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朱虞夫（本人提供）
【看中國2024年8月20日訊】（看中國記者肖然、肖恩採訪報導）（接上）中國民主黨創始人之一朱虞夫於7月28日被營救到美國，他曾三次入獄坐牢共16年，因飽受虐待罹患胃癌，當局批准他去日本治病，才得以有機會最終到美國與久別的親人團聚。日前，《看中國》獨家專訪了朱虞夫，來聽一聽這位民運老前輩回憶自己參與三次民主運動的經歷，以及他牢獄生活中最慘烈和最難忘的場景。
71歲的朱虞夫生於浙江杭州。自青年起就開始探尋民主道路。1978年底，參與發起杭州民主牆，寫作張貼了許多宣揚民主人權的文章。1979年組建並被選為當時杭州主要民刊《四．五》月刊社負責人，參與領導。
1989年六四事件，他聲援北京學運再次被傳喚、抄家，母親、岳家、妹夫、妻舅受株連被抄家。被關押27天後，撤職並下放。
1998年6月，積極投入中國民主黨籌備工作，6月25日成立浙江籌委會，6月30日上街散發《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成立公開宣言》被警方關押48小時。「7．10」事件中遭抄家，抄走大量《公開宣言》、電腦、印表機；關押10天，監視居住50天。11月8日選為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常務工作組秘書長，全國籌委會籌委。
1999年9月15日遭中共當局逮捕，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有期徒刑7年。2006年9月15日出獄。
2007年5月18日朱虞夫再次被捕，判刑2年。2009年4月18日出獄，2011年3月5日再次被抓。2011年4月11日，朱虞夫被中共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逮捕。
2012年2月10日，朱虞夫被中共政府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再次重判七年徒刑。
記者：您是89年杭州民主運動的領軍人物，後來被關了一個月。請問你參加89年杭州民主運動的過程中最難忘的事情是什麼？您認為當年的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對於浙江有何重要影響？
朱虞夫：當時六四運動起來時，我在浙江。浙江這個地方是人文薈萃的地方，從明清以後一直是中國的知識份子的脊樑骨，所有的文字獄差不多都發生在江浙一帶。滿洲人打進來以後，反抗最激烈的是江浙一帶，被鎮壓最厲害，並遭到屠殺。就共產黨來說，這里的地主階級意志特別強。
我們講的就是幾千年道統，骨頭是非常硬的，明成祖朱棣上位時，方孝孺被滅十族。我們杭州在歷史上有一個綽號叫“杭鐵頭”，就是他這個頭會撞牆的，不撞到南牆不回頭的，很正氣很正義，在秦漢革命時就嶄露頭角。後來一直到我們中國民主黨成立。
所以到八九六四的時候，北京天安門的事件，必然就像79年的民主牆一樣，杭州早就準備響應了。
記者：您分析一下八九64學運為什麼會失敗？
朱虞夫：當時我已經看到這個情況了，就是有火種，可是沒有木材，要乾柴烈火，它才能熊熊燃燒起來。那些工人階級騎著自行車路過但沒人能站出來。學生呼籲他罷工抗議一起來，沒有一個人響應，為了賺工資還有活路，這就是中國人。經過了那麼多政治運動後，棱角被磨掉了，就像共產黨分析的一樣，他們寧可餓死也不願造反。
當時工人還有一份工作沒有下崗，沒有像現在已遍地佈滿乾柴，那麼多人失業、那麼多人走投無路。
當時仗勢真是很可惜的，學生就像杜鵑滴血，真是大聲喊叫要民主要自由。可是大家所有的人都好像事不關己，就這樣看看就過去了。89年當時的一個政治現實就是響應的工人沒幾個。
