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0日,海外多個團體數百人在加拿大多倫多市政廳門前舉辦國際人權日集會。(圖片來源:看中國攝影圖)
【看中國2024年8月30日訊】在第十四個強迫失蹤受害者國際紀念日來臨之際,外界再次聚焦中國的人權記錄,而強迫失蹤已成為一種常態化的壓迫工具。那些被失蹤者的家屬面臨著親人杳無音訊的痛苦、恐懼與無助感。
本週五(8月30日)是聯合國確立的第十四個強迫失蹤受害者國際紀念日。值此時間節點,中國的人權記錄再次受到外界關注。然而,面對中國當局一再泛化強迫失蹤的打壓行徑,多位強迫失蹤受害者的家屬感到深深的無力與悲觀。
聯合國大會1992年通過第47/133號決議《保護所有人免受強迫失蹤宣言》,並在2006年通過採納《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宣言》強調:「違反其本人的意願而予以逮捕、拘留或綁架,或剝奪他們的自由,隨後又拒絕透露有關人員的命運或下落,或拒絕承認剝奪了他們的自由,結果將這些人置於法律保護之外」。
鑒於世界各國和地區強迫失蹤或非自願失蹤,特別是構成強迫失蹤行為中被逮捕、拘留和綁架事件的持續增多,聯合國大會2010年通過一項決議,確定8月30日為強迫失蹤受害者國際紀念日,並於2011年開始紀念。
就在本年度紀念日的前幾天裡,中國人權律師王宇週三(8月28日)在前往蘇州參加中國人權律師余文生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庭審的路上,再次遭遇強迫失蹤。
王宇律師的丈夫包龍軍告訴本臺,好在王宇在消失11個小時後,與家人通話報了平安。然而這一次已非王宇第一次「被失蹤」,他感慨說,強迫失蹤這種打壓手段的普遍應用,也驗證了中國警權無限擴大的現實。
「我感覺就是用恐怖手段來統治一個國家的行為,(強迫失蹤)沒有任何的法律依據。你要是稍微不順從,他們(中國當局)馬上就以公權力強制限制你的自由,把你控制住,為了維護某種他們認為的穩定。」他說:「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權力腐敗和權力暴行。」
包龍軍說,強迫失蹤這種手段是中共當局打壓異議的典型手段,回溯過往歷史比比皆是。但自從中國國家領導人習近平上臺以來,這種非法手段的應用愈發變本加厲。
他說:「這就是權力大於法律,公權力的恣意妄為,因為缺少監督和制衡必然產生的後果。」
被譽為「中國良心」的人權律師高智晟於2017年8月13日第三次失蹤,截止到目前,外界也不知道他的下落。截至本年度的強迫失蹤受害者紀念日當天,高智晟已經「被失蹤」七年十七天。
高智晟的妻子耿和在提及高智晟七年杳無音訊時,幾度痛苦大哭。她說,高智晟只是逼迫統治者回到法律層面上、按照人民的要求統治國家,要求何等的低。
她說:「像高智晟這次失蹤,七年零十七天,沒有任何消息,沒有任何說法,不管是口頭的、書面的都沒有。(中國當局)還用整個國家機器對付像高智晟這種說真話、為人民辦事的人。」
耿和說,不僅高智晟生死未卜,整個家庭都受到株連,甚至全家的身份證都被當局沒收。「全家人的身份證早早都是沒收了,不低於十五年。給家人不管是工作、生活、就醫、出行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就把你控死了,說白了你就不能出門。」
她還透露,高智晟的姐姐因親眼目睹中國當局破門而入逮捕高智晟,而長期生活在恐懼中,長期的心理壓力導致精神恍惚,於2020年5月跳河自殺。連耿和的姐夫亦因身患癌症,每次領取處方藥時都需要前往有關部門把身份證「借」出來,但這期間所受的種種羞辱令人難以啟齒。最終耿和的姐夫不堪壓力,用跳樓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她說:「我到了美國十五年了,這十五年來一直不斷地去尋找高智晟。跟我爸爸只有一次通話,這十五年來這一次通話就是斷絕關係。」
耿和哽嚥著說,她和母親也只通過一次電話。即使在她母親患老年痴呆症期間,她的母親還安慰她說「你不要著急,我給你去找小高。」但斷絕關係並不能保護國內的家人,尤其是在數字化時代,家人連附近的公園都無法通過識別身份證進入。
高智晟的案例只是冰山一角,許多其他維權人士和律師也面臨著相似的命運。據中國大陸良心犯數據資料庫顯示,從2019年1月至今年8月30日,共收錄高智晟、彭立發、克尤木.穆罕默德、曲桑嘉措等33位被強迫失蹤的人士。
自由亞洲電臺原文鏈接:《強迫失蹤在中國:紀念日背後的無盡悲痛與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