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和趙紫陽。(網路圖片)
1983年3月17日，胡耀邦主持召開一次中共中央財經小組向中常委的匯報會。在會議中間陳雲拿出準備好的講稿，一條一條地、指名道姓地批評胡耀邦。陳雲批評胡耀邦的語氣很重，有的地方用詞很尖刻。胡喬木等希望全黨都知道陳雲對胡耀邦的嚴厲批評，鄧力群在既沒有向鄧小平報告、也沒有向書記處請示的情況下，在新華社國內工作會議上傳達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趙紫陽從胡啟立那裡得知這個情況後，立即打電話給鄧力群，問他有沒有這麼回事，鄧吞吞吐吐。趙紫陽說：「原來不是說要開個會定一下嗎？怎麼還沒開會就捅出去了？立即打電話，不要擴散!」鄧小平最終決定這個關於傳達陳雲批評胡耀邦的會議不開，還說「胡趙格局不能變」，趙紫陽在天津得知這個決定。但是，開會的事已經傳開，海內外沸沸揚揚，以為這是一次倒胡行動，是一次未遂的「宮廷政變」。
胡耀邦獨立思考，為人直率，敢於直言。毛澤東逝世以後，在兩件大事上胡耀邦出了大力。一是在思想上撥亂反正，在真理標準的討論中立了頭功。二是平反冤假錯案，在他親自主持下，單是解放出來的高幹部，就有6,000多人，為改革準備了一大批幹部。在這兩件事上他冒了很大的風險。他做好了這兩件事，使壓抑了多年的一股力量釋放了出來。這股力量是改革初期的重要推動力量。
作為共產黨的領導人，對於反對共產黨、反對社會主義的言論，他當然不會讓步的。但他思想比較解放，對知識份子比較寬厚。因而對批判文藝作品、反精神污染、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不夠堅決。正是在這一點上，黨內的一些老人對他早就不滿意。鄧小平對他也不滿意。他也有缺點，如好即席發言，輕易表態，難免有疏漏，被人抓著了不少「辮子」。知識份子卻喜歡他這樣，認為這才是平民領袖的形象。胡耀邦逝世後，《科技日報》發表了一篇該報記者張戈非的一篇紀念胡耀邦的稿件，表達了知識份子上述看法：「寧可聽漏洞百出的真話，也不願聽滴水不漏的假話」。
為了進一步研究胡耀邦這個人，2004年6、7月間，我兩次訪問了胡耀邦的老朋友胡績偉。他是新聞界的老前輩，我們是同行，他對我談話很坦率。他認為，胡耀邦注定要被整下臺。為什麼呢？他不僅要從「四人幫」的統治下解放出來，還要從毛澤東的錯誤路線下解放出來；他不僅要突破「四人幫」和毛澤東的個人極權，而且反對樹立新的個人極權統治；他不僅要糾正毛澤東那一套背離馬克思主義的假社會主義，而且還要反對打著毛澤東旗號的任何變了新花樣的假社會主義。這就越來越威脅到某些政治權威和理論權威。胡耀邦最終成為某些人推行新的專制主義的政敵。胡績偉借給我他寫的一本書：《從華國鋒下臺到胡耀邦下臺》，其中就有他說的這一段話(第304頁)。
胡耀邦雖然使一大批被毛澤東打倒的幹部平了反，復了職，但由於胡耀邦有了上述思想，有些老幹部復職後對他並不滿意。左派們不時地向胡耀邦發起攻擊。1981年初發生的「社論事件」是左派和胡耀邦的一次小小的較量。
1981年3月10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題為《用自我批評的方法清理極左思想》的社論。這篇社論是在胡耀邦的主持下，組織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的編輯們寫成的，其中有些話是胡耀邦的原話，這些話他在全軍政治工作會上也講過，稿件由胡耀邦審定，先在《理論動態》上發表，再作《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可以說，這篇社論完全體現了胡耀邦的思想。
為便於局外人理解，我對中國這個時期的「左」、「右」稍作解釋。簡單地說，傾向於資本主義的就是右，傾向於共產主義的就的左。在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裡，左當然是好的。在左字上加引號，表示「左」不是真左，「左」不是好的。在改革年代，激進改革者被說成右，頑固保守者被人稱為左。中國的改革過程應當以反左為主。這是時代決定的，也是改革的任務決定的。趙紫陽任四川省委書記時提出了「經濟上反『左』，政治上反右。」的說法(1995年趙對本書作者說「我已經改變了。」)。這就是政治上排除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傾向，經濟上排除改革開放的阻力。趙紫陽的這兩句話反映了當時一些領導人的思想和作法。胡耀邦不同，他主張在經濟上反左，在政治上也要防左，反左。