記者：1998年您參與中國民主黨的籌備工作，被選為中國民主黨浙江籌委會常務工作組秘書長和全國籌委會籌委，1999年，您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判刑七年。當時您認為建立中國民主黨有什麼意義？您堅信中國會實現民主嗎？在一黨獨裁的中國，建立中國民主黨這樣的黨派存在風險，包括您以後可能會付出坐牢的代價，那時您想過這個後果嗎？
朱虞夫：1998年組黨來自王炳章先生98年2月闖關，他跑到杭州跟我們民運幾個人見面，提出來組織反對黨，可是當時王東海也好毛慶祥也好，回來我們商量的時候，都感覺到時機不成熟，太危險會坐牢、會遭到鎮壓。因為組黨這個事情，共產黨認為是反革命集團，它對個體的反抗下手還比較輕一點；如果你要組黨，他肯定要下手搞你。可我是一個堅定的組黨派，我感覺到一定要搞，因為當時整個國際社會已經被共產黨的大外宣欺騙的迷迷糊糊了。他們說我們的共產黨不是過去的共產黨，我們現在改革了。我當時在房管所工作，我已經爬到工作委員會負責人的地位，因為參加民運，98年被抓進去關了十天以後，出來我被撤職。
可是我嚮往的民主信念是非常堅定的，我感覺到要組黨。當時國內民運就是搞簽名運動。今天什麼事情出來了，大家去簽個名，明天什麼事情出來了，去簽個名。最典型就是98年印度尼西亞排華，華人遭到了慘不忍睹的對待，搞了個簽名，中共根本就不來理睬你。
那麼，王有才選定了最安全的日子，就是（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6月25號到了西安下飛機的日子，到浙江省民政廳去註冊，你敢抓嗎？抓了以後，這個輿論的後果、新聞的效應，你擋不擋得住？
在組黨到底要不要組，大家都下不了決心的時候，我是這樣說的：組黨一定要組，可是一定會坐牢。
當時我已經有考慮了，共產黨在《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上簽字，10月5號派唐家璇去作秀，裝模作樣的簽字，可是這個東西在哪裡，老百姓都沒看到，到現在都不知道有這麼回事。
它的目的就是欺騙國際社會來獲得生存的資源，大量的外資進來把它養肥了。他有力氣了還是要走老路。因為他一直反對鏟除產生文化大革命的土壤，共產黨就像魔鬼製造的機器，要把每一個黨員馴服，共產黨就是一架馴服工具，任何一個政治強人坐到這個位置上，這個機器就為他服務。任何一個反對的人都是消滅的對象。事實已經證明這個政權欠下那麼多的血債。
我們成立這個政黨的目的就是去推他一下，把這個位置讓出來，讓我們有更大的空間，要麼你乾脆把我們吃掉，那這個世界就看清你了，你就是猛獸必須要消滅。那麼誰來試呢？我們來試。我說肯定要坐牢，這個坐牢值不值得，你們自己去想，看看臺灣的民進黨是在國民黨的高壓政策的時候成立的，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可是他也告訴所有的老百姓，民進黨是一個負得起政治責任的黨，是一個願意為人民願意付出的黨。所以等到國民黨開放黨禁以後，幾百個上千個黨都去陳列，自己可以去成立一個黨，但是只有民進黨是個金字招牌。
所以我們今天中國民主黨去註冊了，受到鎮壓了，我們付出了，用我們的付出來喚醒這個世界，這個黨是有價值的黨。我說你們怎麼想我不知道，我肯定干。所以6月25號那天我去註冊。那天我說王東海你太太馬上就要生孩子了，你如果去不回來的話，你老婆誰來照顧。那個林輝他也知道這只是一次性的事件，也不願意簽這個名字。他說如果我們去了不回來，也需要有人在外面就是把他們救出來的。我說好吧。那天我跟他們分別的時候，真是風蕭蕭易水寒的感覺。我送他們到樓下，李逵緊緊握住我的手長時間都沒放掉，他們也感覺到這個使命比較沉重。
當時申請交到了浙江省民政廳，民政廳專門有一個管理社會團體的部門，他說成立民主黨，你們準備50萬資金，要有50個成員的名單，要有秘書長以上人的名字，要報上去，東西放在這裡我們研究研究。
