，這種趨勢表現在對高利率、低福利的推崇，以削弱貧富差距帶來的社會矛盾。他以加拿大為例：「加拿大這些年因為寬鬆的移民政策，已經開始出現右翼化的跡象。這種現象說明，即便是曾經的多元化社會，在面對資源分配問題時，也會出現保護主義傾向。」
極端化的意識形態變遷
傅鵬在講座中多次強調，當前的全球經濟形勢受到意識形態極端化的深遠影響。他用「金字塔模型」來形容經濟政策的層級結構：「在過去的40年裡，意識形態的影響是穩定且單向的，但現在，這種穩定性正在被打破。」他認為，這種變化不僅是經濟週期的調整，更是社會意識形態週期的一部分。
他說：「從極端右翼到極端左翼，再到右翼回潮，這是一個典型的週期現象。現在我們處在右翼回潮的階段，其特徵是更加關注本國利益，削弱全球化的力量。」傅鵬用美國和中國的對比，說明這種週期變化對不同經濟體的影響。「美國通過稅改和基建吸引資本回流，而中國需要更多關注內需，解決分配不公的問題。」
傅鵬還用幽默的方式解釋了這種意識形態的擺動如何影響家庭和國家。他說：「家庭中的右翼通常是妻子，因為她們總是強調‘這都是你的錯’。而左翼通常是丈夫，他們會說‘沒事，都是我的錯’。當一個家庭中左右翼達到平衡，生活才能幸福。國家也是如此，過於偏向一端，只會導致矛盾激化。」
中國經濟的深層問題
傅鵬指出，中產階級的萎縮是一個典型的信號，顯示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正在失效。他說道：「現在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為什麼網約車司機的數量激增？這是因為中產階級的收入減少，被迫進入靈活就業市場。過去幾年，外賣騎手和網約車司機的增多，並不是就業擴大的體現，而是中產階級隕落的直觀表現。」
傅鵬進一步解釋，隨著中產階級的消費能力減弱，整個社會的消費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他用餐飲業的數據來舉例：「以前中產階級喜歡去高端餐廳，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選擇預制菜和低價外賣。這種消費降級已經深刻地影響了整個宏觀經濟。」他認為，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策干預，中產階級的萎縮將帶來更大的社會風險，包括收入不平等和社會不穩定。
更令人擔憂的是，他提到，「中產階級的收縮不僅是消費問題，還直接導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這種需求下降影響了企業的投資意願，進一步削弱了經濟的增長潛力。」他認為，當前中國經濟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刺激政策，而是更有效的分配機制。他強調：「現在的政策方向必須從增量擴張轉向存量優化，通過再分配讓底層和中層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源。」
有效需求不足的警鐘
傅鵬特別提到，「有效需求不足」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主要矛盾。他表示，2019年後，中國的需求曲線就開始逐漸下降，2023年甚至出現了歷史性的負增長。「負增長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社會整體的購買力下降，這在改革開放以來是極為罕見的現象。」他指出，這一問題不僅僅是疫情的後遺症，更是經濟結構性問題的集中體現。
他以房地產市場為例，說明需求不足如何拖累經濟。「房地產行業過去是拉動內需的主要動力，但現在，年輕人不願意買房，甚至負擔不起房貸。這種消費意願的下降直接反映了有效需求的斷崖式下跌。」傅鵬指出，當前政府試圖通過放寬購房政策來刺激需求，但效果有限，因為槓桿的使用已經接近極限。
他說：「過去的政策是讓年輕人花未來的錢來刺激今天的經濟增長，但現在年輕人不僅不願意花未來的錢，甚至連現在的錢都花得很謹慎。」傅鵬認為，這是經濟政策的一個重大挑戰：如何在不進一步加重居民負債的情況下，恢復社會的消費信心。
人口結構的變化與經濟困局
傅鵬進一步剖析了中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對經濟的深遠影響。他指出，老齡化和少子化正在嚴重削弱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過去40年，我們一直依賴人口紅利，但現在，人口紅利正在迅速消失，甚至變成了人口負擔。」
