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民主黨加拿大委員會成員劉岩（左三舉牌“人權”）在多倫多舊市政廳前參加2023年國際人權日活動。（看中國攝）
【看中國2024年2月10日訊】（看中國記者尹華採訪報導）北京人劉岩為了不讓上小學一年級的女兒接受洗腦教育，以及逃避疫情嚴厲的封控措施，於2021年9月底奔赴加拿大溫哥華。2023年9月到多倫多，隨後加入中國民主黨加拿大委員會和民陣，參加了十一國殤日抗議、國際人權日等活動。《看中國》近日採訪了劉岩，從小到大的種種經歷影射出中國底層百姓的辛酸。
劉岩透露，他於2021年9月30日在溫哥華登陸，那個時候國內還在疫情封控，要在家隔離兩週時間。“因為沒有中國網路限制了，我在網路上看到大量的有關共產黨暴行報導。當時真的是很震驚，沒想到事情這麼嚴重，而且這個事實在國內被隱瞞被歪曲，你是完全看不到真相的，圖片、評論和文章什麼都沒有，找不到任何痕跡。共產黨靠灌輸謊言給人民洗腦，以此維持邪惡的制度，人們需要覺醒才能擺脫這樣的制度。”
共產黨把底層百姓當奴隸
他透露，從小他就受父親的影響，對共產黨沒有好感。
“小時候我的父親經常告訴我，共產黨的制度是一個吃人的制度，因為文革時他目睹了被迫害人的慘狀，同情被迫害的一些人，對毛澤東好像有些不敬的言論，被人舉報打成反革命。在沒有審判的情況下，被關到監獄3年，受盡了折磨，經常吃不上飯，還被一些獄霸暴力。獄霸就是受獄警指使的，對他們就是這樣管理，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陰影。那時爸爸看很多政治性的書籍，了解了共產黨的一些歷史，他判斷共產黨這些人就是一群土匪流氓，說中共是靠暴力和欺騙來魚肉百姓。”
劉岩回憶，年幼的他就感受到共產黨根本就沒有把這些底層的人當人看。“就是他們的奴隸。我從小在河北貧困縣農村長大，目睹農民受共產黨體制和制度的壓迫。他們享受不到國家的任何福利制度，但卻有給國家納稅的這種強制性義務。比如說，他們去修井，去修路都是自己掏腰包，但是每年打出來的糧食，至少要上交很大一部分給共產黨，他們卻享受不到任何納稅人應該享有的權利。這完全的一個壓迫性的制度。”
“共產黨就是把人分成階層，對農民這個階層非常不公。第一是限制人身自由。如在人口流動上，我小時候，農民要是想出村，或者是辦什麼事，要開介紹信才行。我爸爸出差，就要去村裡開介紹信，住旅店你沒有介紹信是不讓住。第二，就是受教育方面。在升學的時候，農村戶口和非農業戶口，它是有很大的區別的。比如，在考試的分數上和報考的院校上，都會有這種區別對待。我記得在我小時候，小升初的時候，非農業戶口是有加分的，而農業戶口是沒有加分的。對小孩子來說，這種制度就是很不公的，中共從小就給我們灌輸一種理念，就是農民和非農民是不平等的。”
劉岩從小在農村生活，親眼目睹了計畫生育對農村女性的迫害，他的小姨就是被強迫引產的。
“那個時候計畫生育抓的很嚴。我看到鎮鄉政府來的計生委的人把女性被抓走，強制的上環，或是做絕育。我有個小姨就是在懷胎大概有七八個月的時候，是第二胎被人強制的引產。村裡所有的育齡婦女都有記錄，鄉政府計畫生育委員會的人都會定期挨家挨戶的檢查，如果說有問題，村幹部就去家裡領人。每年去衛生所做篩查體檢，其實就是看你是不是做了絕育或上環。控制的非常嚴。
另外，在生完一胎孩子的當天，正好在醫院，直接就給你做了。他不需要經過你同意，你不同意也得同意，你愛簽字不簽字，就直接給你上環了，就是強制，很殘酷。
所謂的超生游擊隊，就是到外地去流浪，生完以後才敢回來。我舅舅就是生了四個小孩，老三和老四到初中的時候才有戶口，之前都是黑戶。不給上戶口，這是一種懲罰。想上戶口你得交很大一筆罰款才行，一般家庭也不好承受。你沒有戶口，你就不能升學。”
劉岩親身體會到國內教育制度和戶籍制度的不公。
“首先，國內的教育制度是一種很變態的制度。從小在幼兒園，它就會教孩子愛國愛黨（故意灌輸黨國不分的概念），去反抗西方，反對美國。上公立幼兒園，他會設置很多的門檻和條件，如你的戶口，你的房產，你的孩子的出生地點等等，各種各樣的限制。