從中國改革總的要求來說，胡耀邦是對的。但他由此就處於政治鬥爭的風口浪尖之上。
當時，胡喬木等人總是想把中央「以反左為主」的方針，扭轉為「以反右為主」的方針。這篇社論就是批評這種傾向，闡明瞭多年來左傾路線影響的危害，因而觸及了左派的痛處。他們向鄧小平告狀，說這篇社論有嚴重的片面性，全篇「只說反左，有20多處，卻連一處反右也沒有。」「講黨的歷史只講『左』的危害，沒有講陳獨秀右的危害，王明後期右的危害。文章似乎給人一個印象，二十年來一貫『左傾』」他們認為應該提「有左反左，有右反右」。鄧小平找一些人來談這篇社論，鄧小平說「總的說，問題不大，不像反映所說的毛病那麼大。那些同志把問題看得太重了。」
「這篇社論沒有大錯」，但是也表示同意「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提法。這就實際上給左派以口實，以便他們用「有左反左，有右反右」來取代中央的「以反左為主」的方針。胡喬木等人像得到了尚方寶劍一樣，決定馬上向全國通報。表面上是批評《人民日報》的社論，實際上是批評胡耀邦。通報強調反右，還說「要注意，右的方面的東西往往和反革命活動的言論一起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政治研究室副主任梅行給《人民日報》社社長胡績偉打電話，要他承認這篇社論錯了。並勸胡績偉不要說這篇社論是胡耀邦主持撰寫的。胡績偉理解為，這是要他承認錯誤，以便證明胡耀邦錯了。胡績偉想：當時中央已經研究撤銷華國鋒黨的黨中央主席，改選胡耀邦繼任。如果胡喬木把這個通報發到全黨，必然使大家認為胡耀邦在大政方針上出了錯誤，可能影響對胡耀邦的選舉。因此，胡績偉給胡喬木和鄧力群寫了一封信。
信中說「這個通報牽涉較大，搞得不好會不利於安定團結，希望三思。」後來這個通報沒有發，是不是這封信起了作用，不得而知。「社論風波」就此停息。
進入1983年，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製出現了明顯的成效，但城市改革的動靜不是很大。要不要在這個基礎上將改革向城市全面推進？鄧小平主張改革可以向城市推進。陳雲陣線的意見認為，還應繼續貫徹「調整、改革、充實、提高」的方針，全面總體改革應放在「七五」計畫期間。胡耀邦按照鄧小平和意見，千方百計地將改革向城市推進。
1983年1月20日，他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作了一報告，題目是《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講話提出「從實際出發，全面而有系統地改革，堅決而有秩序地改革」。「什麼是全面而系統地改革？全面，就是一切戰線，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妨礙我們前進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都要鑽研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總結新經驗，創立新章法。」胡耀邦在講話中還強調：「總之，要以是否有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利於國家興旺發達，是否有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改革對或不對的標誌。」
1月21日，《人民日報》一版頭條公開發表了這篇講話摘要。
這個講話觸怒了陳雲和他的追隨者。儘管胡耀邦傳達的是鄧小平的意見，但在組織上他被人抓住了辮子。當時黨的另一重要領導人趙紫陽出訪未歸，而涉及這樣重要問題的講話，他又沒有和其他人協商並取得共識。胡耀邦這個講話引起了一場爭論：是改革服從調整還是調整服從改革？
按常規，作為黨的總書記的重要講話，應當以黨的文件全文發下去。但胡喬木不同意發。習仲勛對胡喬木說：「黨的總書記在有中直機關各部門負責同志和各省、市、自治區有關同志參加的會議上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如果不形成文件發下去，黨的史會留下一個空白，怎麼向後人交待呢？」胡喬木仍然堅持不發。為什麼胡喬木敢這樣堅持？他認為講話全文沒有提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向鄧小平談了這個意見，鄧小平說：「這麼重要的講話為什麼沒有四個堅持？這個稿子不能發。」後來，經過胡喬木修改，加上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胡耀邦的講話還是發下去了。
