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請罪」的時候，在場的心裡都想笑，但沒人敢笑出來。我能記著「泡」的「請罪詞」，絕非因為記憶能力尚可。（圖片來源：Adobe stock）
內容：一.「打倒解放軍」
看過詩人北島一篇回憶文革的文章，標題《走進暴風雨》。文中提到1968年8月初，軍宣隊（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入駐他當年就讀的北京四中。某次軍宣隊組織召開批鬥會，批鬥對象是校長楊濱，楊濱的罪狀之一是反對解放軍。楊濱女性，陝北公學出身，據稱認識葉群，可算得延安時期的老革命。文革中，當走資派越來越清晰地成為鬥爭主要目標的時候，楊濱自然在劫難逃。文革前楊濱手下的那些教師對她恭敬有加，此時人人必須忠於毛澤東。顯然教師若拒絕批判楊濱，就成了對毛是否有忠心的大是大非問題。老資格的體育教師吳濟民，曾是國家級籃球裁判，加之人高馬大，人稱「大吳」。批鬥會上，大吳像其他教師一樣，力求顯示自己忠於毛的革命路線的態度，這也是在軍宣隊面前表現自己的機會。要知道毛歷來強調「槍桿子裡出政權」，而這「槍桿子」就在解放軍手裡，毛稱解放軍就是他的「長城」。
共軍於1949年1月31日進入北平。（網絡圖片）
大吳指著楊濱先是聲色俱厲地責問：「楊濱，你為什麼反對解放軍？」緊接著竟然鬼使神差地奮臂高呼：「打倒解放軍！」剎那間全場愕然，大吳立即意識到自己闖下大禍，當場嚇得面如土色，雙腿不由自主地跪倒在毛的畫像前，額上黃豆大的汗珠滾下，嘴裡囁嚅著：「我該死！我有罪！我罪該萬死！我向毛主席請罪……」，同時不停地磕頭，乞求饒恕自己的罪行。當時沒人想到，這段偶然的插曲，給楊濱提供了短暫的喘息機會。
大吳最終的結局如何？我不得而知。
文革中的紅衛兵、紅二代。（網絡圖片）
二.「你」？還是「我」？
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為掩蓋大飢荒的嚴重惡果，高調號召全黨：「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從此災難深重的封閉社會又添一層陰影。各大小媒體與各類學校的課堂，在大談階級鬥爭的同時，前面還要加上一個修飾語「你死我活的」。到了文革，一句「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成了每個人表示自己緊跟毛的口頭禪，甚至社會最底層的「黑五類」與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他們在忍受批鬥、跪在毛澤東畫像下請罪的時候，也不得不表現出自己對毛的忠誠，表示堅決聽毛的話：「階級鬥爭必須天天講、年年講、月月講」！
在一些中等學校，成批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教師，在接受紅衛兵批鬥時，嘴裡不得不跟著說：「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話音剛落立即被紅衛兵扇耳光，甚至拳打腳踢。教師們哭喪著臉，一邊抱頭哀求「我該死！我有罪！」，一邊又表示不知錯在哪裡？紅衛兵大聲指出：從你們「牛鬼蛇神」的嘴裡說出「你死我活」，就是咒罵我們共產黨與無產階級革命派該死，讓你們這些烏龜王八、階級敵人活下去。對於你們這些「牛鬼蛇神」來講，只許說「我死你活」，不許說「你死我活」！
