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8月2日，朱虞夫和妹妹在位於洛杉磯的家中。（圖片來源：美國之音）
【看中國2024年8月22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肖恩採訪報導）（接上）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朱虞夫於7月28日被營救到美國，他曾三次入獄坐牢共16年，因飽受虐待罹患胃癌，當局批准他去日本治病，才得以有機會最終到美國與久別的親人團聚。日前，《看中國》獨家專訪了朱虞夫，來聽一聽這位民運老前輩回憶自己參與三次民主運動的經歷，以及他牢獄生活中最慘烈和最難忘的場景。
71歲的朱虞夫生於浙江杭州。自青年起就開始探尋民主道路。1978年底，參與發起杭州民主牆，寫作張貼了許多宣揚民主人權的文章。1979年組建並被選為當時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社負責人，參與領導。
1989年六四事件，他聲援北京學運再次被傳喚、抄家，母親、岳家、妹夫、妻舅受株連被抄家。被關押27天後，撤職並下放。
1998年6月，積極投入中國民主黨籌備工作，6月25日成立浙江籌委會，6月30日上街散發《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成立公開宣言》被警方關押48小時。「7．10」事件中遭抄家，抄走大量《公開宣言》、電腦、印表機；關押10天，監視居住50天。11月8日選為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常務工作組秘書長，全國籌委會籌委。
1999年9月15日遭中共當局逮捕，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有期徒刑7年。2006年9月15日出獄。
2007年5月18日朱虞夫再次被捕，判刑2年。2009年4月18日出獄，2011年3月5日再次被抓。2011年4月11日，朱虞夫被中共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2012年2月10日，朱虞夫被中共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再次重判七年徒刑。
記者：您一生三次入獄，坐牢長達16年，遭受了各種酷刑和虐待，請回憶幾件令您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如酷刑），以及您見證的中共對異議人士在獄中實施的非人道對待。您在漫長的牢獄生活中最艱難的是什麼？您怎樣堅持下來的？您的精神支柱是什麼？
朱虞夫：我對於坐牢已經有了充分的心理準備，我知道我們這樣做在文化大革命就是反革命集團，秘書長以上的人物都會被槍斃。
江澤民在2002年跑到浙江來講三個代表，他非常懊惱、非常憤怒，罵浙江省委書記有的地方出了怪事，不上報、不研究、不解決，意思是沒有把中國民主黨成立這事報上去。其實說報不上去，他們是裝聾作啞。一直到《德國商報》記者在採訪李鵬時問你們怎麼處理國內民主黨的事？李鵬講我們絕不允許，江澤民表態要消滅在萌芽狀態。最後他們把我們做大的事情怪到省委書記李澤民頭上。我們被抓起來就是作為解決在萌芽狀態的第一代。
7月8號，第一次把民主黨的人抓進去，當時抓進去很多，王有才、王東海、吳一龍都抓進去，林徽是逃走了。後來又放了，因為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高級人權專員羅賓遜夫人親自跑到北京要求釋放，說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同樣重要。當時《人民日報》只好登出來。當時江澤民還向全世界說謊，說我雖然是國家主席，可是我們中國的司法是獨立的。其實全世界都知道司法就是共產黨的工具。
