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反日標語（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看中國2024年7月2日訊】當我們的電視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充斥著抗日劇，當我們的網路上永遠都是「踏平XX」之類的言論，「我們需要無時不刻仇恨日本」這個想法，就被無數次地暗示，從而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們心中。
據媒體報導：
騰訊控股和微博等中國各大網際網路平臺正在加強整治社交網路上的反日言論。有觀點認為這是鑒於6月24日蘇州市發生的日本母子遇襲事件而採取的措施，對網際網路企業進行了指導。
中國各大網際網路平臺表示加強對這些反日帖子的整治，實屬罕見。
騰訊於6月29日晚表示加強對發帖的限制。指出「蘇州高新區持刀傷人事件在網上傳播並引起輿論關注，有個別網民在網上煽動中日對立、挑動極端民族主義，炮製各類極端言論」。
據中國媒體《財新》報導，大型網際網路企業於6月26日至30日提出了加強整治的方針。運營微博、抖音和新聞應用等的網易也通過官方賬號發出通報。
在我看來，上述新聞當然是一件好事，但並不是因為這一行動針對反日言論，而是：針對一切仇恨言論，我們都應當反對。
所以我的觀點始終都是：「不要仇恨其他族群」，堅持人性的光明與普遍光輝。而不是：保衛日本人。
所以請那些後臺持續謾罵我的人，理解這一點。
最近我受到無數的網路攻擊，據我觀察，網上讚美胡友平英勇事跡的帖子和視頻下面，收到的多半也是反對和謾罵。儘管給我點讚的網友很多，說明理性的網友數量也不小，但似乎被煽動仇恨的人依然數量龐大。
再加上現在整治反日言論的運動，我產生了一些聯想：在我們的社會中，究竟為什麼如此容易被煽動，或者說容易出現輿論大規模的一致性和反轉？
事實上，民眾容易被煽動、情緒化，並迅速形成一致的行動，這種現象並非新鮮事。早在19世紀末，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古斯塔夫·勒龐在其著作《烏合之眾》中就深入探討了這一問題。
群體的心理特徵
勒龐認為，融入群體中的個人會「智商降低」，失去理性和判斷力，變得情緒化和易受暗示。
這是因為在群體中，個體的獨立性和自我意識被削弱，容易產生一種「群體心態」。在這種心態下，個人不再獨立思考，而是追隨群體的情緒。
反日言論篤信者即是如此。他們的情緒始終受到煽動者的影響：「他們曾經侵略我們、他們曾經搞大屠殺……」當這種煽動不斷持續，就會形成一種普遍的情緒：仇恨。
當這種仇恨真正波及到平民，就變成了非常恐怖的現象。
被影響的人們所失去的理性思考能力，是這樣一些議題：我們應當如何看待已經過去80年的戰爭？我們該如何看待曾發動戰爭的國家的平民？當年的日本平民是否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
這些問題，其實個人稍微冷靜一點就能理清，但集體的情緒引導一旦形成，仇恨的情緒就會立刻淹沒理性的思考。
抗日神劇的暗示與感染
勒龐在書中還詳細描述了群體是如何受到暗示和感染的。
群體極易受到簡單而有力的暗示，這些暗示往往是通過感性而非理性的方式傳遞的。比如，煽動者可以通過講故事、喊口號來迅速激發群體的情緒，形成一致的行動。
這種暗示的力量在現代媒體環境中被進一步放大。
通過電視、網際網路和社交媒體，信息可以在瞬間傳遞給成千上萬的人，而這些信息往往以簡單、直觀和情緒化的形式呈現，使得群體更容易接受和響應。
最好的例子，就是抗日劇。當我們的電視上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充斥著抗日劇，當我們的網路上永遠都是「踏平XX」之類的言論，「我們需要無時不刻仇恨日本」這個想法，就被無數次地暗示，從而根深蒂固地存在於人們心中。
在勒龐看來，群體最大的特徵是具有非理性傾向，容易被情緒而非理性所左右。
勒龐認為，群體的情感往往是誇張和簡單化的，極端情緒可以迅速在群體中蔓延。所以群體行為常常偏離理性和現實，表現出盲從和極端化。
在「反日」當中就是如此，一些本來並沒有什麼情緒的人，在大量的反日影視、反日言論影響下，也逐漸變得憤怒，開始被簡單的仇恨情緒所左右。
當這些人自己的生活不如意，他們可能就會將這種憤怒肆無忌憚地發泄到無辜者身上。
這次的果，其實就是近十幾年輿論風潮所種下的根。
多元化言論是解決之道
現在整治反日言論，是針對仇恨言論的一種反向引導。暫時來說它肯定是好的，但長期來看，既不能形成長期的輿論氛圍，同時「用運動整治運動」，本來也只是在利用我上面所說的集體心理機制罷了。
《烏合之眾》寫的是幾百年前的歐洲社會，當時人們的受教育程度和輿論單一性，導致人們非常容易發生集體狂熱。
但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歐洲，這種狀況已經大有改觀，極端言論雖然也存在，但一直很難真正成為社會主流。
那麼歐洲的經驗是什麼？我認為就是輿論的多元化。
就像歐洲對待中國的輿論，有負面的也有正面的，有讚美的也有批評的。歐洲內部的左派和右派都有各自傾向的媒體，也有一些獨立的媒體。
歐洲的教育環境也一樣，從小學開始就要使用批判思維，將左右兩種看法拿來做對比，而不是接受一個標準答案。所以歐洲年輕人從小學到的就是不盲從、不盲信，批判思維早已深入人心。
所以要想破除仇恨思想在社會中的大肆蔓延，並預防再出現仇恨犯罪事件，就必須讓社會的聲音更多元化，讓教育更多元化。
試想一下，如果電視中既有抗日劇，同時也有中日之間一些友誼的故事、合作的故事，還會有這麼多人盲從仇恨煽動嗎？
如果抗日劇重點講的是反戰主題，而非宣泄仇恨，就像電影《紫日》那樣，理性看待戰爭的人也會更多。
所以，整治反日言論只是一時，從根源上促進輿論環境的多元化、教育思想的開放化，才是真正的解決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