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廣東省珠海市香洲區體育中心2024年11月11日晚間發生汽車衝撞行人事件（公共領域/微博）
【看中國2024年11月14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報導）中國當前的社會正處於一個前所未有的動盪階段。經濟問題層出不窮，社會矛盾不斷加深，民眾的生活壓力與日俱增。隨著房市與股市的崩跌，政府試圖以「救市」政策來穩定局面，但這些措施究竟是在為民謀福，還是掩蓋經濟結構的危機？各地「逐利性執法」、民間暴力事件的頻發、社會分化的持續擴大，無不揭示出一個令人擔憂的事實：中國的社會治理正走向崩潰邊緣。台大政治系名譽教授明居正近日分析了這一系列現象，揭示中國現今危機背後隱藏的根本性問題，以及這場危機對中國未來社會穩定的深遠影響。
中共經濟救市的虛假光環與社會性危機
隨著中國經濟狀況的惡化，9月下旬，中共中央政府宣布投入巨額資金試圖「救市」，以穩定房市和股市等主要經濟支柱，然而這一措施卻被視為一個巨大的陷阱。這些政策的出發點並非是從根本上解決經濟結構問題，而是為了掩蓋系統性危機，實際上對普通民眾的生活幫助甚微。在我看來，這樣的「救市」只是將問題拖延，並無法扭轉持續惡化的經濟局面。
明居正在《政經最前線》節目中表示，很多民眾未曾深入思考這些政策的真實意圖，紛紛選擇借錢投入其中，希望能夠搭上這班「救市列車」來改善自己的生活。然而，當房地產市場和股市的持續下跌使他們的投資一敗塗地，這些人也被沈重的財務壓力所壓垮，不少人最終選擇以自殺來解脫。這些自殺事件背後，反映了深層次的社會性危機：經濟困境已經在嚴重摧殘民眾的生活，而現有的救市措施無法改變這一現狀，只會加劇財務不穩定的壓力，推動更多人走向絕望。
「從殺人到自殺，再到殺官」，這樣的連鎖反應已然在中國社會中形成。中國社會如今面臨的壓力，遠遠不僅限於經濟層面，它還包括由經濟引發的社會矛盾與政治問題。在此背景下，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逐步加深，社會治理的失序成為難以逆轉的趨勢。中國社會的脆弱性已經顯現，僅僅依賴經濟刺激政策已無法化解日益惡化的社會問題，這正是中國治理結構走向崩潰的徵兆。
民間絕望情緒爆發 貧富差距的擴大
隨著經濟壓力的不斷加劇，許多普通人無法再承受生活的重擔，選擇以極端方式來發洩內心的壓抑情緒。中國各地無差別攻擊事件頻發，從學校、超市到公共場所，暴力行為遍布大江南北。這些暴力事件的爆發不僅表明人們的生活困難，也反映了社會中反社會心理的普遍存在。北京的中關村小學、深圳的日本學校等地發生的攻擊事件，顯示出暴力行為的隨機性和無目標性，使得這一現象成為一種對現實不滿的集體宣洩。
在中國，這種反社會現象的增多是一個值得警惕的信號。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一種深層的社會情緒爆發。在民眾無法通過正當渠道表達不滿時，暴力成為他們宣洩情緒的唯一出口。無差別攻擊反映的不僅僅是個體的絕望，更是一種社會心理的危機，表明中國社會的基本安全網已經出現了嚴重裂縫。
貧富差距的擴大使得中國的經濟結構變得更加脆弱。根據2023年的數據，月薪3500元人民幣以下的人口超過6億，而年收入超過百萬的高收入人群卻只有70萬。這種極端的不平等現象形成了一種「金字塔式」的社會結構，上層少數人掌握大部分資源，而大多數人卻只能在社會底層掙扎求生。
這樣的經濟結構意味著中國的「階級對立」已經開始浮現。當富裕階層享有巨大的社會資源，而大多數普通人則無法享受經濟成長的果實，這種「兩極分化」最終只會導致社會的不穩定。中國當局提倡「共同富裕」，但這不過是一種政治口號，實際上並未解決貧富差距的根本問題。對於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來說，現實中的貧困和不平等，讓他們感到社會制度並非為自己而設。
體制、文化與教育：仇恨的根源與扭曲的價值觀