2月16日(大年初四)，胡喬木讓當時《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總編輯秦川和副總編王若水去他家中，對胡耀邦這個講話進行了嚴厲的批評，批《人民日報》宣傳了這個講話。胡績偉回憶說：「喬木的談話那樣聲色俱厲，好像把他對耀邦的不滿都傾吐出來了。」胡喬木說：「對中央負責同志個人的批示、談話，不要馬上忙於宣傳，弄得過份不好。」「中央同志有些講話是在個別場合說的，根據這些講話作宣傳更要注意。」「中央的某一次會議，哪一個人的某一次講話，不能作為宣傳中心。」「紫陽同志在耀邦同志離京前，曾當面和耀邦同志談過，改革要有步驟，不能一轟而起。今年改革要集中到利改稅。改革要堅決而有秩序地進行，不能一下子都去搞承包。」他還說：「耀邦同志在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他請我修改，我改了一次，臨到走前，我又改了一次。改了不少，還是有問題。現在還沒有定下來，但文件已經發到縣上去了。當然，整個講話是好的。問題是，全文與十二大沒有聯繫，有的還有同十二大精神不相符的地方。十二大開了才幾個月，十二大還算不算數？十二大文件提出不要對大家施加政治壓力。但耀邦這一講話就反過來了，就造成壓力，而且壓力大。」「十二大要宣傳共產主義，宣傳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他說胡耀邦的報告「把個人利益強調得過份」，「把國家利益和社會主義利益放在一邊。」聽了胡喬木的批評以後，胡績偉認為：「一個書記處書記能夠對總書記進行批評是很好的事，但最好是對總書記當面講，或者有總書記參加的高層會上講。而這次，卻是背著總書記講的，而且是專門向自己直接領導的下講的。這位一再強調黨性的同志這次什麼也不在乎了。胡喬木同志不只批評全面改革，批評把承包推廣到一切部門，而且給耀邦的講話扣了一個違背十二大精神的大帽子，指責人民日報根據總書記的講話進行宣傳是頭腦發熱。這是一個多麼危險的徵兆!」(胡績偉：《從華國鋒下臺到胡耀邦下臺》)胡績偉說的「危險的徵兆」變成了危險的現實，並由此引發出一場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
1983年3月17日，胡耀邦主持召開了一次中央財經小組向中常委的匯報會。由當時的國家計委主任姚依林和副主任宋平匯報。小平主持，陳雲等老人都參加了。沒想到，在會議中間陳雲拿出準備好的講稿，一條一條地、指名道姓地批評起胡耀邦來了。如，胡耀邦曾說過，財政赤字是假的。陳雲在發言中說：「國家財政赤字是確實的，不是假的。耀邦。」陳雲批評耀邦時，每批評一件事，後面總是像老師對學生的口氣，親切地稱呼一句「耀邦」。陳雲還批評了胡耀邦對第一個五年計畫的看法，「說『一五』時期搞156項是走了彎路，這種看法不是史唯物主義，是唯心主義。」他憤慨地說：「連『一五』都要改？」還問胡耀邦：「還要不要十二大決議？」因為十二大決議中有「調整、改革、充實、提高」的方針。對陳雲的批評，胡耀邦沒有辯解，不停地點頭認錯。看來，陳雲憋了一肚子話，這次一吐為快，一共講了十條(《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中說陳雲講了十條)。
陳雲還明指胡啟立暗指胡耀邦地說：「應該下放到財政部或國家計委去學習鍛練。」陳雲批評胡耀邦的語氣很重，有的地方用詞很尖刻。鄧小平沒有想到也不願意陳雲會這樣批評胡耀邦，有點不高興，說：「今天主要是聽匯報。」胡喬木等希望全黨都知道陳雲對胡耀邦的嚴厲批評。會後，胡喬木找陳雲商會議記錄、發言整理出來，然後召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進行傳達和討論。陳雲同意胡喬木的意見。趙紫陽等就準備開一個會商量這件事。趙紫陽說：「書記處可以準備，準備。這件事到底怎麼講由耀邦定，由耀邦自己講。」開會的事胡喬木從陳雲那裡領來了令箭，卻沒有向鄧小平請示報告。鄧力群說，這是胡喬木「可能有點疏忽」但是，鄧力群在既沒有向鄧小平報告、也沒有向書記處請示的情況下，在新華社國內工作會議上傳達了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
