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7日，人們在上海參觀和平飯店，這裡是香港導演王家衛執導的中國電視劇《繁花》的取景地。（圖片來源：STR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4年2月6日訊】中國今年春節前夕的氣氛特別詭異，彷彿人民正在迎接的不是每年一度的傳統春節，而是一場從未經歷過的大蕭條。享受了四十年改革開放紅利的中國人民，在過去幾年親眼目睹了改革開放的死亡之後，正在無奈地看著這場大蕭條的降臨。
中國人民的憤怒與新哭牆
這種無奈，是明知會發生卻無人做好準備的期待，彷彿重演四年前新冠疫情爆發之初的情形。當時，只有少數人，包括筆者在內，在周遭人們樂觀不察的時刻發出了悲觀的預警。而今年春節前夕，幾乎所有中國人都感受到了如此喜喪一般的悲涼。
最明顯的，是今年提前歇業、放假的商家和工廠超過以往，到處百業蕭條，「老闆跑路」幾成新常態；華中迎來雪災，連續暴雪讓武漢陷入幾乎與四年前相同的封城困境，兩湖高速公路上無數返鄉車輛被困；而節前最後一週的股市也慘不忍睹，雖然有國家隊入場托市，還有管理層對空方的打壓，但是人民感受到的分明是一場超過雪災的股災，與全球資本市場欣欣向榮形成強烈反差，以至於股民們紛紛到美使館中文微博帖子下方訴苦，有望在四年前武漢醫生李文亮生前最後微博下的「哭牆」之外再造一座新的哭牆。
上海浦東機場風波凸顯的困境
如果說所有這些還不足以讓人相信或者感受到一場大蕭條來臨的氣氛，如果說那些在高速公路上困住的電動車還不足以讓年初還在鼓吹的所謂「新質生產力」泡沫破滅，如果說今年春節前各地法院如同「春決」一般的突擊宣判都不足以讓人感受到法治的凋零，那麼，新近上海浦東機場出租車事件或許將這場危機的本質暴露無遺，無法不令人徹底喪失最後一點兒幻想。
這場持續不到一週、近乎荒誕的市政鬧劇，雖然只是圍繞浦東機場網約車禁令這樣一樁貌似不起眼的地方政策，卻在全國範圍引發一場軒然大波，對營造今年春節前的蕭條氣氛頗有點睛效果。原因無他，這場政策鬧劇喚醒了中國人民對兩年前上海封城期間類似官商勾結的痛苦記憶，提醒人民不僅上海沒有走出「動態清零」，而且可能整個中國都在迅速的「上海化」：一種反市場經濟的、權力主導的內循環經濟模式正在成為中國模式的主流。
所謂上海化其來有自，原指上海這個曾經的世界冒險家樂園裡面的各種陰謀詭計，多用來形容中國和唐人街裡面充斥的陰暗氣氛，幾乎與「滿大人」的傲慢官僚形象並列為海外看中國的刻板印象。不過，在今天，尤其在節前一句「整個國家都洋溢著樂觀向上的氛圍」讓人民破防之後，「上海化」的中國模式正在成為籠罩在中國經濟之上的巨大陰影。
上海化=上海特色的腐敗經濟
因為，今天的「上海化」，既有山寨資本主義的意思，譬如華為模式的所謂狼性，肆無忌憚的盜竊知識產權和以腐敗方式佔領市場；也有與華為模式一致的特權庇護，主要指的是上海特色的腐敗經濟，從「阿毛甜品」到「小白樓」，從司法系統的集體謀殺案到「封城」期間的「保供」模式，都可以在最近這起浦東機場網約車禁令同時也是出租車公司特許權的事件中窺見端倪。當然，這一切很容易被去年底開播的《繁花》電視劇的美化所遮蔽，很容易讓人們忽略了上海化的底色從未改變。
那或許正是《繁花》在疫情期間能夠照常實景開拍的原因，上海從來就不缺宣傳干將。從左聯的周楊到貴為副總理的張春橋，從文革時期的「石一歌」到這十一個吹鼓手們在改開時代炮製《文化苦旅》，再到大蕭條前夜「唱響中國經濟光明論」，不變的，就是其中的巧言令色、翻雲覆雨、玩弄權術。
而在政治經濟層面，或者說在所謂中國特色現代化的名義下的上海化代表的中國模式，其底色，都脫不去上海青浦出生、受莫斯科訓練的、中共黨內經濟元老陳雲的「鳥籠經濟」思想，一種以權力和暴力對經濟的雙重控制，一種時強時弱的統制經濟。非如此，不能理解《繁花》其中上海市民對日常生活方式的堅持和艱辛。只是，這種底色的暴露，非在特別時刻、非經偽飾穿幫不能顯露。
在過去一年，新冠疫情結束後的一年，中國經歷了兩場重大的內外博弈：一是中美之間從貿易戰以來的多領域博弈在歷時一年的反覆談判後終於以舊金山峰會的形式達成緩和；二是2022年底白紙革命後統治集團和人民之間展開的無形博弈。後者尚未有結果，雖然當局自以為做出許多讓步，人民卻以走線、做空、歇業、躺平等等為標誌選擇了退出。
中國統制經濟下，大蕭條不可避免
因為，不同於過去十餘年幾個重大歷史時刻人民的麻木，今天的人民已經覺醒。他們發現，縱便有著推動統一大市場的名義政策，無論管理層釋放出多少貌似寬鬆政策信號，執政黨對東西南北中的全面控制並未稍減，統制經濟也就是上海化的中國模式正日益暴露其反市場經濟的性質。
也就是說，從過去十年來中國經濟政策的一系列變化來看，即國進民退、消滅財富、自力更生、內循環等等，尤以內循環為代表，都是反市場經濟的。而理論上，市場經濟的對立物並非簡單的計畫經濟，而是所謂強調自力更生的自給自足經濟。判斷一個經濟體是否市場經濟在於它作為一個系統的內部和外部的開放性。而這種系統開放性，儘管在改開政策下獲得脆弱發展，但在過去十年的中國，已經遭到根本的和全面的破壞。
而且，這種破壞的徹底和肆無忌憚，如同上海封城期間的表現，或者最近的浦東機場網約車禁令，其結果，便是直接做空了中國經濟，乃至做空了中國政治，堪稱中國空頭政治的根源，也就是一場大蕭條的不可避免。
對經歷過大飢荒和改開繁榮的中國人民來說，大蕭條是他們從未有過的經驗，儘管他們不乏對上海化的認識。唯一慶幸的，如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最近樂觀指出的，中國面臨的這場大蕭條將是局部的，不至於影響到全球經濟。在邏輯上，這也與鮑威爾評論所指的另一面，即中國經濟並非一個真正的市場經濟的判斷，是一致的。
這也意味著，能夠幫助中國人民走出這場歷史性大蕭條的力量相當詭異，意味著統治者與人民的大博弈還將無限繼續。而上一次大蕭條的經驗提醒我們，這種博弈的結果往往是危險的，不是來自市場的自我保護取得民主的勝利，就是例如面臨上一次大蕭條困難的日本軍國主義力量趁機發動太平洋戰爭。無論如何，那都將是上海化的又一次歷史時刻。
（江楓是上海政治學者。 由於中國國內的政治環境，作者使用的是筆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