當時我就在北京，（女兒上幼兒園）所有的條件都符合了。按照正常的流程去網上報名後，是應該接收的；但是，他們告訴我名額滿了。我知道肯定不滿，鄰居說你得交幾萬塊錢才能上的。幼兒園也暗示，你看人家能上，（是因為）人家贊助了。我找到教育委員會，他不管，讓跟園方接觸。
所以說共產黨宣傳的所謂的免費的九年制義務教育，其實不是免費的。從教育改制以後，就是產業化，其實就是公司化企業化，成了一個盈利的工具。不管是教育也好，還是醫療也好，只要它一改制，就是變成了階級特權，然後通過特權斂財。每個行業都是這樣，就是想方設法割韭菜。
還有小學生，沒有北京戶口的小學生，你要準備好多好多材料才能入學。然後初中之後，你就不能在北京上學了，必須回原籍才能上高中。你也不能在北京考大學，因為你戶口沒在這。
我記得我在老家上高中的時候，有很多從大城市回來的孩子，回老家上學。這孩子過得很慘，因為他從小出生在北京，長在北京的，孩子回來又被寄養在親戚家，對這孩子傷害非常大。
省份落後地區，你想上個高中都很難，更別說去考大學了。孩子一旦回原藉以後，考上大學的機會很少了，因為省份錄取的分數線和北京的分數線差距很大，北京可能要低很多。教育和戶籍制度的不公平，表現在每個城市每個角落。”
1989年，8歲的劉岩在電視上看到了64屠殺的一點點場面。後來直到出國才看到六四屠城的完整紀錄片，了解到真相。
“當時我還很小，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了。電視上怎麼突然全都改成播出一個士兵被燒死的畫面，我記得很清楚，一個士兵被燒成渾身焦黑，說學生是暴徒，把他殺死的，然後就把這個事情定義成反革命暴亂。長大以後，才知道那天死了很多人，但在國內大家不敢去交流這個話題，是出國以後，才完全瞭解這個真相的。”
他回憶，在疫情前幾個月，在北京看到鳳凰衛視反覆播放被警方清場的香港大學生向警車扔燃燒瓶的畫面，這和六四抹黑學生的輿論宣傳如出一轍，都是在愚弄百姓。
司法系統黑暗 想立案需行賄
一次，由於開發商的虛假宣傳，他參與業主們集體維權，卻接到了警察電話警告，警察明顯偏袒開發商，讓他非常氣憤。
“我們和開發商的一種糾紛，但你警察是維持治安的。我們又沒有犯罪，我們去維權，又沒有做什麼傷害別人的事。你警察為怎麼來制止我們呢？我們只是計畫去售樓處靜坐和靜站，都還沒去呢，當天晚上大半夜12點，就收到警察電話，口氣特別強硬，說我們涉嫌尋釁滋事，完全是胡說八道。警察跟開發商勾結完全是偏袒他們。”
“我後來又經歷了一樁詐騙案，當時P2P行業特別火，我做了一個P2P投資理財，第二天那個人跑路了，錢就沒有了。我們去報案詐騙。警察說你們這屬於經濟糾紛，你可以去法院起訴，就是不給立案。一點辦法都沒有。後來我才聽說，警察局是有指標的，想立案是需要向警察行賄。”
“共產黨的司法系統是如此的黑暗，主持正義變成了一門生意。無論在什麼地方什麼行業，特權與腐敗都擠壓著普通人的生存空間。
廠房遭強拆 赤裸裸威脅
劉岩家的廠房還遭遇強拆。
“父親去世以後留下了一處廠房，由我和我兄弟繼承，廠房蓋在承包的地上，手續是齊全的。當時縣裡要搞一個旅遊產業，面子工程，以影響市容為由。將家裡的廠房強制拆除，沒有給予任何補償。
我兄弟是有殘疾的，也有殘疾證，臥床在家。政府威脅說，你是殘疾人是吧，如果不拆，我就取消你的福利，取消你的各種保障，就這麼赤裸裸的威脅。當時我從北京回去之後，幾個大漢圍著我說，今天你必須得拆。還有民警說，你要是敢反抗，我們就拘留你。有拘留記錄是影響三代人的。政府跟你是沒有任何道理講的，我的尊嚴與財產都受到損害。”他傷心的說。
三年疫情封控 幾乎絕望
四年前，新冠疫情在中國爆發，因為中共隱瞞疫情控制言論造成疫情蔓延全國。
“當時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這個事情，政府還通過新聞聯播還去闢謠，再後來李文亮就是因為病毒去世了，就瞞不住了。政府便引導輿論，把這個病毒說成是天然的，或者說是人吃了蝙蝠以後，才得了這個病的。當時，很多人在我們的微信群裡，在我們朋友圈裡，都在去痛罵武漢人，武漢人吃蝙蝠，武漢人不衛生等等，這種仇恨言論非常多。
也就是說在疫情時候，政府首先是欺騙隱瞞大眾，然後，就開始強力封控。好的情況下，允許你出去買點菜；不好的情況下，誰都不能出去。生活，經濟上會受很大的影響，不掙錢坐在家裡邊，你還要還著房貸車貸什麼的，都是花積蓄，現實很讓人焦慮。菜很貴，只能在網上買，有的要到指定社區裡去買，那個價格就更高。門衛就像是共產黨的打手一樣，都跟看犯人一樣。這樣的生活讓人幾乎絕望。”