教師們唯唯諾諾，表示虛心接受革命小將的教育。其中也有人表演過火，當即鸚鵡學舌、搶先糾正：「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鬥爭是『我死你活的』」，結果又讓在場紅衛兵義憤填膺、大動肝火，由此再次遭受紅衛兵的一頓拳腳，因為偉大領袖從來沒說過「階級鬥爭是『我死你活的』」。在紅衛兵們看來，階級鬥爭如果是「我死你活」的，毛主席什麼還要號召我們大搞階級鬥爭呢？當然也有「牛鬼蛇神」心裡很明白，無論自己怎樣認罪，無論怎樣糟踐、醜化自己，也終將在劫難逃。
文革中，類似「你」、「我」使用的困境非此一端。那年頭，北京的中學紅衛兵還編了一支「牛鬼蛇神歌」，也有紅衛兵稱「嚎歌」，歌詞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罪人！我有罪，我該死！人民的鐵錘，把我砸爛砸碎……」。不久，這首人性屈辱的歌就流傳全國。
要讓教師們自己齊聲唱起「牛鬼蛇神歌」，紅衛兵就必須先教會他們。教唱的紅衛兵先唱一句「我是牛鬼蛇神」，再讓「牛鬼蛇神」們學一句。教唱的紅衛兵為了達到更好的侮辱效果，進一步作解釋：「『我是牛鬼蛇神』中的『我』，不是『我』，而是『你』！是『你們』！『你』是牛鬼蛇神，聽明白了嗎？」「牛鬼蛇神」們似乎明白了，於是教唱的人下令：「唱一遍給我聽，誰亂唱就抽誰的耳光」。誰承想，膽戰心驚的「牛鬼蛇神」們，張開嘴的第一句，就是：「你是牛鬼蛇神，你是人民的罪人……」。
這下把紅衛兵氣得抓狂，結果當然又是「牛鬼蛇神」們挨耳光、挨拳打腳踢。不過教師中也有人對聲樂有興趣，嗓音也不錯。每當此時，他們中有人會放聲高歌「我是牛鬼蛇神……」，似乎藉此獲得一展歌喉的機會。他們努力調整發音狀態，忘了自己忍受的屈辱，努力把「牛鬼蛇神歌」唱出藝術的韻味，似乎也忘了自己就是「牛鬼蛇神」。
其實，真正的「牛鬼蛇神」究竟是誰？
1966年6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之際，紅衛兵，高中生和大學生揮舞著毛澤東主席的《紅色小書》，在北京街頭遊行。（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三.自食其果的第一代「小紅粉」
「小紅粉」一詞，忘了形成於何時，也有人稱「小粉紅」，其實含義相同。文革時，從一句叫得最響的口號「誰反對毛主席，就砸爛他的狗頭！」直到大跳「忠」字舞，可以視作第一代「小紅粉」，當然也是「毛粉」。第一代「小紅粉」狂熱到何種程度？那時除了每人手上一本毛的小紅書外，人人還必須戴毛像章，看起來全民都是「小紅粉」，其中當然也有出於自我保護，不得不學「小紅粉」樣子的清醒者。從最小的像章（相當於一角硬幣大小）佩戴胸前開始，到後來像章的花樣不斷翻新。大的毛像章，大小與大餅差不多，第一代十足的「小紅粉」戴在胸前還洋洋自得的那付傻樣，至今回想依然令人忍俊不禁。
尤有甚者，一部分「小紅粉」不是將像章後面的別針別在上衣胸前，而是忍痛將別針直接刺透皮膚，使像章得以掛在胸前的肉體上，以此表示對毛的忠心，而且絕非個案。經歷過文革的一代人，對於當年如此荒誕之舉，當然知道絕非天方夜譚。記得在新疆文教系統，就有這樣一位穿過皮肉戴毛像章的「小紅粉」。某次早晨在向毛的頭像「早請示」的時候，這個「小紅粉」為表現自己對毛的「忠心」程度，極虔誠地禱告：「主席在，我在；主席死，我也死……」
