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方是鬥殺群眾的直接領導，所謂的「清理階級隊伍」明明就是殺人。（網絡圖片）
1968年5月25日，中共發出《轉發毛主席關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批示的通知》，發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這是毛澤東繼打倒劉少奇、鄧小平後，將鬥爭矛頭轉向被發動起來的普通群眾。
文革高層直接掌控的各地的「軍管會」、「軍宣隊」，以及由軍人控制的各地「革委會」，是這場「清階」運動的直接領導者；運動波及全國城市和農村，涵蓋從科技文化知識分子到工人和農民的社會各階層。「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比文革初期紅衛兵抄家、打死「狗崽子」的「紅色恐怖」時期更加打擊面大、更加陰暗恐怖、更加凶狠殘酷、更加曠日持久，全國各地大屠殺觸目驚心、比比皆是，並出現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第三波自殺高峰。
1966年，毛澤東為了扳倒其黨內的「敵人」劉少奇、鄧小平，發動了紅衛兵和學生運動。毛澤東從中也看到了允許人民結社成立組織的「後果」。到了1967年1月，毛澤東對打倒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已經有了十分把握，「民意」這張牌，他就要收回了，他開始轉移鬥爭矛頭。1月2日，毛澤東指示：開展全國全面的階級鬥爭，重點是北京、上海、天津、東北。1月30日，他在一份關於階級鬥爭情況的報告上寫了個批示：「黨、政軍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是大好事。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判，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
這是文革中的一個重要的轉折點。毛沒提「當權派」，而只講「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變節分子」。而且他所謂的「運動中這些人大部自己跳出來」，點明瞭不是指共產黨幹部、當權派，而是在文化革命中的積極分子。從那之後，一般老百姓、普通人不再安全了，運動的矛頭就要對準他們了。1月奪權，各地造反派把權奪到手裡，以為可以掌權了。殊不知毛澤東另有安排，請軍隊出來把權接過去。他設想的是：支持群眾組織奪權，但不讓群眾組織掌權，全國實行軍事管制。2月實行軍事管制後，全國大肆「鎮壓反革命」，抓捕造反派，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運動中自己跳出來」的積極分子。6月，毛澤東派其警衛部隊和身邊的工作人員到北京新華印刷廠、針織總廠等幾家工廠，實行軍事管制。「軍管會」執掌權力後即開展所謂「對敵鬥爭」。此外，鬥爭的另一個主要對象就是所謂「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渣餘孽」。新華印刷廠軍管會進廠不到兩個月，就揪出了十個「反革命分子」。1968年5月13日，姚文元將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的文章《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送毛澤東批閱。5月19日，毛澤東作出批示說：「文元同志：建議此件批發全國。……在我看過的同類材料中，此件是寫得最好的。」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轉發毛主席關於＜北京新華印刷廠軍管會發動群眾開展對敵鬥爭的經驗〉的批示的通知》。從此「清理階級隊伍」即在全國展開。
