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潮（圖片來源：STR /Getty Images）
目前，美中關係處於平靜階段。對美國來說，大選期間，國際事務維持現狀最為重要；對中國來說，也得等待大選結果，視白宮主人是誰制訂因應之策。但是，這段窗口期也是最好的反省時期，雙方都有必要反省一下美中關係為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因為這並非是兩國任何一屆領導人刻意追求的結果，只要認真思考一下目前這輪競爭的關鍵詞：製造業+高科技核心技術，就明白這是經濟全球化內在運作邏輯的必然。
明白兩國「競爭」關鍵詞，美國晚於中國
中國官方瞭解到中國必須在技術上與美國競爭，大概在2005年提出「和平崛起」就開始了。2008年的「千人計畫」，就是為了巧取美國技術實現「彎道超車」而刻意打造的，其結晶就是2015年李克強任總理時推出的《中國製造2025》。如今回望這一過程，令人感慨的是：中國方面這些動作並非密室謀劃，而是大張旗鼓宣之於世的公開計畫。而美國直到2017年特朗普入主白宮才算將「中國仿製、偷盜、剽竊美國技術」這種侵犯知識產權的活動列入對中國政府公開指責的重要內容。
拜登上任以來，奉行「戰略模糊」的對華戰略，但在俄烏戰爭這一背景下，美中關係不斷惡化。9月18日，美國副國務卿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在出席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以「印太地區的大國競爭」(Great 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為題的聽證會時說，中國是「美國歷史上最重大的挑戰」，美國必須為先進技術領域投入資源，因為「主導美中競爭的領域是技術」。與此同時，坎貝爾還示警，「中俄合作以及烏克蘭戰爭的走向對印太地區的潛在衝突有深遠影響。」
在地緣政治中，要避免中、俄、伊朗、北韓四國當中的中俄兩國尤其是四國全數結盟，是美國冷戰大師基辛格、布熱津斯基等反覆告誡美國政治家（包括他們之後的在內）的重要提醒。布熱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1997）一書中，明確建議美國一定要想方設法避免中、俄、伊朗這幾個國家形成聯盟，因為那對美國十分不利。
坎貝爾對華戰略的考量要點
俄烏戰爭發生後，中俄在地緣政治上的聯盟已成為事實。美國的中國專家已經換了一代人，坎貝爾對美中關係的定位符合新一代美中戰略家的構想。綜合他歷年言論，他對美中關係的戰略要點（按時間先後）主要是：
2020年12月，坎貝爾（Kurt M.Campbell）和布魯金斯學會「中國戰略計畫」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外交事務》上發表《中國的挑戰可以幫助美國避免衰落》（The China Challenge Can Help America Avert Decline,Why Competition Could Prove Declinists Wrong Again)。該文指出，「衰落主義」或認為美國的卓越地位正在不可逆轉地下滑的觀點有其吸引力，但這種宿命論是錯誤的。美國仍擁有令人羨慕的優勢，包括有年輕的人口、金融主導地位、豐富的資源、和平的邊境、強大的聯盟和創新的經濟。此外，美國擁有非同尋常的自我糾正能力，美國可借應對中國挑戰來扭轉衰落之勢。
2024年6月13日，坎貝爾在出席華府智庫史汀生中心的活動時表示，當前世界局勢危險性高，對美國而言，推翻中國政權不符合本身利益，應與盟友一起做足準備，發出明確訊號劃紅線及表達關切，在儘可能不損害美國或盟友的利益下，與中國共存。
9月18日，坎貝爾則進一步明確指出，「主導美中競爭的領域是技術」，則表明他對美中競爭的核心定位已經與冷戰完全不同，也與拜登對美俄衝突的定位不同。冷戰的基調是民主的西方國家與社會主義專制極權蘇聯陣營的對決。美俄矛盾的性質，拜登多次指出是民主與獨裁的衝突。坎貝爾把美中矛盾完全限制於地緣政治的框架內，是硬實力的比拚——這說明坎貝爾對華外交戰略完全持現實主義態度。