這個「小紅粉」做夢也沒想到，如此「表忠」效果竟適得其反。在場的群體「小紅粉」們先是心裡一驚，很快就覺得「主席死」三字不對勁。什麼？主席死？我們祝主席萬壽無疆，你盼望「主席死」？片刻之間群情激憤，這個獻「忠心」的「小紅粉」在哄鬧聲中，當即被群體「小紅粉」按倒在地，緊接著就是拳打腳踢、棍棒齊下。「小紅粉」很快就被打得鼻青眼腫、滿臉流血，然後又作為「惡毒咒罵偉大領袖」的罪犯，被扭送公安機關。不久在公、檢、法出面召開的公審大會上，「小紅粉」被判有期徒刑14年。事實上公審大會沒有「審」，更沒有「辯」，就是公判大會。
按推算，這個第一代「小紅粉」的刑期，當在改革開放不久結束，不過後來的消息也就中斷了。如果這個「小紅粉」沒有被折磨至死，14年的牢獄之災受盡酷刑虐待，不知能否讓他的頭腦逐漸清醒。
文革時期在天安門前照像都得拿本毛語錄放在胸口，否則會被人視為大不敬。（圖片來源：免費圖片 江浩先生提供）
四.「天上有個黑烏鴉」
文革中後期，我曾在中學當數學教師，那時一個流行的口號，是「復課鬧革命」。雖然學校開始「復課鬧革命」，但幾年來青少年流散在社會上，整日的造反革命與「打、砸、搶」，有誰願意安份守紀進課堂？所謂「樂不思蜀」自然不無道理，其實更大程度上又是因為「前車之鑒」的原因——當無數知識份子不得不齊刷刷跪下的時候，當「讀書無用」的思潮正風行的時候，願意進學校「復課」的學生能有幾多？工宣隊對學生有個絕妙主意，那就是請老工人給學生「憶苦思甜」。
「憶苦思甜」需要有即興編講故事的才能，就像四川那個到處宣講「大地主劉文彩收租院」故事的女人一樣。學校請來的老工人卻是老實人，從蘇州河邊的國棉二廠退休，據說曾經與顧正紅「併肩戰鬥」，顧正紅是工人出身的「革命烈士」，又經媒體廣泛宣傳。這個老工人除了一句「我們敬愛的顧正紅大哥光榮犧牲了」之外，就連顧正紅「光輝事跡」的蛛絲馬跡也沒說出一句，至於舊社會「苦」更是不知所云。老人說了半天，只會不斷重複一句話：「天上有個黑烏鴉」。
老人本來的意思，是想說舊社會「天下烏鴉一般黑」。學生中不乏調皮滑頭者，這一代人幾乎是天天聽著「舊社會天下烏鴉一般黑」長大的。若是在其他場合，有人把「天下烏鴉一般黑」說成「天上有個黑烏鴉」，這些學生早就噓聲四起、哄堂大笑。然而，嚴肅的「憶苦思甜」當前，最蠢的學生也懂得必須收斂，因為這涉及到「階級鬥爭」和「政治立場」。這一代學生打群架很勇敢，然而政治鬥爭的殘酷程度，讓他們隱約感受到一種無法言說的恐懼。
「天上有個黑烏鴉」的「憶苦思甜」，大概維持半小時不到，工宣隊可能也覺得離期望目標有差距，走上講臺在老工人耳邊說了兩句，就把老人打發走了。這次「憶苦思甜」，也許讓學生永久記住一句幽默的片語——「天上有個黑烏鴉」，當然也包括我自己在內。
當政治氣氛常令人提心吊膽的時候，學生Y「提意見」 我有些吃驚，但不能顯得無辜的樣子，心裡恨不得罵一聲「小混蛋！」（網絡圖片）
五.令人頭皮發麻的「提意見」
同樣是在中學當教師不久，一次我進教室準備講課，靠中間第三排位置的學生Y，一反常態舉起右手，意思是要求發言。Y個子不高，品行也差不到哪裡去，僅略顯自由散漫。他一本正經的舉手，讓我有點意外。於是問：「什麼事？」Y說：「老師，我向你提個意見」。當政治氣氛常令人提心吊膽的時候，「提意見」一說聽起來就有點肅穆，全班頓時一片安靜，以等下文。我只能顯得很大度的對Y說：「你提吧！」
Y站起來，態度很認真地說：「你沒戴毛主席像章」。
我很快意識到自己的疏忽。一來我對毛毫不感興趣，二是我剛穿一件新的滌確涼短袖襯衫，那件襯衫既得體、又輕薄，穿著時自我感覺真不錯，我不想為了戴毛像章而在新襯衫戳下小孔。然而面對Y如此充滿政治敏感性的「意見」，我別無選擇，只能裝得很誠懇的樣子，說「你的意見非常好，我一定改正！」下課後我到辦公室，趕緊在同事的幫助下，找了一枚最小的毛像章戴上。