毛澤東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說：「這場文化大革命究竟能不能搞到底？我們講，要搞到底。什麼叫搞到底？這是一個問題。估計三年差不多。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包括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兵簡政、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現在正搞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這件事一是要抓緊，（二是）要注意政策。……」於是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發布公報，說：「必須繼續在工廠、人民公社、機關、學校、一切企業事業單位、街道等各個方面，認真做好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把躲在廣大群眾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來。」
此後「清階」即成文革的主要內容。而文化革命起先的鬥爭目標「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倒不是「清階」的主要對象。共產黨所有的派系聯合起來，對人民實行專政。毛澤東依靠的還是原來劉少奇和周恩來的黨和政府機構的系統。他本身就是那個系統的一員，沒有那個系統的正常運作，他在中南海一天也坐不住。毛澤東依靠黨組織和軍隊控制社會。一切都是舊的。唯一的新東西是「解放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和「工人階級宣傳隊」。各地的「軍管會」、「軍宣隊」，以及由軍人控制的各地「革委會」，是這場「清階」運動的直接領導者。
文化革命的重點本來是揪「走資派」，但除非被冠以「叛徒」或「特務」，走資派卻不是「清理階級隊伍」的主要目標。按毛澤東的說法，「清理階級隊伍要搞叛徒、特務、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反革命分子、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1967年12月，中共中央曾下達《關於城市（鎮）街道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意見》，指明任務是：「徹底批判黨內最大的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和他們在各省、市（鎮）的代理人」，「揭露打擊社會上沒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壞、右分子，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以及隱藏的各種敵特分子。」這已表明打擊的重點實際還是傳統的「階級敵人」。「清階」時各地被「清理」的對象不盡相同，但「地、富、反、壞、右」這五類分子是不可少的。他們是所謂「老運動員」，鬥爭這些人已不新鮮，新鮮的是各地因地制宜歸納的「ｘｘ類人」。被歸於「ｘｘ類人」的五花八門，形形色色：「反動資本家」、「政治騙子」、「國民黨嫌疑」、「階級異己分子」、「反動會道徒」……「清階」持續一年多，是文革中持續最久的階段。
文革批鬥現場。（網絡圖片）
「清階」使毛澤東批判的劉少奇1966年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為相形見絀。這一年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年，50萬人死亡。除了戰爭年代和1960年毛澤東製造的大飢饉外，從沒有這麼多無辜的老百姓死於非命。在「清階」中被整死的人數，遠多於武鬥和文革初的紅色恐怖。譬如上海寶山縣，文革初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時非正常死亡為70多人，而「全縣清隊中非正常死亡人數達334人。」這是一場在中共中央統一指揮下的對人民大規模政治迫害。各地運動的成績是按「挖出」各種「敵人」的數目衡量的，所以敵人們或是「反動資本家」，或是「政治騙子」，或是「國民黨嫌疑」。有的叫「歷史反革命」，有的叫「階級異己分子」，有的叫「反動會道徒」，五花八門，形形色色。