逃離中國
隨著孩子逐漸長大，劉岩也變得越來越焦慮，因為他看到洗腦教育比以前更嚴重。
“我不願意我的孩子接受共產黨的洗腦教育成為小粉紅，這種教育制度是在扼殺人的靈魂，所以決定帶孩子出國。在給孩子申請加拿大學習簽證的時候，我明確告訴簽證官就是要逃離中共的洗腦教育。
在向國外匯款匯學費時，由於外匯管制，我遭到了各種盤問，人們根本沒有自由支配自己財產的權利。在出海關的時候，我又被海關人警察告不要發表任何對政府不利的言論，在海外要愛黨愛國。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深深屈辱。”他說。
為中國民主事業貢獻力量
出國以後，劉岩接觸到了很多真實的信息，如六四真相、新疆人在集中營遭受的迫害、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
“共產黨比我之前想像的還要更加邪惡。以前我只是覺得這個制度是不合理的制度，共產黨做了什麼惡我並不知，我只是從身邊的人能感受到一點點。
出來之後，才接觸到這些真實信息，比如說，64屠殺，活摘器官等，真的是很震驚，這真的是反人類的行為。共產黨自建黨以來，殺了8,000萬我們的同胞，而且現在還在不斷的殺人。真相在國內被封鎖，很少人知道，也不允許去討論這些問題。現在很多人中國人被欺騙，還要去感恩共產黨。我看了九評共產黨後，徹底瞭解了共產黨黑暗歷史。”
以上讓劉岩堅定了自己要為中國民主事業貢獻一份力量的決心。
中國民主黨加拿大委員會成員劉岩參加茉莉花行動。（看中國攝）
“首先，在國內的時候，我就是反對這個制度的，反對共產黨的。出來之後，了解到更多的真相，我覺得這個制度實在是太邪惡了，共產黨就是一個反人類的政黨，一個邪惡的黑社會暴力集團。我覺得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站出來反對它。那麼，在我剛剛出來時，我就註冊了推特賬號，每天轉發一些反對中共的推文，或者是傳播一些真相，想通過網絡來發聲，讓更多的人能夠知道真相。
其次，我加入了中國民主黨，當時白紙運動發生時，在聖誕節假期的時候，我帶著我孩子去渥太華使館門做了舉白紙的動作。第一次走上街頭，也是第一次在中領館門口，說實話，第一次挺害怕，周邊也沒有同伴，當時就覺得自己特別孤單。因為我覺得海外的中國人，站出來反抗的人，數量還是少啊。但是，從白紙運動之後，我看到了這麼多的年輕人站出來，高喊共產黨下臺，習近平下臺。這個很振奮，真的很感動，讓我看到希望。”
劉岩當時感到害怕，但他克服了這個怕心，“後來想，你越害怕它，那它不是越囂張嗎？就覺得還是一定要去，該站出來的時候，還得站出來，表達一個態度。我是開車來的，單程也有1,000多公里，也不知道自己當時站了多久，大概半個多小時不到一個小時。”
他後來搬到了加拿大最大城市多倫多，加入了中國民主黨加拿大委員會和民主陣線。在去年十月一日的中領館前參加國殤日活動，“當時看到很多人站出來，包括公民會，民主黨，新疆人和藏人等團體。看到這麼多人反對中國共產黨挺振奮的，就覺得自己找到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但是也會有些遺憾，比在海外的整個華人群體來說，還是太少。”
劉岩於2023年10月1日在多倫多中領館前參加十一國殤日活動。（本人提供）
採訪的最後，劉岩向我們表達了最大的願望。
“因為共產黨在國內還有一個強大的暴力機器，如果我號召同胞們起來去反抗，別人會受到很大的打壓、會有犧牲。但是，你要是不起來反抗，那你真的是一點辦法都沒有。希望他們能夠在保護好自己的同時，去做一些反抗共產黨的事情。
我只是希望國內的人，在思想上，一定要認清楚共產黨的本質，它是一個壓迫的、邪惡的制度，是反人類的。在思想上一定不能和共產黨站在一起，一定要和共產黨劃清界限。絕對不能做一個小粉紅去幫助邪惡。我們要接受普世價值，而不是共產黨灌輸給我們的仇恨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