這件事我以為過去了，誰知僅只隔一天，我走進課堂正準備講課，Y又舉手了。糟了！大概也是條件反射，我立即想起前天的「提意見」，只覺得頭皮有些發麻，但還是必須硬著頭皮，裝著滿不在乎的樣子問：「什麼事？」Y依然顯得很守規矩的樣子，說：「老師，我再向你提個意見，你又沒戴毛主席像章」。我的老天爺！我聽了真感到一種無形的壓力，使我透不出氣，還擔心被工宣隊知道。人在走投無路的時候，總會考慮自我保護最簡易的方法。我有些吃驚，但不能顯得無辜的樣子，心裡恨不得罵一聲「小混蛋！」我只能大處著墨地譴責自己。身處體制內的邊緣，按套路說話我也略知一二。於是我再度顯得很誠懇地說：「哎呀！我怎麼又忘記戴毛主席像章呢？真是實在不應該，非常感謝你，Y！我一定會改正，希望你繼續督促我、幫助我！」
此後，在連續很長的時間內，我只有老老實實，每天將一枚不大的毛像章戴在胸前。心裡雖極不願意，然而不敢不戴。
六.「泡」的軼事
從前在老宅，與我的住所相距不足公交半站路程，有年齡與我相彷的朋友F。F與我同一年高中畢業，沒能考進大學，只得作為知識青年赴崇明紅星農場。文革中後期他常從崇明回市區，我們接識並有了聊天的機會，除了指點文革，也天南海北地胡侃，包括聊傳統京戲。F談起文革中崇明的「牛鬼蛇神」，我至今記憶猶新。是的！崇明農場的知青中，曾經也有一批「牛鬼蛇神」。
與F同在紅星農場的一位「牛鬼蛇神」，其實在上海的住所離我們也不遠。據說他的腿有殘障，支撐身體重量主要靠左腿，右腿每邁出一步如同被身體拖著在地面畫了一道弧圈。這個老兄在紅星農場有個出名的渾號，渾號有點粗俗，叫「卵泡」。這個渾號的來歷我不清楚，但在農場很出名，凡認識他的知青，幾乎全直呼「卵泡」，以至真實姓名反被許多人淡忘。女知青不好意思也如此稱，就去掉前一個字，只簡呼一個「泡」字。時間一久，「泡」字好像還帶一點親切感，女知青只要一聲呼：「泡」，「泡」立馬應聲而答：「噯！」
「泡」怎麼會淪為「牛鬼蛇神」的？據說「罪行」非止一條。其中重要的一條是「資產階級腐朽思想極其嚴重」，具體表現是在知青中大談「女人經」——經常議論哪個女知青臉蛋如何可愛？哪個女知青身材如何窈窕？還有女人在床上價值的差異……。在那個時代，「女人經」一旦到了「階級鬥爭」的檯面上，就是「放毒」，就是「與無產階級爭奪下一代」。當「深挖階級敵人」的時間一到，「泡」也就無路可逃，也就不得不承認自己「罪惡滔天」，當然也就成了十惡不赦的「牛鬼蛇神」。「牛鬼蛇神」每天必須在毛的像前「早請示」、「晚匯報」，不過與「革命群眾」的「早請示」、「晚匯報」有區別——「牛鬼蛇神」必須單個跪在毛的像前「請罪」。紅星農場或某個連隊，「牛鬼蛇神」有多少我不清楚。「泡」雖腿有殘障，跪下「請罪」也無法倖免。
「早請示」輪到「泡」的時候，「泡」的左腿向前一步，跟著右腿畫一道弧圈，然後彎腰，雙臂支撐地面，左腿隨勢跪下，接著就低下頭，開始喃喃「請罪」：「敬愛的領袖毛主席，我向您老人家請罪！我有罪，罪該萬死！昨天夜裡我躺下後，腦子裡沒想女人，因為我想起您老人家的光輝思想和諄諄教導，知道自己頭腦裡的『資產階級黃色思想』非常反動、非常腐朽，我長期與無產階級『爭奪接班人』，罪大惡極……」。作為間接耳聞者，我竟能大致記著「泡」的「請罪詞」，絕非因為記憶能力尚可，而是因為那個時代幾乎所有的人，講話都有固定套路，包括各路「牛鬼蛇神」在內。
若干年後據F告訴我，當年「泡」向毛像跪下「請罪」的時候，在場「革命群眾」——農場知青心裡都想笑，但沒人敢笑出來。當日「早請示」結束，大家到田間勞動，女知青們又開始左一聲、右一聲的叫「泡」。也許唯有此時，「泡」的心裡才獲得一絲慰藉。崇明各農場解體後，不知「泡」又被命運拋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