執掌各省、市黨、政、軍大權的軍人是這場運動的指揮者。幾乎每個省、市都是他們在主持這種大規模迫害運動。他們控制了「新生的」革委會，接過紅衛兵的「紅色恐怖」口號，改成「刮紅色颱風」：「十二級颱風」、「二十四級颱風」。他們經過權力鬥爭的洗禮，以鞏固權力為第一要務。他們需要靠「紅色颱風」產生威懾力量，壓制曾經對自己的權力有過威脅的反對派，恫嚇可能更反對派走的普通老百姓，藉以鞏固政權。
譬如大慶油田自1967年3月起實行軍管，革委會成立時由陸軍第十六軍副軍長諸傳禹擔任主任。1968年初開始「清階」，「自殺、打死人的現象不斷發生，並逐漸增多，1至4月份自殺15人，5至6月份自殺36人，打死7人。」「支左」的軍隊幹部把天津市塘沽鹼麵廠的八個工程師定為特務，施加種種酷刑，結果八位工程師全部打死。
遼寧省新金縣武裝部副政委王立龍是個「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標兵。1968年4月，他帶了兩名助手到下面公社去尋找階級鬥爭的新情況。當他一聽說有個大隊黨支部書記同一個姑娘許連榮有染時，馬上斷定「這就是新形勢下的階級鬥爭！」是敵人向共產黨幹部施行了美人計。因為許連榮長得比較漂亮，而且「家庭有問題」。其實許家的唯一「問題」是許的哥哥在中學唸書時，曾被誣蔑參加「反動組織」判過三年管制。許連榮被嚴刑拷打，被打得死去活來不得不「招供」，「按指印」後被放回家。當天晚上，許氏一家，老夫婦、兩個兒子及三個女兒，7口人一起上吊死。事後，人們看到他家牆上寫了兩個大字：「屈死」。許連榮腰間別著一份遺書，要求對她的屍體進行檢查。檢驗結果是：她還是個處女。
1968年，甘肅省革委會主任、蘭州軍區政委冼恆漢提出要在農村「刮十二級颱風」，「用無產階級專政的辦法辦農業」。如何辦？一利用民兵舉辦「勞改班」。譬如慶陽地區關押了七千多人，施用酷刑幾十種。二以「大幹社會主義」為名，不論炎夏寒冬，強迫農民每天幹活十幾個小時。三在「專政」的口號下，農村幹部打人罵人罰人成風。有的地委書記、縣委書記甚至揚言「打出了高產就受獎勵」、「學大寨還不死幾個人！」後來國務院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赴甘肅聯合調查，寫了一個報告，說：「普遍侵犯農民人身權利的縣，在甘肅不會少於二十個！」「估計全省直接被迫害致死的農民不少於萬人，冤案如山。」
江西掌權的革命委員會主任是軍人程世清。該省的口號是「三查」：查叛徒、查特務、查現行反革命。「群眾辦案、群眾定性、群眾判刑。」所謂「群眾」，當然就是在各基層單位掌了權的人。程世清說：「殺死一個階級敵人，就節省了我們一顆子彈。」武寧縣黃沙大隊已在「三查」中用酷刑打死了3個人。大隊負責人到縣裡去聽了「燃起三查萬把火」的報告後，回去傳達「上頭說了，打死個把反革命分子，還節約幾顆子彈。」武寧縣的「三查」，有個特殊的刑罰，割耳朵。「耳朵割下來往地上一丟，狗就銜著跑了。」早已鬥爭、拷打過幾十次的「反共救國軍」小隊會計鄭家樹祖父是地主，父親曾在國民黨時期做過鄉長，他被揪去鬥爭，由他弟弟動手，割了他的右耳。鄭昏倒後，被人抬回家。大隊派人對他下了通令：「明夜到大隊交待問題，再不交待，命都不留你。」為尋活路，他不得不出逃，隱姓埋名流浪11年。
江西在「三查」中瘋狂殺害所謂的「階級敵人」。興國縣殺了270多人，瑞金縣殺死了3百多人，於都縣殺了5百多。瑞金縣有個小理髮店，有三個剃頭師傅。其中兩個說自己是革命群眾，而另一個是「現行反革命」。這兩個人就成立了一個「革命群眾法庭」，拿起《毛主席語錄》，對另一個說：「根據《毛主席語錄》第幾頁第幾條，現在判處你死刑，立即執行。」這兩個人就把他給殺死了。殺死以後，還在理髮店門口張貼了一張布告。有一個人民公社，把揪出來的各種「分子」集中起來，要他們到山上去挖樹洞，分散開，見不到彼此。誰報告說「挖好了」，還不等他說完，看押的貧下中農就一頓鐵鋤，把他打死，埋在那個「樹洞」裡。有一個公社，把十幾名五類分子的子女抓到公社的院子裡，一個個捆在樹上。正在這時，縣委來通知，因為殺得太多了，要求各公社停止。這個公社的負責人說：「反正明天就不殺了，今天還是殺了吧。」這十幾名五類分子的孩子就這樣被殺害了。