他特別提到，80後一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力軍，但現在，他們面臨著巨大的債務壓力。「80後這一代人不僅要養育孩子，還要贍養父母，同時還揹負著高額的房貸和消費貸。他們已經沒有多餘的消費能力來拉動經濟增長。」傅鵬形容這種局面是「人口拐點」帶來的經濟困境。
他用日本的例子來說明老齡化的嚴重後果。「日本的經濟在1990年後進入了長達30年的停滯期，其核心原因就是老齡化問題。中國現在正面臨類似的困局，但我們的情況可能更複雜，因為我們的人口基數更大，社會福利體系更不完善。」
經濟增長的邊界與再分配的必要性
傅鵬認為，中國當前的經濟問題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增長問題」，而是「分配問題」。他提到：「過去40年，我們關注的都是如何讓蛋糕做大，但現在，如何分蛋糕才是最重要的。」他認為，中國需要一場分配機制的深刻改革，只有通過再分配，才能緩解收入不平等和消費不足的問題。
他提出了一個關鍵觀點：「經濟增長的邊界已經顯現，我們不能再寄希望於高增長來解決一切問題，而是需要通過政策干預來優化資源配置。」傅鵬認為，再分配的關鍵在於如何調動社會各階層的積極性，讓底層和中層都能分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傅鵬還建議，政府可以通過稅收改革和社會福利制度的完善來實現這一目標。他提到：「在歐美國家，稅收是實現再分配的重要工具，而中國的稅收體系還需要進一步優化，尤其是在遺產稅和房產稅方面。」
全球經濟與中國的未來
傅鵬在講座的最後，對全球經濟形勢和中國的未來進行了展望。他認為，全球化的退潮和右翼化的興起將繼續深刻影響中國的外部環境。「美國的產業回流和貿易壁壘正在改變全球供應鏈的布局，而中國需要更多地依靠內需和創新來應對這種變化。」
他特別強調，未來的全球經濟競爭將更加複雜，不僅是技術和資本的較量，更是制度和文化的競爭。「中國需要在這個過程中找到自己的優勢，尤其是在製造業升級和服務業創新方面。」
對於中國的未來，傅鵬持謹慎樂觀的態度。「雖然我們面臨很多挑戰，但中國的經濟韌性仍然很強。關鍵在於政策的方向是否能夠及時調整，以適應新的經濟環境。」他總結道：「只有通過深刻的改革和開放，我們才能在這場全球變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這篇文章總結了傅鵬的主要觀點，從2016年的世界格局變化到中國經濟的深層問題，再到全球經濟的未來發展。他的洞見不僅揭示了當前經濟的複雜性，也為我們提供了思考的方向：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中，我們需要更加靈活和審慎地應對挑戰。
文昭：敢於直言的學者
文昭解讀傅鵬的演講時結合自身觀察對中國經濟現狀和全球趨勢進行了評論。他指出，傅鵬的演講之所以引發熱議，部分原因在於當前「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的輿論氛圍下，敢於直言的學者鳳毛麟角。傅鵬的分析，儘管顯得悲觀，但卻貼近事實，反映了公眾對經濟困境的切身感受。
文昭總結了傅鵬的核心觀點，即中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而這一問題無法通過刺激經濟來解決，唯有通過收入分配的調整才能緩解。他特別指出人口老齡化和年輕人不願意生育是需求不足的深層原因，並結合80後群體的消費和債務特點分析了過去經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文昭補充道，隨著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中產階級返貧速度加快，中國經濟的繁榮基礎正在動搖。
此外，文昭對傅鵬提出的「金字塔投資思維」表示認可，認為政治和意識形態是決定經濟趨勢的核心因素。傅鵬將全球經濟大週期的起點定在2016年，認為世界正向保守主義回歸。文昭在此基礎上分析了川普政策對全球化、貿易和地緣政治的衝擊，並指出美國企業的供應鏈回流和自動化技術投資可能帶來的影響。
對於傅鵬對朱鎔基時期經濟政策的肯定，文昭提出不同意見。他認為朱鎔基改革雖推動了增長，但也埋下了資源錯配和分配不公的隱患。文昭強調中國經濟深層問題的結構性和長期性，並提醒大家，未來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風險將持續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