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在會議中 (圖片來源: 視頻截圖)
【看中國2024年9月1日訊】中共中央辦公廳近日印發了《中國共產黨不合格黨員組織處置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在中共黨內製造恐怖氣氛。
與此同時，中共喉舌公布的信息顯示，官員們對真實資訊的渴望，讓中共深感恐懼。因為當年的蘇共垮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從大批蘇共黨員瞭解歷史真相開始，這就是著名的「公開性」運動。
中共製造恐怖氣氛
中組部負責人就該《辦法》在答記者問時表示，《辦法》共27條，主要包括4方面內容，其中「規定了限期改正、勸其退黨和除名的適用情形」。
「限期改正」主要包括所謂「理想信念不堅定、缺乏革命意志、黨性意識淡薄；信仰宗教；工作消極懈怠..；不按照規定參加黨的組織生活、不按時足額交納黨費；與黨組織失去聯繫6個月以上、2年以內等方面。」
這部分內容無疑暴露出中共黨內的一些真實情況，包括「不按時足額交納黨費」、「工作消極懈怠」，與中共「黨組織失去聯繫」等等。
每當此時，中共的宣傳總是處於一種無法解決的尷尬境地，一方面要自吹「團結成一塊堅硬的鋼鐵」，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認一定比例的中共黨員甚至連黨費都不想交、甚至完全跟中共失去聯繫等等。
當年的蘇共也曾這樣吹噓過，結果蘇共的最後時期出現了這樣一幕。
1991年蘇共「819政變」失敗後。8月24日，重獲自由的戈爾巴喬夫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職務，建議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對此，蘇共的書記處、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等所有機構及其領導人，乃至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組織和領導人均沒有表示任何異議。
1991年8月25日，蘇共中央書記處發表聲明，自動解散蘇共中央。
8月29日，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和最高蘇維埃通過決議，「暫停蘇共在蘇聯全境的活動」，俗稱「禁共令」。
麥德韋傑夫後來曾回憶道：當蘇共人員離開蘇共中央辦公大樓時，有成千上萬蘇聯公民包括原蘇共黨員彙集到大樓前，把大樓圍得水泄不通。「但他們不是來保衛黨的，相反，他們興高采烈，並爭相向撤離的蘇共幹部吐唾沫、發噓聲，如果不是警察嚴密保護，撤離者受到傷害也不是不可能的」。
中共發布的《辦法》第二項所謂「處置辦法」是「勸其退黨」，令人感到詫異的是，其中聲稱「主要包括為了達到個人目的以退黨相要挾，經教育不改；限期改正期滿後仍無轉變等方面。」
既然有人想要退黨，中共又何必說「以退黨相要挾」，直接允許其退黨即可，又何必「勸其退黨」？
事實上，據「全球退黨服務中心」數據顯示，截止2024年8月31日凌晨，退出中共黨員、團員、少先隊員的總人數已經達到435,259,025人。而且，這個數字還在以至少每天數萬人的速度快速增長著。
退黨中心主席易蓉女士曾經表示：「全球退黨服務中心可以給退出共產黨的人提供中英文《退黨證書》。《退黨證書》獲美國政府認可，終身有效。《退黨證書》可以在線自行辦理、在線列印」，退黨中心歡迎廣大民眾到‘全球退黨服務中心’網站（tuidang.org），辦理退黨手續，領取《退黨證書》。
在蘇共垮臺之前，蘇共黨員也曾出現大面積退黨現象。據統計，1989年退黨人數為14萬，1990年上半年達到了37.1萬，而蘇共二十八大召開後的七八月又有31.1萬人退黨。1991年7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全會上的報告中說，在最近一年間共有420萬黨員退黨。
還有許多蘇共黨員雖然表面上沒有退出蘇共。但是拒絕參加蘇共的會議、拒繳黨費。1990年7月，在蘇共「二十八」上，葉利欽和他的大批追隨者公開宣布退出蘇共。隨後，蘇軍內部退黨現象也風起雲湧。退黨、交黨證現象屢見不鮮，甚至一些軍官當眾撕毀了自已的黨證。
這些都在為蘇共最後的垮臺做著準備。而中共所說的「以退黨相要挾」，不僅暴露出中共內部也有公開退黨現象，而且一句「相要挾」說出了中共的恐懼。
就在中共該《辦法》發布之際，兩條消息暴露出更多的內幕。
中共官員渴求真相
中共官方的微信公眾號「廉潔四川」，在28日對成都市溫江區人大常委會原黨組成員、副主任馬敬德的通報中，聲稱他「購買、閱看違禁書籍，在網路上散佈政治謠言」。
眾所周知，中共所謂的「政治謠言」，在很多時候不僅不是「謠言」，而且是「遙遙領先的預言」。這樣的例子不一而足。正是因為這樣，才能在民間以及中共官場上獲得人們的信任。
從中共的通報看，這位官員不僅「購買、閱看違禁書籍」，而且身體力行的傳播「政治傳聞」，顯示出中共官員對於真相的渴望，與民間無疑。
一個有力的證明是，甘肅省近日也有類似例子。
甘肅省民樂縣委原書記李作明29日被中共通報，說他不信馬列（理想信念喪失），而且不怕中共（毫無敬畏之心），「攜帶違禁音像製品入境並閱覽」。