湖南鳳凰縣把所有的「地、富、反、壞、右」及其子女集中到由民兵看守的指定地點，然後逐戶翻箱倒櫃搜查，稱是「政治大搜查」。湖南攸縣在全縣「橫掃政治垃圾」，抄家五千多戶，拘捕了九千餘人。地主富農的財產在「土地改革」時已被沒收，近二十年來，他們只剩下一兩間陋屋遮遮風雨，已過了十七年的赤貧生活，雲南省革委會主任譚甫仁提出：「對地主富農進行第二次革命」。於是全省沒收地富的所謂「多餘財產」。「地、富、反、壞、右」再次任人宰割。甘肅正寧縣革命委員會認為1966年的「破四舊」不夠徹底，宣布進行「政治、經濟大掃除」。他們派出清查小組在全縣範圍內對地、富、反、壞、右及少數農戶，強行索要和搜查黃金、白銀、銀元。「全縣清掃出白銀2585兩，銀15000兩……」江西豐城縣泉港公社以「揪鬥牛鬼蛇神」的名義行動起來，「沒收一大批黃金、白銀和銀元，折合人民幣287885元。沒收地富房屋92幢。」江蘇如東縣大刮「紅色颱風」，僅3千戶人家的掘港鎮就有60人被關押，183戶被封門抄家。工廠、城市的「紅色颱風」也不弱。山東小城市棗莊在「清階」中被抄家的就有5014戶。江西洪都機械廠是一間大型飛機製造廠。4百多人被抄家，造成10人死亡。
文革殺人現場。（網絡圖片）
1966年全國大抄家時沒抄盡的黃金、銀元，這次基本搜羅乾淨，甚至連傢俱也在查抄之列。經過這場「大掃除」，民間的黃金及銀元才算大致搜羅殆盡。
由於中共中央文件中指明要清查「隱藏的各種敵特分子」，凡與外國有點瓜葛的人都成了「審查」、揪鬥對象。國家乒乓球隊教練傅其芳、姜永寧都因為是從香港回來的而被懷疑是特務，相繼懸樑自盡。1959年為中國掙得第一個世界冠軍稱號的乒乓球運動員容國團也是從香港回來的，1957年他歸國時才19歲，可是也是「特務」嫌犯。6月20日，寫下了「不要懷疑我是敵人」的遺書，他像教練傅其芳一樣，用一根繩子將自己吊死在一棵槐樹上，年僅30歲。
蘇聯、外蒙古、朝鮮都「修了」，所以還要抓這三個老修的特務。從1938年起，中共東北抗日聯軍中有十幾個人被蘇聯紅軍挑選到邊防部隊當偵察員，潛回中國，偵察日軍邊防設施、工事，直到抗戰勝利後才歸國。安徽大學政治部副主任李東光是其中之一。清階時，他被指為「蘇修特務」，投入監獄關了5年。他的戰友們「關的關，坐牢的坐牢，死的死……」黑龍江省黑河地區地處與蘇聯接壤，黑龍江省革委會主任潘復生說：「黑河地區特務如毛。」所以重點是抓「日本特務、蘇聯特務、國民黨特務」。嘉蔭縣「私設監所65處，關押人，共用刑罰種樣；致死7人，致殘192人。」望奎縣重點在「深挖」蘇聯、外蒙古和朝鮮「特務」。「許多人以莫須有的罪名被看管、批鬥，造成1883人的冤、假、錯案，55人非正常死亡。」
由於毛澤東說過文化革命是「國、共兩黨鬥爭的繼續」，各地「清階」中大抓「國民黨特務」，一時間「國特」冤獄遍地。遼寧凌源縣，僅子虛烏有的「國民黨反共救國團」一案便揪了913人，「致死25人，致殘51人。」從菲律賓歸國的幹部200多人被打成「美蔣特務集團」，關押批鬥，致死10多人。1938年，周恩來到武漢參加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的工作，以郭沫若名下的「政治部第三廳」為招牌，將共產黨領導的文藝工作者組織成幾支抗敵演劇隊，到各戰區演出，各隊均有中共的支部秘密領導，直到抗戰結束。如今被打都成「反革命別動隊」。「據不完全統計，僅抗敵演劇隊成員被迫害致死的就有14人之多。其中在北京、江蘇、浙江、湖南、廣東、雲南等地共死7人，上海一地就死7人。」抗戰時期的首都重慶，電影製片廠實行軍隊編製。女演員舒繡文也得了個校級的軍銜。現在就成了「反動軍官」，1968年在監獄中自殺身亡。陳伯達親抵邯鄲市對清查「國民黨案」作了指示後，隸屬邯鄲的邱縣運動愈搞愈烈。教育局局長劉雷也成了「國民黨員」。他被關押後，很快在刑訊拷打時死去。他的手指被斬下，泡在防腐液裡。想要揪誰，就寫一份說誰是國民黨員的「揭發材料」，把劉雷的手指取出，按上紅指印，算是人證。就這樣，50多個人先後成為「國民黨員」。1968年1月21日，康生指控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是叛徒，並憑空捏造了一個「國民黨雲南特務組」。他下令公安部部長謝富治當場逮捕趙之後，整個雲南便抓起「執行趙健民國民黨雲南特務組計畫」的分子來。