在中國，經濟困境與社會壓力的加劇不僅僅是制度問題，也源於教育和文化的深層次扭曲。中國的教育體系長期灌輸著鬥爭與敵對思想，使得人們在面對困境時，更加習慣於將矛頭指向他人，缺乏對現實的自我反思能力。從小受到「敵我矛盾」教育的人們，在困難面前往往選擇激進的方式進行反擊，最終形成了一種充滿仇恨的社會氛圍。
在國際上，許多國家注重培養公民的包容心和同理心，而中國的教育文化更偏向於強化民族主義和鬥爭精神，這種教育文化在潛移默化中扭曲了民眾的心理結構。當社會中廣泛存在這種敵對情緒時，民眾對生活的不滿很容易演變成社會性的仇恨行為。長期的仇恨教育和鬥爭文化，使得中國社會的同情心和包容度大大降低，導致反社會情緒的持續高漲。
這種價值觀的扭曲不僅讓中國人難以和平地解決社會矛盾，更加劇了中國社會的分裂。民眾因為經濟困境和社會不公，逐漸對體制失去信心，當生活變得無法忍受時，他們很可能選擇激烈手段來表達抗議。這一切的根源在於體制的教育導向和文化扭曲，使得中國社會在面對困難時，不再具備修復和恢復的能力。隨著經濟困境的不斷擴大，這樣的情緒會愈加膨脹，使得中國治理結構的危機變得更加嚴峻。
「遠洋捕撈」的本質：地方財政困境與司法失信
在中國近年來的經濟困境中，地方財政的困頓尤為明顯。隨著經濟增長放緩，各省的財政收入不足，地方政府的生存壓力巨大，進而引發了一種新現象：「遠洋捕撈」。這並非傳統意義上的遠洋漁業，而是一種地方政府的掠奪行為，即跨省追捕企業家，以罰款和沒收財產等方式來填補地方財政的虧空。這種「遠洋捕撈」行為反映出中國地方政府的財政已經走到了難以維繫的地步，掠奪式的執法成了地方政府的一種生存手段。
「遠洋捕撈」所影響的並非個別企業，而是整個經濟環境的運行邏輯。企業家們無法確保自己的產業安全，因為在中國的某些省份，經營與否似乎已不再是企業自主決定的事，而變成一場避開地方政府打壓的生存博弈。例如，廣東省在2023年中，就已有近一萬家企業因為「逐利性執法」受到了巨大的財務損失。這一現象的高發，表明地方政府之間已不再存在傳統的「合作關係」，相反地，它們已開始為爭奪資源進行內部的「競爭」。
在這種局面下，中央政府的管理威信面臨著挑戰，地方政府之間的相互掠奪行為正逐漸打破中國社會治理的基本結構。當地政府對司法權力的濫用，使得企業對經濟環境失去了基本的信任，跨省執法已經成為民間和企業界擔憂的現實問題。而這樣的現象，正是國家司法公信力不斷下滑的具體表現。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的「逐利性執法」行為不僅影響企業，還摧毀了中國法治的基本框架，使得司法體系的崩潰危機變得更加明顯。
中國社會治理的崩潰徵兆與未來挑戰
明居正認為，中國當前所面臨的社會危機，不僅是經濟問題，還涉及司法信任、社會結構、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深層次矛盾。隨著經濟狀況的惡化，地方政府逐漸無法依靠正當稅收來維持運轉，掠奪性的「遠洋捕撈」行為使得地方政府之間的對立進一步加深，中央政府的威信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步削弱。而無差別攻擊、仇恨教育所帶來的反社會情緒，讓人們在困難面前不再選擇妥協，而是訴諸暴力與極端行為。
當前中國社會的種種問題，無不顯示出治理體制的全面崩潰徵兆。當地方政府在財政困境中被迫變成掠奪者，司法體系失去公信力，社會的安全網不再具備穩定功能，中國的治理系統正處於一場無法逆轉的危機之中。若中國政府不正視這些深層問題，僅依賴短期的經濟刺激或掩蓋危機的政策，最終可能將自己推向更深的混亂之中。
明居正指出，這是一個需要深刻反思的時刻，中國的未來取決於是否能夠從根本上進行改革。唯有摒棄當前的鬥爭文化，重建司法信任，才能真正實現社會穩定，避免更嚴重的崩潰。然而，若現行體制無法面對這一現實，中國的崩潰將不再是一個假設，而是一場即將發生的現實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