在法庭審判中，我一直在觀察他們，法官像傀儡殭屍一樣，都不敢用眼睛看我，頭都不敢抬起來。當時他們幹的是非常骯髒的活，這些人在道德上必然有所虧欠。比如提審我們的就是浙江省出了名的神探聶海峰，公訴人張澤峰、杭州市檢察院庭長傅章軒，審判都是他們一手搞的。審判我們是投名狀，以後直接往上升，沾了中國民主黨政治犯的血。
當時他們還不是鐵板一塊，公安局、檢察院有很多同情我們的，王有才、王丹都被判的不是很重，都是五年以下。
我在監獄里直接告訴他們，全世界所有的政治案件最後都是平反，岳飛過了20年才平反，不在乎什麼時候，遲早要平反，這一點是信念。那麼這個對於你們來說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你幹的髒活。
當時說已經沒有政治犯了，我在看守所的時候，省高院有個檢察官提我們這個案子是刑事，因為當時已經是公檢法聯合辦案了。他也把我悄悄的拉到旁邊說，你在里面要保護好自己，你的周圍都是些人渣。
他現在已經是庭長了，後來我這個案件是他的學生是來處理的。其實他們也就是傀儡，上面叫他幹才幹的。像我第三次坐牢審判我的叫於震，我就跟他講了，你的名字寫在這樣的判決書上，你沒有感到不光彩嗎？他頭低下說，你太抬舉我了，我算什麼。
我在浙江省第六監獄第一次坐牢，碰到蔡文光，是諸暨人，他當年是中學老師，警察隊伍要招人改善他們的素質，當時有很多老師改行。他穿上警察服，有點權利了，嘴臉也不同了，他擔任管改造的副監獄長，在服刑人員、囚犯的眼里比閻羅王還厲害，因為你的減刑假赦直接由他說了算，其他人不能干預。
那天他跑到我們房間來，我坐在那看書，沒有像彈簧一樣跳起來，我慢騰騰的站起來，他就對我非常惱恨，他就問你什麼罪。我說沒犯什麼罪。他又激動起來了，你是什麼犯。我說是政治犯。他說我們中國沒有政治犯。我說對，中國沒有人權問題，過去沒有，現在沒有，將來永遠沒有。他一下子發毛了，你不認罪伏法，不准看書，不准享受任何罪犯的權利。監獄法明文規定，監獄鼓勵服刑人員自學。因為他有這個權利，他一聲令下，我從此以後就不能再看書看報，不能接觸任何一個文字的東西。
然後就叫你轉化，這個轉化就是用酷刑，讓那些重刑犯、販毒的、判無期死緩的組織小組來對付你。讓你坐在凳子上一動不動，一坐就是兩個小時，這個凳子不符合人體力學的，是像幼兒園小孩的凳子，25公分高塑料凳子，上面有籐編、有棱。靜坐是一動不准動，動一動後面拳腳就下來了。他說不是說我打你，我是給你矯正。4個人一班，8個小時換一班，都是重刑犯，而且叫外地窮鄉僻壤的、雲貴高原、四川那邊，搞的越凶，他們能減刑。看管我的有一個人拿到積極份子，他可以減的最多、吃最好的營養餐。最後結果我坐的屁股爛掉全是褥瘡。開始是發燙，然後是痛，以後就麻了沒感覺了，以後屁股上的肉和內褲粘在一起，睡覺內褲沒辦法脫下來，我是咬著牙給它撕下來。第二天還要坐，坐到傷口上，真的沒辦法想像。我是靠信念、信仰堅持下來的。
如果我被他們七手八腳打死，沒人知道，會說你自己病死的，還要製造假病例，那個醫務犯私下告訴我怎麼寫15天的假病歷，第一天怎麼搶救，第二天怎麼搶救，共搶救了15天。
在第四監獄，有一天我看到他們打人，鐵門後面動靜很大，我看到以後熱血往頭上衝，我就到辦公室門口去喊報告，我說他們三四個人包夾小組在打法輪功（學員）。他就裝聾作啞。第四監都是浙江省重刑犯，都是10年以上監禁。對待法輪功一般是幾天幾夜不讓你睡覺，腳手都綁在鐵床架子上，人是凌空的，棉襖都脫掉的，杭州冬天非常冷，也不讓睡覺，人都昏迷了。
後來把我調到醫院去隔離，兩個雙人床，兩個人睡在那，日日夜夜看著我，上面還裝一個探頭24小時照著我。