僅此一案，雲南省138萬人被牽連，17000餘人被打死、逼死，61000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死了1473人，打殘9661人。山東廣饒縣大王橋村出了兩位國民黨將領：李延年是與日寇血戰臺兒莊的將軍，駐防徐州時，老百姓捐資修建「延年橋」，調防時各店舖門口都放水一盆鏡子一面，為其送行；李玉堂為國民黨海南島守軍司令，1949年與中共葉劍英部聯絡，決定率部起義，因事洩未成。李在臺灣被槍決。1968年春，李尚未被中共追認為烈士，凡與李家有一點聯繫的就統統揪出來。誰為李家牽過馬、挑過夫，誰的爺爺給李延年的奶媽祝過壽，誰的父親到李府喝過酒，五百戶的莊子，揪出了200多人。早已離開農村的前地主富農被揪回去鬥爭。漫畫家、主持《漫畫》雜誌10年的米谷4歲喪父，由寡母一手拉扯大。他成「反動學術權威」、被批鬥後送靜海縣團泊窪農場；1968年9月，留在北京家中的母親被故鄉浙江海寧來的人揪走，按「地主婆」之罪日夜批鬥，自縊身亡。……
1968年「清階」時的「紅色颱風」，更甚於1966年8月份的「紅色恐怖」。
一般一個縣揪鬥的人都在萬人以上。譬如劉少奇的老家湖南寧鄉縣，一場「清階」就「新挖出階級敵人9835個」。廣東和平縣，「全縣被揪鬥12000千餘人。」陝西西鄉縣「大打清隊人民戰爭」，揪鬥了10000多人。安康縣，清理「階級敵人」11000多名，其中8500多被定為「敵我矛盾」。四川新津縣，「被揪鬥的在萬人以上。」甚邡縣「審查」、鬥爭了1萬多人之後，宣布清理出2600多個各類「分子」。河南新安縣召開「深挖叛徒、特務，清理階級隊伍誓師大會」，將各類分子掛牌遊街示眾後，將1萬多人送進了「清理階級隊伍學習班」。浙江淳安縣，清理出各類「階級敵人」11000多人。武義縣有11471人被審查批鬥。」
江蘇昆山縣總共46萬人，各類「分子」天天被掛上寫明「分子」種類的牌子，押上街遊行。「至年底，全縣共揪鬥18000餘人。」高郵縣，「有13326人被當作地、富、反、壞、右和叛徒、特務、反動會道徒而審查」。如東縣六月初開始「大打對敵鬥爭的人民戰爭」，揪鬥15000餘人，其中8400餘人被定為「敵我矛盾」。高郵縣軍管會有13000多人被當作當作各類分子「審查」。武進縣革委會的口號是「刮二十四級紅色颱風」，各級革委會揪出14600多人批鬥。內蒙古伊金霍洛旗，至1969年2月，全旗「挖出」「階級敵人」6600百多人，死亡37人，致殘30人。廣西大新縣人口共20萬，「揪出」了3千多人。僅12萬人口的安徽祁門縣，揪鬥了2648人。僅3.25萬人的陝西甘泉縣，清出「階級敵人」1155名，8人自殺。全國兩千餘縣，被揪鬥者超過兩千萬，加上數百大中小城市，共有3000萬人在「清階」中被批鬥迫害。
當時盛行一個詞，叫「漏網」的什麼分子，用得最多的是「漏網右派」。你本來是右派，當時沒把你打成右派，因為你漏網了。這一次把你補上。在全國的清理階級隊伍中，把所謂「漏網」的分子們補上也是一大內容。內蒙古伊金霍洛旗，在農村牧區搞重劃階級成份運動，「錯劃成份480戶，錯誤批鬥683人，受株連2118人。」江西景德鎮在「清階」中，「新挖出敵對階級分子972人」，「其中地主156人，富農145人，資本家464人，叛徒、特務、反革命、壞分子207人。」此外，還有380個「懷疑對象」，現在先說「懷疑」你，下次再來什麼運動時他們就將是新的「漏網地主」……。
「土改」時，地主、富農的財產已被全部剝奪。他們現在也是人民公社社員，也靠勞動吃飯，而且在貧、下中農監督下，還得比別人勞動得更多。可是他們一入另冊，今生今世便永遠是「四類分子」，其子女甚至孫子、孫女都是賤民。1968年秋，江蘇高郵縣一個村子的「貧協主席」郭金貴找到本村的四類分子王世昌，對他說：「你要不挨鬥，就把女兒給周家，我就給你把帽子摘掉。不然，挨鬥的日子還在後頭呢！」王屈服了，他的女兒王家娟卻不肯如此嫁人，周家送來訂婚禮之後決以死抗婚。獲救後，母親哀求她：「要成全父親，否則你父親的帽子永遠摘不掉。你們做子女的也就要背一輩子黑鍋。」就這樣，一個二十年前的地主的女兒被帶到周家，做了二十年前的貧農的兒子的老婆。……
一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目不忍睹。（示意圖，網絡圖片）