短短兩日，中共通報兩起類似事件，足以說明在中共黨內閱讀、觀看海外真相書籍的大有人在。
澎湃新聞近日在報導中列舉，「近年來，已有多名領導幹部被指‘私自攜帶違禁書籍入境’，如浙江省政協原黨組成員、副主席朱從玖‘私自攜帶違禁書籍入境並長期閱看’和內蒙古自治區二連浩特市政協原黨組書記、主席郁志雲‘私自攜帶違禁書籍入境’」。
報導中的一句「長期閱看」，足以說明這些真相書籍有多麼大的吸引力。
真相讓蘇共意識形態崩潰
在蘇共垮臺前，也曾出現類似場景。
1985年開始擔任蘇共中央宣傳部長、戈爾巴喬夫總統顧問的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也是中共宣傳文章中最痛恨的人物。因為雅科夫列夫是「公開性」政策的重要倡導者和執行者。
他認為，由於極權制度對人們心靈的長期禁錮，只有「公開性」才能衝破精心編織的謊言和各種騙術的重重障礙，撥開布爾什維克主義早已長鏽的門閂，為獨立政見的傳播打開閘門。
因此，1986年2月，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二十七大」上提出了「公開性」的方針。次年，蘇共中央一月全會又進一步號召實行「最大限度的公開性」和「蘇聯社會不應有不受批評的禁區」。
1987年7月，蘇聯官方報紙《消息報》載文譴責蘇聯的中小學歷史教材，認為這些歷史教材中「每一個字都充滿了謊言」。
1988年6月，蘇聯教育主管部門做出決定，取消當年中小學歷史課的考試，要求全國所有學校的蘇聯歷史課本在1989年全部銷毀。
1989年12月，蘇聯國家國民教育委員會頒布命令，全面取消大學和其他高等院校的馬列主義課程。
在雅科夫列夫、戈爾巴喬夫的支持下，一大批過去被禁的作品先後公開發表和放映。其中影響比較大的有亞·別克的小說《新任命》，亞·特瓦爾托夫斯基的長詩《回憶的權利》，安·阿赫瑪托娃的詩作《安魂曲》，阿·雷巴科夫的長篇小說《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和喬治亞導演田·阿布拉澤的電影《懺悔》等等。
其中，《回憶的權利》寫的是詩人的父親在農業集體化運動中被流放的命運，在《新世界》和《旗幟》兩大主要文學刊物發表後引起轟動，印數達68萬份。
《安魂曲》寫的是詩人的兒子在「大清洗」運動中被捕的遭遇。《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描寫了斯大林時期蘇共的黨內鬥爭，特別是大清洗運動，其中寫到了斯大林與基洛夫和圖哈切夫斯基等人的矛盾，揭露了在基洛夫遇刺案中，斯大林一手策劃的謊言。
各種報刊紛紛登載揭露歷史真相的作品，發行量幾十倍、成百倍地增加。《各民族友誼》雜誌因刊登《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發行量從1987年12月的15萬份，增至1988年1月的80萬份。
1987年上映的電影《懺悔》描寫了上百萬人在斯大林執政時期失蹤的悲劇，批判了斯大林時期的恐怖行為。這是在時任喬治亞黨委書記謝瓦爾德納澤支持下攝製完成的。有分析指出，電影《懺悔》的影響甚至可以與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報告、索爾仁尼琴的《伊萬·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相提並論。
雅科夫列夫曾說：《懺悔》的公映是蘇共「意識形態崩潰的開始」。
1990年6月12日，最高蘇維埃表決通過《蘇聯報刊與其他大眾傳媒法》，這部法律生效後，私人辦報合法化。
7月15日，戈爾巴喬夫發布關於電視和廣播民主化的總統令，規定國家電視和廣播事業「獨立於政治和社會組織」，不允許任何政黨進行壟斷。
短短4個月內就有700多家報刊宣佈成立，同時，許多蘇共喉舌報刊也紛紛擺脫蘇共束縛，宣布自主辦報。到蘇共垮臺前，經蘇聯國家報刊委員會登記的全國性報刊有1800種，而蘇共掌握的僅有27種，佔1.5%。
這說明，蘇共的意識形態在蘇共垮臺前已經開始解體。
蘇聯的最後時刻
《蘇聯的最後一天》記載了1991年12月25日當晚的一幕，
「在戈爾巴喬夫結束演講二十分鐘後，兩個工作人員通過參議院大樓屋頂的一個活板門，出現在屋頂上，他們爬上屋頂弧面的金屬階梯，到達頂部一個設有齊腰高欄杆的圓形平台上。在那裡，他們從高高的桅桿上拉下20x10英尺大小的旗幟。旗降到底後，其中一個人將它收起來，就像餐館的服務員收拾桌布一樣。然後，這兩個人將戰前俄羅斯的白、藍、紅三色旗套上繩索，沿著桅桿慢慢升起。他們抓住這塊巨大編織物的末梢，等它升到頂部的時候放開，這樣旗幟就可以藉助旗桿內部一個管道噴出的壓縮空氣在西南風中歡快地迎風飄揚了。
紅場上沒幾個人注意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沒有人提醒公眾或國外媒體在今晚等待這樣一個具有歷史意義的行為——更換列寧和斯大林執政過的大樓頂上的象徵。只有俄羅斯電視臺在葉利欽助手們的提醒下讓一名員工就位，記錄這個事件。」
「就這樣，正當許多西方人慶祝1991年聖誕節的時候，蘇聯不在了，俄羅斯走出了列寧七十四年前帶領這個國家走進的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