記者：您認為您後來罹患胃癌跟在獄中被虐待有關嗎？
朱虞夫：當然有關。坐牢的人都認為是敵我矛盾，所以共產黨的監獄都有當兵荷槍實彈，如果你要越獄隨時可以開槍把你打死。在這種思維下，勞改犯是敵人、是消滅的對象，所以不會讓你過好日子，吃的都是最差的，像垃圾一樣的東西，我們吃的土豆甚至連洗都不洗乾淨，煮了以後就讓你吃了；最可怕的就是吃那些發霉的米，黃米里邊還有許多黑的米。
我進去的時候，給一個鋁盒子，上面用油漆把你的名字寫上，有一個人在給你打米，你吃的時候能看到它是有黑的在裡面。菜就不用說了，菜葉也是爛菜葉，反正是最差的菜，菜場裡面賣不掉的東西。偶爾能吃到點肉，但是是臭的，你吃了以後，你才知道這個肉有多少年歷史了，都是經過化學方法處理的。我這個胃癌都是吃出來的。
記者：請評論一下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現狀，習近平修憲、經濟斷崖式下滑、青年嚴重失業、底層互害事件頻發、白紙革命、彭立法四通橋事件、方藝融模仿彭立法在湖南「四通橋」呼籲習近平下台事件、數萬中國人冒著生命危險走線來到美國尋求自由等等，中國還有希望嗎？您現在最大的願望是什麼？來到美國後，您希望在哪方面為中國民主事業做貢獻？
朱虞夫：中國社會民主化，讓中國成為一個正常國家，這是我最終極的願望。讓每一個人有尊嚴的生活，因為人就是人，人不是奴隸，不是動物，人要像人一樣有尊嚴的生活。
人類社會已經進入21世紀，防火牆防不掉真理的聲音，防不掉每個人對自由的嚮往，對尊嚴的嚮往。
所有這些活動我感覺到非常悲壯，中華民族需要有這樣的意識來拯救這個民族，雖然做的很不夠，可是只要火種還在，每一個人的心裡面還是有這個火種。
這個民族非常不爭氣，底層互害非常嚴重，一個沒有得到過善良對待的人，他對待別人是不會善良的。這個一切是制度決定的，只要這個制度改變了，一切都會好轉。
就像當時英國工業革命的時候，倫敦河的污染已經污染到臭氣熏天了，一旦大家重視起來了，也可以把它治好。中華民族終將走上和所有的民族一樣的道路。可是現在的中華民族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已經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已經不可能像陳勝吳廣起義了，因為這個對手利益集團是用一切維持自己的穩定，已經武裝到牙齒了。所以我希望有國際社會看到這一點。
我上一次與臺灣朋友聊天的時候，我就說你要看到武力攻打臺灣的另外一層意思，蠢貨動刀動槍才有滅亡的機會。
我到了美國以後，哪怕在馬路上，你看到他的這種歷史的內涵，對文明的尊重，人和人之間的關係，你就感覺到他的力量的存在了，不用自己去喊。
我也不能去過分的譴責中華民族，我在監獄裡的時候，有文化的警察也跟我講，這個民族已經是墮落到這個地步了，你為他們去這樣付出，這樣犧牲，你值得嗎？
我確實看到了許多痛心的事情，我也沒辦法為他們做什麼掩飾，就那麼自私、殘忍、禍害。可是我看到這個民族是有未來的，我的付出是為這個民族的未來。
前幾天我也跟這邊的年輕人講，看到你們我也很羞愧，我們做的努力不夠，讓你們還在為改變現狀繼續努力付出。
另外，我也多次向大家講，我到這裡是來治病的，因為我的健康狀況很不好，我準備先到醫院繼續治療。可是有一個事情我必須做，就是現在要抓緊時間把我經歷的真實歷史過程記下來，告訴後代曾經有過這麼一段歷史，在中國在最黑暗的時候，有人在努力，有人在付出。只要我們大家心里的信念不滅，心里還有一點善良、良知在，我們儘可能做一些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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