毛澤東說：「專政是群眾的專政」。也就是所謂「革命群眾」有權對所謂「反革命」、「國民黨」實行專政。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各地都層層建立了「群眾專政指揮部」。以江西萬年縣為例，根據省、地革委會的指示，召開「緊跟毛主席偉大戰略部署，向階級敵人展開決戰誓師大會」，總共21萬人，一下子抓出8007個「階級敵人」，全部押往農村「勞動改造」。「凡被『深挖細找』出來的『階級敵人』，無不慘遭毒刑，誣陷逼供，屈打成招。」「群眾專政指揮部」採用的「刑罰種類有捆綁、吊打、壓槓子、占凳頭、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噴氣式、電觸、紅鐵烙、灌吃大糞、開水澆頭、大熱天反穿羊皮大衣曬太陽等數十種。大黃公社一位女醫生被誣為『現行反革命』，揪出來用電觸奶頭，用開水澆陰道，當場昏死，目不忍睹。據公安局統計，全縣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214人。」
1968年5月，山西鄉寧縣「群眾專政指揮部」「亂捕亂鬥、掛牌遊街、毆打幹部群眾1200多人次，其中打死26人，打傷打殘50多人。」
有的地方不叫「群眾專政指揮部」，名稱變種，幹的事與「群眾專政指揮部」無異。譬如浙江武義縣建立革命委員會後，即成立「文攻武衛指揮部」。該指揮部並未指揮武鬥，卻先後關押了6425人，「其中打成重傷的181人，被打死、謀害和自殺的59人。」
韋國清為控制全自治區，從1968年6月開始對「4.22」實行屠殺。上圖為1968年8月5日，「廣州照相館」前槍殺的情景。（網絡圖片）
廣西賓陽縣革委會發動「向階級敵人進攻」後，全縣開始瘋狂打人。縣醫院院長以及內科主任、外科主任，三人被活活打死。1968年8月16日，上林縣三里區革委會召開群眾大會，將「二十三種人」，各種「分子」，以及「出身不好的」、「社會關係複雜的」，「犯過錯誤的」，還有他們的親屬子女，全部拉到會場批鬥，當場活活打死167人！據新編《上林縣誌》說，這僅僅是該縣「成批殺人事件」中的一起事件。該縣在「清階」中被打死者至少在5百以上！1967年底中共中央任命韋國清為廣西革委會籌備委員會主任韋國清後，支持伍晉南的「4.22」派繼續與支持韋國清的「聯指」派鬥爭。韋國清為控制全自治區，從一九六八年六月開始對「4.22」實行屠殺。這場由廣西軍區組織，各縣人武部具體執行的大屠殺，使全國文革期間任何一場殺戮都相形見絀。因官方承認兩派都是「革命群眾組織」，所以先在全自治區張貼破獲受臺灣支持的「反共救國團廣西分團」的布告，號召全區人民緝捕「反共救國團」成員，繼而以毛澤東「群眾專政」為根據，由「聯指」派成員執行屠殺任務。即捕即殺，法律程序一概免去。
武鳴縣的一個公社，在趕集時將六十多人押到墟場，一字排開，用鐵錘逐一砸開腦門。相鄰一個公社，將40多名「反」字號押到集上，全部用亂棍打死。賓陽縣「聯指」憑恃縣武裝部的支持，在鄉鎮墟市上見到「4.22」的人就亂棍打死，街上擺滿了死人。殺完了對立面，再殺五類分子，當地最有名的醫生是地主出身，也被殺害。武鳴縣華僑農場有兩三萬人，部分是農民部分是華僑，因華僑一般是「4.22」派成員，死了一百多人，多為活活打死。為圖省事，往往將「4.22」押到江邊，打死後推入江中。一天，武宣縣畜牧場場長在柳江釣魚，見到從柳州方向飄來屍體，十分鐘內數了九具。作家秦牧說廣西「大量屍體被綁在木排上，從梧州一直飄流到廣東的肇慶等地」。
各縣解決後，廣西軍區便對南寧、柳州、桂林等市的「4.22」的據點實行總攻。槍炮、坦克、水火一齊上。因據守南寧展覽館的「4.22」躲進地道，當局採用水攻，下游水庫關閘，上游水庫放水，一直淹到該城最高點火車站。地道裡的「4.22」死了多少，已無人知曉。
消滅「4.22」」殘殺「4.22」俘虜的同時，「聯指」內的愚昧民眾將「4.22」方面的人及其家屬捕而食之。為了表示其吃人是正義的革命行動，他們順便將每次運動都要挨一次鬥的「地、富、反、壞、右」和他們的家屬搜羅出來，吃掉，「徹底解決」問題。到七月底自治區革委會籌委會下令禁止亂殺時，全區的「「4.22」已不剩多少，不需要再殺了。總共殺了多少？僅桂平礦務局被殺的就多達數百名。全區被殺者接近10萬。……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