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紀念館的揚州八怪雕塑。揚州八怪紀念館位於江蘇省揚州市瘦西湖風景區。(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清朝中期,揚州地區出現了一群既活躍,又十分擅長詩、書、畫、章的書畫家。這些文人的作品風格鮮明、不拘泥古法,對後人產生深遠影響。當時以鄭燮(鄭板橋)、黃慎、金農、汪士慎、李鱓、李方膺、羅聘、高翔等八人最出名,因此他們又被稱為「揚州八怪」。但高鳳翰、華嵒、邊壽民、陳撰、閔貞、李葂、楊法等人,同樣被稱為「揚州八怪」。只是,揚州為什麼會出產了「八怪」呢?
說到「揚州八怪」,很多人會以為這八人應當是「奇怪」的很,這才得此名。其實,這揚州八怪是以儒釋道三家思想做為繪畫之根本,他們繪畫的「怪」並非指變異的藝術,而是呈現了獨特的理論、筆墨與技法。以活在清代康乾盛世的高鳳翰為例來說,他博學多才,德高品潔,書畫藝術能將大俗變為大雅,右手在壯歲時即廢了,卻反倒以左手書畫,雖生澀拙拗,卻達到返樸歸真之意境,進而獨步藝壇,躋身於「揚州八怪」之列。
《清代學者象傳》第一集之高鳳翰像(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那麼,「揚州八怪」到底是在什麼樣的背景之下才出現的呢?已有研究表示,主要原因包括了:清朝的政治風氣與社會風氣、經濟、鹽商的幫助與促進、文藝創新等等。
雖然揚州距離京城遙遠,當時又正值清朝初期清軍遭遇重創之際,但乾隆採取懷柔政策,以拉攏漢族精英方式來緩滿、漢劍拔弩張的關係。
乾隆數度下江南,都有經過揚州,並給予死守揚州的史可法高度肯定,大讚他是一代完人。這時候的揚州擁有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為「八怪」的出現奠定良好的環境基礎。
此外,乾隆時期除了修建書院之外,還建造了不少新書院,進一步的培養大量人才,以及提高民眾的文化修養。揚州鹽商隨後也競相出錢修建書院。於是,在清廷與揚州鹽商的帶動下,致使揚州的社會風氣出現大轉變,當揚州人在精神方面的追求一提高,各地藝術家便接踵而來。而在「揚州八怪」中,生長於揚州的僅有鄭板橋、李鱓、羅聘、高翔等人,金農、黃慎、汪士慎、李方膺等人則是從外地來到揚州的。試想,揚州八怪竟有一半來自外地,可見若缺乏相應的社會風氣及共鳴,恐無後續揚州八怪創作蓬勃發展的盛況。
再來是經濟條件。
揚州,又稱為廣陵,公元前486年所建,有史以來便擔任交通樞紐和漕運之咽喉。西漢時的吳王劉濞就利用揚州臨海優勢,推動鹽業發展,致使揚州經濟快速發展。到了元、明兩朝,兩淮鹽場的產量已經奪下全國鹽場之冠,揚州則成為鹽業運營中心。即使清初遭遇屠城浩劫,碰上經濟凋敝,人口銳減等窘境,但在康熙數度整頓之下,揚州已是再現繁榮,而當時的經濟實力,自是培植「揚州八怪」的良好沃土。
鹽商則是促使「揚州八怪」發展壯大的關鍵要素,對一些文人幫助甚多。商人在歷史上,位列「四民」之末,飽受嘲諷,鹽商甚至被認為家財萬貫卻無修養,而叫成了鹽呆子。鹽商為提高自身地位及外界對他們的觀感,特地找尋時機與文人相親,例如:聘請名士幫忙寫聯子、題匾、作畫。像「揚州八怪」之一的黃慎就長期獲得鹽商李氏和祖上累世經營鹽業的汪之珩的資助。除了黃慎,汪之珩還與鄭板橋、羅聘、金農等「八怪」人士交往密切。《清稗類鈔》還載說,馬曰琯曾出錢幫鄭板橋修房與償還債務,鄭板橋還因獲得其他資助,終能順利迎娶美嬌娘。汪士慎亦曾長時間居住在馬曰琯的房子裡;在鹽商的資助下,汪士慎和金農的《巢林集》與《畫竹題記》等著作得以順利刊印、發行。
除了,鹽商直接的實質性幫助,他們形成的收藏文物之風氣對揚州八怪同樣起到間接影響。由於揚州八怪不時前往鹽商家中觀摩收藏物件,學習所長,因此可以說揚州具備良好的文藝氛圍,提供給八怪文藝創作的空間。
最後,要來簡略說說文藝創新這一條件。
「揚州八怪」的出現,跟當時書畫方面出現的創新潮流存在緊密關聯。清朝初期,畫壇崇尚「擬古」,但受到強調獨創精神的徐謂、石濤等人的反對,他們認為此股萎靡之風不可長。鄭板橋亦認同創新概念。揚州八怪陸續汲取徐謂、石濤、朱耷等人的理論,並形塑為富含創新精神的一群書畫家。
總體來看,清朝的揚州之所以出現了「揚州八怪」,絕對跟當時的政治風氣、社會環境、經濟因素與文化風氣等條件起著交互影響的關係。因此,我們若想進一步瞭解透徹,絕不可只探索單一條件,以免無法綜觀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