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後，「由治及興」久久未見出場。圖為西九龍裁判法院外巡邏的警員。（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6月30日訊】「七一」快到，轉眼間北京頒布《港區國安法》接近四年，李家超上任特首也快兩年，香港早已進入「新常態」，奈何說好的「由治及興」久久未見出場，不僅代表政府的美麗諾言流為空話，以國安執法重拾香港繁榮的論述，也同樣不攻自破。
北京的治港方針，主要是利用香港國際都會的經濟價值，輔助大陸的發展，實現「強國夢」。過去，它可以容忍香港保持九七前的自由權利，並按《基本法》逐步推進代議政制，其實是歷史的妥協而已，以示信守寫在《中英聯合聲明》香港「五十年不變」的承諾。
不過，2017年，中國外交部鄭重宣布這份聯合聲明已成歷史文件，再無現實意義，代表北京可按政治需要制定對港政策。兩年後，反修例運動的出現，北京認定是改變現狀的時機。北京視之為「顏色革命」、「黑暴」等，遂採取行動，繞過香港立法機關，由全國人大直接頒布《香港國安法》，及後更改變行政長官、立法會、區議會的選舉制度，美其名為「完善選舉制度」，其實是要結束九七以來行之有效的自由、法治和民主體制。
這些斷然措施，顯示北京兩個想法。一是認定「黑暴」實源自香港的自由民主，因此需要以《國安法》斬草除根，消除民間的言論及政治抗爭空間，令反抗運動失去發展的土壤。二是北京認為香港可作純粹的經濟城市，因為繁榮的關鍵在於國安高度戒備之下，政權免受挑戰，社會才有穩定環境，經濟才有發展可言，反而香港人一直享有的自由及有限的民主權利，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國安法實施後 經濟蕭條現象紛呈
眼下的香港，反對勢力近乎清零，「愛國」人士佔去所有議席的立法會並無異議聲音，主流傳媒支持政府者居多，示威抗議活動絕跡於社會，政府施政早已暢通無阻，理應是證明上述第二點想法的最好時機，遺憾是現實並沒有按劇本發展下去。
相反，香港近年私人投資及消費均不振，股市樓市呆滯，而貿易去年更大幅滑落（16%左右），今年才見回升，但遠不足以成為帶領香港走出陰霾的動力。相反，現時蕭條現象紛陳，除了鬧市吉舖多，負資產住宅按揭由2023年底大約二萬五千宗（25,163宗），增加至2024年三月底大概三萬二千宗（32,073宗），升幅約27.5%。
同時個人破產及公司清盤數字都走向歷史新高，前者上月達到871宗，按年增加35%，後者則有61宗，按年增加85%。再看公司遣散員工亦有上升趨勢，導致今年首季有接近一萬三千人，以抵銷長期服務金及遣散費為由申請提取強積金，比上季增加約14%。尚幸過去幾年20萬以上香港人移民外地，造成勞工短缺，失業率長期處於低水平，社會才不至於動盪。但若說取消言論及政治自由可以換取經濟繁榮，未免乖離事實。
香港失去獨特優勢 經濟只能融入倚賴中國
往深一層看，政府所謂取消政治，專心發展經濟，只是選取特定的政治取向，不容爭議，並非撇除政治的影響。如今局勢穩定，當局大可轉移國安策略，把焦點放到威嚇或使用武力的案件，無需要猶如四面受敵，保持高度戒備，聲言對付看不到的「間諜」活動，也不放過無法說清的「軟對抗」。可見，當局放不下國安大權，結果不僅公民權利無法恢復，在事事加強審查下（如電影、出版、藝術展覽），也難望全力搞經濟。
更何況，現行國安執法的打擊重點是「外國勢力」，當然又以一再制裁中港官員的美國為首。另一方面，民主國家陣營基於價值及制度差異，也眼見香港自由的剝落，自然對《國安法》疑慮重重，加上近年中美地緣政治關係緊張，特區執法態度一切如故的話，互相猜疑必定繼續加強，再隨著中港兩地制度差距拉近，香港亦失去接通中西雙方的獨特角色，將無法與西方重重修舊好。
香港只剩下對大陸經濟的倚賴，只有依中央分派的角色融入其中。不過，今次的機遇與二十年前大有不同，正如摩根士丹利前亞洲區主席羅奇（Stephen Roach) 指出，中國面臨人口下降、債務危機、通縮問題三大困擾，經濟前景極不明朗，香港相信也難以獨善其身。更甚者，當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不保，還要面對大陸其他一線城市的激烈競爭，單是消費者市場，香港當局也顯得束手無策。
以《國安法》消滅了反對派政治的香港，卻招來國際地緣政治、大陸地域政治、香港國安政治同時影響經濟，過去的香港確實一去不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