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會通過「在地協力者」，逐步滲透台灣社會及政治體系，危及台灣的民主制度。（圖片來源：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11月8日訊】（看中國記者盧乙欣綜合報導）台灣近年來多次發生涉嫌接受中共資助，而違反《反滲透法》的案件，揭示中共通過「在地協力者」策略，逐步滲透台灣社會及政治體系，危及台灣的民主制度。專家建議，台灣能借鑒美國《外國代理人法》的經驗，實現外國資金透明化，並建立吹哨者機制，來防範外部勢力的干預。
揭示收錢為中共辦事 張孟崇一案有重要意義
11月4日，台灣「中華統一促進黨」(統促黨)成員張孟崇及其妻子洪文婷因涉嫌於2011至2023年間收受中共資金，透過廣播電台及網路平台上為特定公投議題與候選人宣傳，試圖影響台灣輿論，最終遭到嘉義地方檢察署依《反滲透法》起訴。
此案件再一次揭示中共試圖以資助台灣人或台灣組織的方式，進一步達到影響台灣政治的現象。
台灣科技、民主與社會研究中心(DSET)客座研究員趙芳儀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這起案件是因《反滲透法》被起訴，在所有中共對台認知戰的調查中極具重要意義。
趙芳儀表示，2020年制定的《反滲透法》，算是比較新的法律，裡面列出的許多行為原本在台灣現行法律皆有規定，只是現在加重，特別是針對如果拿境外敵對勢力的錢辦事，可能就會再加重，這即是《反滲透法》的概念。
趙芳儀表示，這部法律在她印象中，從制定迄今，被公開並起訴的案例並不多，因此這可能是一個蠻重要的案例。其重要性在於「因為之前要證明這些人是拿錢辦事，這個事情其實一直都不是太容易」，畢竟中共可能是用很隱晦方式給錢，導致難以追查。因此這起案例必須歸功於調查局人員的辛苦偵辦。
趙芳儀說，在台灣社會中有一些人「非常認同」中共的立場，因此沒拿錢，自願幫中共統戰。不過，也有人心中早有定見，認定有人專門從中共拿錢為其統戰，這起案例或許證明人們猜測中的「都市傳說」其實是真有其事。那麼，台灣人對這件事的警覺就會再提升一些，而這其實也是兩岸和平統一的一環。
中共砸錢 培養在台「在地協力者」
提及北京對台灣認知戰的目的，曾在總統府國安會擔任研究員幕僚的趙芳儀表示，中共對台發動輿論戰原本就是在營造「溫水煮青蛙」的環境，讓台灣習慣中共的敘事，在它不放棄武統台灣的同時，也知道和平統一是它最主要統一台灣的手段。
中央警察大學國境警察學系助理教授王智盛對美國之音分析，中共所謂滲透台灣的影響力活動模式多樣化，首先是通過資金扶植在台「在地協力者」，包括特定政黨、政治人物或有影響力的公眾人物，以利在選舉或公投中發揮作用，進而干涉台灣的政治運作，像海峽兩岸少數民族交流協會負責人李尚典就因為收受中共資金協助候選人競選而遭到判刑。
第二種情況是中共資金在非選舉期間的介入。部分台灣組織「主動」成為中共的在地協力者，除宣傳親中立場，還會通過資金支持來組織親中團體，參與特定議題的遊行、抗議或透過社交媒體上來進行統戰或滲透，其中包括統派團體、部分陸配、先前的陸生及一些駐台記者等。著名例子包括「新黨」的「王炳忠案」。
親中的「新黨」青年軍王炳忠、市議員侯漢廷等人於2018年遭控涉犯《國家安全法》，收受在台「共諜」提供的資金吸收現、退役軍人、青年與學生等階層人士，但2021年被高等法院判定無罪。
王智盛表示，台灣一些紅統人士，會喊出寧願讓共產黨統一，也不願讓民進黨執政的口號，而除了意識形態，另外還有利誘或相關把柄，更可能是複合式的，種種東西攪在一起，讓在地協力者越陷越深。由於台灣是自由開放的社會，此類協力者恐怕更能無孔不入，包括收受金錢在媒體平台上宣揚中國美好的網紅。
第三者，則是不自覺遭滲透的「被動協力者」，即一些人沒有主動參與，而是在特定活動中被組織或引導，包括前往中國的旅遊、進香團與青年夏令營等。這些活動往往由中共相關組織或台灣在地協力者安排，參與者可能會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接受中共統戰思想，成為中共影響力擴散的渠道。
王智盛認為，宗教及體育交流，是台灣不可忽視中共滲透影響的兩大區塊。
基於台灣人對宗教的虔誠，以及跟中國的深厚淵源，部分宮廟可能會通過特定台商接收來自中共的香火錢，進一步在選舉等關鍵時刻間接推動特定候選人來影響信眾。中共還會通過提供補助與支持的方式，加強跟台灣偏鄉地區的原住民及弱勢群體等群體的聯繫，對他們「從小培養」親中意識，達成潛移默化的效果。
王智盛進一步表示，要把它界定成交流活動，還是要界定成是中共的統戰方式，政府有進一步釐清的空間，而這也是台灣對北京這種所謂的滲透工作防不勝防的原因。
專家建議參考美國《外國代理人法》 建立吹哨機制
目前《反滲透法》規定，「任何人不得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從事與選舉或罷免相關的非法或不當行為，或是影響政府政策或決策的遊說行為。其目的在於防止外部勢力的滲透，確保台灣內部的政策決策及政治運作不會受到不當影響。
王智盛認為，現行的《反滲透法》能再進一步明確，引入類似美國《外國代理人法》的規定，要求某些政治黨、企業或是社會團體等組織公開其資金來源，尤其是來自於外國政府的資金。這樣既能助於提高透明度，也能確保外國資金對台灣的影響可以受到監控與管理，進而防止外國干預。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黃兆年告訴美國之音，北京培養台灣的在地協力者，目的在於影響台灣輿論及試圖左右選舉結果。
黃兆年表示，北京不只針對台灣，在其他民主國家也進行類似行動，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北京利用資金資助、政治獻金等方式來影響選舉，透過跟中國友好的商人或企業贊助親中候選人，助其進入立法機構或擔任政府職位，進一步推動利於中共的政策。
北京還鼓勵特定企業收購或在當地媒體持股，甚至是向他們提供在中國市場的商業機會，試圖進一步的干預民主國家的選舉及輿論環境。
黃兆年表示，中共在利用經濟利益吸引台灣協力者參與違法活動時，不少金錢交易和收買活動是秘密進行的，外界難以掌握關鍵證據。
鑒於此，他建議台灣政府應該加強跨部會間的信息交換，並跟志同道合的友邦分享跨國情報，以更有效掌握資金流動及干預活動。
黃兆年強調，還應該鼓勵知情者與吹哨者，揭露違法情事與信息，也需要建立相應的保護機制與誘因機制。他認為，關鍵就在於如何扭轉、突破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讓現行法律有用武之地與落實的機會。
台灣的自由民主是抵禦統戰的最佳武器
獨立學者虞平告訴美國之音，台灣實質上是很難跟中國大陸完全切割，但自由與民主可以作為抵禦中共統戰的最佳武器。因此，台灣不應該過度對中國封閉，應該透過各種形式的交流，展示台灣制度的優越性。
虞平認為，台灣對自己民主法治的制度的宣傳力度不夠，特別是針對中國大陸的宣傳力度不夠。不只要防止中共採用不正當手段來進行滲透，另外應該在制度的競爭上走大路，即（台灣）公開、光明正大的競爭。如此一來，反倒對中國大陸能產生更大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