坎貝爾是職業外交家，歸屬於民主黨陣營。不過，現在美國兩黨在對華態度上比較一致，就算大選過後，政黨輪替，他的這些主張應該不會被束諸高閣。
以下需要回顧美中友好與交惡的主軸：經濟全球化。全球化共分兩個層面，其中的政治全球化，即通過各種方式影響、改變中國，讓中國民主化並接受普世價值，如果說克林頓在主張接納中國加入WTO之時有此想法，此後數屆政府也曾做過相應努力，但到了胡錦濤任總書記並於2005年開始公開反顏色革命時，政治全球化在中國這裡卡了殼，以後的全球化，在美中關係這裡，主要就是經濟全球化與地緣政治二者。
1990-2012年：美中兩國互補互利，中美國（Chimerica）成流行詞
美國資本大規模（包括製造業轉移）進入中國，發生於2010年代。據統計，1990年至2015年的25年間，美國對華直接投資累計金額為2280億美元，同期中國對美直接投資達640億美元，美國對華直接投資是來自中國方向投資的3.56倍。其中，美國對華投資於2008年達到210億美元，是歷年投資的最高峰值。
這種大規模資本進入中國，是中國經濟崛起的重要原因，兩國關係亦進入前所未有的友好狀態。英國《電訊報》（The Telegraph）在2007年3月4日發表了一篇《並非兩個國家，而是一個：中美國（Chimerica）》，作者是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他寫了一本Chimerica:A Tale of Two Nations（《中美國：兩個國家的故事》），弗格森創造了「中美國」（Chimerica）這個詞，並在長達三四年的時間內在全世界變成流行詞。
為什麼要創造出「中美國」這個新詞呢？弗格森的論據如下：中國加入全球經濟對世界產生了巨大影響，中國龐大的廉價勞動力對全球工資水平的影響，推動美國企業利潤從2001年佔國內生產總值的7%左右上升到2006年的12%。與此同時，中國儲蓄湧入全球資本市場，導致全球長期實際利率從2001年前的5%左右降至2006年的2.8%。當時許多經濟學家擔心中國崛起帶來的全球失衡，中國央行持有超過1萬億美元的以美元計價的外匯儲備，美國正越來越深地陷入共產主義政權的債務中。
弗格森認為，可以用另一種方式來看待這些所謂的不平衡：不要把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看作兩個國家，而要看作一個國家：中美國。正如所有美滿的婚姻一樣，中美國家兩半之間的差異是互補的。一個國家負責出口，另一個國家負責進口；一個國家負責花錢，另一個國家負責儲蓄。美國通過這種模式，實現了美國經濟的騰飛。但是多年如此消費後，美國現今實在無力支撐這種消費模式了。中國和美國就像一個婚姻，但這種婚姻是幻覺，是不能持續的，如果長期只讓你存錢他花錢，這種婚姻是持續不下去的。尤其是中國人把錢借給美國人，而美國人的平均財富比中國人大約高出25倍，這難道不有點瘋狂嗎？難道窮國不應該從富國借錢來資助其工業化嗎？中國人民銀行通過增持美元債券，不僅僅是在為美國人的揮霍提供資金，它正在系統性地減緩人民幣的升值速度，從而保持中國出口商品的廉價和不可抗拒。與此同時，中國人民銀行正在創建終極穩定基金。當你的銀行賬戶裡有一萬億美元時，你或多或少就不會像1997-1998年那樣，在其他亞洲經濟體中造成混亂的貨幣危機。
弗格森也承認，中國還會經歷更多起起伏伏。但他們的週期性失控不太可能引發全球金融動盪，只不過是短暫的陣雨，與中美共生的長期盛夏相比，這不過是陣雨而已。儘管中美關係名為「中美國」，但這並不是幻想。弗格森回答：「我是用這個詞來描述中國加美國這樣一種中美關係。美國現在付不起錢卻繼續從中國進口他們所需要的東西，中國政府也對美元表示非常的擔憂。」
如今距離2007年已經有17年，這一期間世界發生了太多事情，「中美國」這個由英國人發明的詞就像流星劃過歷史的天空，非常短暫，但確實被許多人當真了。美國智庫人士也曾當過真，但對中國所產生的作用是否全然良好保持懷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