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倫多方臉（本人提供）
【看中國2024年10月10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報導）近三個月內發生了五起重大惡性事件，凸顯中國人狂熱愛國主義情緒愈演愈烈。這種愛國情緒，不僅體現在網絡上的熱議，還逐漸發展成一些針對外國人的極端行為。時評人、自媒體大V多倫多方臉認為，這些事件的頻發並非偶然，而是一場深層次的社會應激反應，並探討了狂熱愛國主義背後的社會背景、國際影響及其必然性，從歷史的角度分析這一現象的根源與發展趨勢。
系列極端事件
2024年以來，數起針對外國人的暴力事件讓社會對極端愛國主義的關注升溫，尤其是在中國境內和中國公民涉事的事件中，這種排外情緒表現得尤為突出。僅在短短三個月內，就發生了以下五起重大事件：
6月11日，吉林發生捅傷四名美國教師的事件。
6月24日，蘇州校車襲擊，目標是兒童。
8月27日，澳大利亞中國留學生襲擊當地嬰兒。
9月18日，深圳發生殺害日本學生案件。
10月1日，瑞士蘇黎世，中國留學生襲擊托兒所，造成三名兒童受傷。
這一系列事件中的共性在於，攻擊者大多針對外國人，並且四起案件的受害者都是兒童。這樣的數據難以用中共官方的「偶發事件」的理由來解釋。
多倫多方臉在其油管節目中說，以上系列惡性事件讓人聯想到晚清時期的義和團運動。當時民族主義與排外情緒被推到極致後，演變成大規模的暴力襲擊。而如今，類似的情況似乎又開始在中國復現。
愛國情緒與生活壓力的交織
多倫多方臉指出，極端愛國主義並非單純的政治表現，背後往往隱含著個人生活中的不如意與社會壓力。這些襲擊者的個人背景揭示了一個共同的特徵：他們大多生活處境艱難，尤其是在經濟上遭遇失敗。
吉林的襲擊者崔大鵬，55歲，失業；蘇州襲擊者周某，52歲，同樣失業；深圳的瀋某，44歲，案發時也處於無業狀態。這些人生活陷入困境，對於未來的無望感加劇了他們的絕望心態，而這種挫敗感，往往轉化為對外部世界的不滿和敵視。
然而，單單生活上的困難不足以解釋他們為何選擇用極端的愛國主義來表達這種敵對情緒。「極端的愛國主義與個人挫折感的結合，成為這些極端行為的導火索。」愛國情緒，在某些情況下，成為了他們宣洩個人不滿、對抗外來壓力的工具。這種現像在網路空間尤為明顯，仇日仇美情緒不斷升溫，並且得到了許多人的支持與共鳴。
例如，深圳的瀋某選擇在9月18日這個特殊日子發動襲擊，這一天是「九一八事變」的紀念日，充滿了歷史上的民族屈辱感，而瑞士的襲擊者也在國慶日當天進行攻擊，這些事件無一不透露著極端愛國情緒的影響。
極端愛國主義的背後推動力
他分析，極端愛國主義在中國並非孤立存在，背後有著複雜的政治和社會背景。許多人傾向於將這一現象歸咎於中共的宣傳機器，認為政府在引導和縱容這種情緒。
確實，政府對外來文化和勢力的批評調子加重，網路上充斥著大量針對日本、韓國以及西方國家的謠言，這些謠言誇大了外國對中國的威脅。例如，「日本換國計畫」的謠言聲稱，日本在中國建設學校，是為了培養間諜滲透中國，這些虛假信息激起了大量仇外情緒。雖然這些謠言不一定來自官方，但官方顯然對此沒有進行有效遏制。
然而，簡單地將問題歸咎於政府的宣傳是片面的。「將這種極端現象完全歸因於政府有些過於簡單，這也是一場民族應激反應的結果。」正如晚清時期的義和團運動，社會的狂熱情緒更多是社會自我防衛機制的一種反應，而非單一政策的結果。
歷史的回聲：義和團與現代愛國主義
當今的中國，似乎正在重演晚清時期的部分歷史。義和團運動的發生，不僅僅是因為清政府的無能，也源於當時中國在面對國際衝擊時的集體情緒反彈。19世紀中葉，隨著鴉片戰爭和後續的列強侵略，清朝不得不面對國內外壓力的交織，最終導致了民族自信的崩潰。
當時，清政府曾嘗試通過「洋務運動」來學習西方科技和管理制度，然而隨著甲午戰爭的慘敗，這種改革徹底破產。儘管理性上應該進一步改革，但在甲午戰敗後，清政府選擇了保守與封閉，並最終促成了義和團的崛起。拳民們迷信自己可以通過民族精神和「神拳」打敗外來勢力，結果引發了更大的災難。
今天的中國也面臨著類似的情境。1979年改革開放的成功，使中國在全球經濟舞台上獲得了重要地位，但隨著2018年中美貿易戰的爆發，中國的經濟逐漸陷入瓶頸。在這樣的背景下，理應進行更深入的改革，然而事實上，政府選擇了回歸保守政策，並且激發了國內的極端民族情緒。
當代義和團的崛起 必然的趨勢與結果
現代中國的極端愛國主義者與義和團運動的拳民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堅信，民族自信和排外情緒是中國崛起的關鍵。在網路上，對日本、美國的仇恨情緒不斷升溫，各類極端民族主義言論甚囂塵上，這些內容激發了人們對外來文化與勢力的強烈敵視。
然而，這種情緒的升溫不僅是民間情緒的反映，也與政府的態度密切相關。當局在某種程度上默許了這些極端言論的存在，從而讓愛國主義情緒成為一種自我強化的迴圈。然而，這種情緒的結果並不可能帶來長期的正面效應，最終只會加劇社會內外矛盾。
狂熱的愛國主義浪潮無法長期持續。正如歷史上義和團的失敗最終促使清朝進一步瓦解，今天的中國也不可能通過極端民族主義來解決內部矛盾。隨著國際壓力的增大，西方國家的商業利益將逐漸撤離中國，這將進一步加劇中國的經濟困境。
這種情緒的代價最終將回落到中國自身頭上。歷史告訴我們，當一個國家選擇將內部問題歸咎於外部勢力，並走向極端民族主義時，往往會陷入更大的災難之中。
不過，從長期來看，這也可能成為中國改革的契機。當極端愛國主義導致的負面後果愈發明顯時，社會將開始反思這種情緒的根源，並逐步走向理性化。「當狂熱的浪潮消退，全社會將不得不直面真正的問題，最終促使更深層次的制度改革。」
多倫多方臉總結道，狂熱的愛國主義是當代中國社會應激反應的結果，也是一種必然的歷史現象。其出現既反映了個人生活壓力與民族自尊心的交織，也揭示了中國在面對國際挑戰時的集體心理變化。正如晚清時期的義和團運動，狂熱的愛國情緒最終不會帶來長期的解決方案，而是會進一步激化內外矛盾。然而，正是在這些矛盾中，中國或將迎來一場更深刻的變革，最終實現社會與國家結構的調整與進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