之後這個事情也很震動，時任浙江省委書記江澤民也沒處理，他也不願意製造政治犯，他想你們開玩笑，熱鬧個三天五天，熱情下去也就沒事了。但我們後面又一輪一輪搞出事情來，弄得江澤民非常頭痛。
我一直在後面煽風點火，要把事情搞大，當時我這個做法讓王有才非常失望。到了2月他被抓前，我們在月廟那個地方開個碰頭會，我當時手伸出來跟他握手，他不跟我握手。後來在整個案子審理的時候，他就認為民主黨搞成這個樣子是朱虞夫搞的。他是很溫和不搞街頭運動，我絕對要搞街頭運動，要到全國、到馬路上去發這個傳單，所以他很失望，不想這樣搞。
在整個過程中，王炳章先生每天都給我打電話，問你們怎麼樣了。我說現在他們還在研究，還沒結果。他就感覺到這是個窗口期。他說，你們到馬路上去發展中國民主黨，見到一個就發展一個，可是在中國的現實社會這樣做行不通，所有人對政治幾乎不感興趣，所有人都似乎有一個空間可以往上爬。民主黨成立時和現在這個政治現實又有區別。現在這個階層固化已經登峰造極了，讀大學、博士都沒有出路。
我們也知道這是個窗口期，所以我們千方百計要把它做大，當時大家每個人把口袋里錢拿出來。當時讓浙大在讀研究生吳一龍全國跑一圈。當時簽名運動有一個名單，有住址有電話，我們就選出來，一路跑過去，每個地方都成立中國民主黨的地方籌委會，大家平起平坐，我們搭一個台大家來唱戲。誰唱的好以後誰就是老大。當時有許多插曲，吳一龍跑到北京找到了一個有名望的人物，那個人當時就提出來，要我搞可以，我的位置怎麼放。他說我不是來找主席的，我是來點火的。那人就說我不跟你搞。吳一龍後來就給任婉婷打電話，任婉婷就搞起來。
受王炳章先生發展黨員的啟發，6月30號那天，我拿著我們中國民主黨的成立宣言到馬路上去散發，我是一個人去的，沒有一個人有膽量跟我一起去。我在馬路路口被便衣警察帶到派出所留zhi呆了48小時，事後王東海接到電話後馬上把我的情況告訴王有才，王有才不是一個搞政治的人，是一個有良心的知識份子，一聽說我被抓了很急，他感覺負擔很重。這個民主黨是他為首的，為了民主黨現在有人被抓進去了，他急匆匆的在當天晚上趕到王東海家，王東海要把這個事情告訴盧思卿，當時的香港中國民主運動民運信息中心。王有才說不要通知，一通知的話對我更加不利。王東海還是通知了。誰都沒想到這個日子太湊巧了，30號通知以後第二天是98年7月1號，非常敏感的香港回歸一週年紀念日，所以這一天香港的報紙電台電視全部都播放了這個消息，警告香港人共產黨的本質就是這樣。對共產黨來說非常頭痛，這個新聞的效應就成倍增長，我關在那里報上去，當時（中共）都不知道該怎麼辦。當時江干區公安分局分局長、黨委書記是吳偉虎，他後來（因貪腐）也被抓起來判了死緩，跟我關在一起，非常有諷刺意味。他說，當時覺得我是不是精神病，看書走火入魔了，他把社會上的老師招進去來陪我，幾個人24小時在里面進行辯論。他們問我為什麼要組黨？為什麼要搞民主？我說民主的兩大標誌，一個是言論自由，一個是結社自由，我們現在在結社自由上是來敲打敲打，投石問路來證明你是民主的，當然我就是以身試法，來點真格的檢驗一下，我很可能坐牢，也可能（被）殺頭。我就看你抓不抓，我就怕你不抓。
記者：當時有沒有害怕，比如他們會用酷刑？
朱虞夫：要說不害怕也是假的，被抓到黑屋子里去，全世界沒有人不怕的。可是這個代價和信仰來比較，沒有怨言，我是為我的信仰來進來的，我是求仁得仁。
我要不坐牢很方便。99年我被抓的時候，國保大隊長把我拉到一邊悄悄跟我講，內部已經討論好了刑期10年，你如果退出中國民主黨，我保證你一天牢都不用做。當時我頭皮一炸，畢竟是十年，十年對一個人意味著什麼？可是我感覺到我不能退。我說你吃得下抓，我就吃得下住。那天是99年6月3號，所有的民主黨成員都在里面提審，如果我表態退出，而他們在受罪，我沒臉見他們了。我說我是不退的。後來我因為沒有前科被判了7年（監禁）。
就這樣，組黨把中國的民運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