這次會是1983年過年後在北京友誼賓館召開的。當時我也出席了這次會議。在會議即將結束的時候(大概是3月17日下午)，說是中宣部長鄧力群要接見與會代表。我們乘車到中南海。等了一段時間以後，說鄧力群來了先合影，再聽報告。我們在院裡排了一個半園形的隊伍，為照相作準備。不一會，一輛高級轎車從中南海西門開了進來，一直駛到我們這個半園形隊伍的當中。鄧力群一步也沒有走就站到了為他安排的中心位置。當時站在第一排的人看到汽車直衝自己而來有點緊張。合完影后就進到裡面作報告。這次國內工作會議由徐占琨負責簡報工作。記錄當然也是他的事。他也讓我作一份記錄。記錄交上去以後，再沒有退回來，也沒讓向下傳達。正是在這次會上，鄧力群傳達了陳雲對胡耀邦的批評。他在《紅旗》雜誌聯絡員會上也傳達了這個內容。廣東省委副秘書長李言年把《紅旗》會上的這份傳達記錄稿送到了中央，胡啟立才得知此事。
趙紫陽從胡啟立那裡得知這個情況後，立即打電話給鄧力群，問他有沒有這麼回事。鄧吞吞吐吐。趙紫陽說：「原來不是說要開個會定一下嗎？怎麼還沒開會就捅出去了？立即打電話，不要擴散!」就在中央還沒有最後定是否要開這個會的時候，胡喬木、姚依林竟然向各省、市和中央機關發出了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的通知。萬里看到通知問習仲勛，習仲勛說不知道。又問胡啟立，胡啟立也說不知道。習仲勛認為，在總書記、常務書記、中辦主任都不知情的情況下，竟然有人發出召開批評總書記會議的通知，這是很不正常的。習仲勛和萬里認為黨內危機迫在眉睫，共同向鄧小平報告並作了工作。鄧小平決定這個會不開，還說「胡趙格局不能變」。趙紫陽在天津得知這個決定。但是，開會的事已經傳開了，海內外沸沸揚揚，以為這是一次倒胡行動，是一次未遂的「宮廷政變」。
但是，趙紫陽卻對這件事的性質持不同看法。他1995年12月16日對本書作者說：「當時，的確有不少人對耀邦在經濟問題上的作法有意見。我也有意見，也有一致的地方。但那時並不是想把耀邦搞下來，包括陳雲。也可能我看得比較簡單。」趙紫陽認為不是什麼「宮廷政變」，但他對自己的這個看法也沒有說死：「可能我看得比較簡單。」趙紫陽從天津回來後，胡耀邦到趙紫陽家看望。胡對趙說：「那個會不開了。」還說：「外面對開擴大會很擔心，以為中央要出什麼事了。」趙說：「這些只是經濟工作中的不同意見，不要想得太複雜了。我這個人你是知道的，只是個助手人才，對意識形態不感興趣，我也不認為喬木和力群有非分之想。我們是在一條船上，同舟共濟。」事後，胡啟立對趙紫陽說：「耀邦對你說的同舟共濟很高興。」(以上關於1983年批評胡耀邦的情況來自趙紫陽同本書作者的談話，見本書「附錄」)
情況可能不像趙紫陽說的那麼簡單。胡耀邦回憶說：「1983年有一天，喬木突然跑來，哭訴著說：你不當總書記，還可以幹別的，我們友誼長存。我當時到非常詫異，不解其故。喬木反映過來後，破涕為笑，談別的了。」(李銳：《耀邦去世前的談話》，載《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第4期，第38頁)胡耀邦還說：「1983年那次會是準備『換馬』的，是鄧保護了我。」(同上，第43頁)
就在陳雲批評耀邦前後，姚依林和宋平聯名給中常委和鄧小平寫信，說耀邦到處亂講話，和十二大精神不一致。使計委工作很難做。這封信沒有什麼反應。小平確定不開省委書記會之後，找姚依林談了一次話，說：「你那封信有股情緒。」姚說：「我也承認有情緒。」趙紫陽曾向本書作者談了他和胡耀邦的關係。他說，在改革的問題上他和耀邦是一致的。在改革中，只有一件事他們的意見不一致，那是在1983年，胡作了一個報告，講「包」字進城，把農村承包簡單地搬到城裡來。趙認為城市經濟比農村複雜，要慎重。在經濟發展問題上，他們也有不一致的地方。趙主張不要追求速度，胡主張提前翻番。這是他們的根本分歧(從胡耀邦對李銳的談話來看，胡耀邦認為增長速度在4%-5%之間，不可能實現國民經濟翻兩番，只有7%才能實現這個目標，胡的這個看法是對的)。在陳雲批評胡耀邦之前，小平找紫陽、耀邦、喬木一起到他那去談了一次話。小平說：「今後經濟工作由中央財經小組和國務院主要決策和發言，不要政出多門。書記處只管大事。」客觀地說，經濟工作應當由國務院管，胡耀邦管得過多是不合適的。他曾找國務院的幾十位部長一一聽取匯報，並即席發言，這些即席發言，部長們當作指示。由於他不是主管經濟的，情況不是很清楚，他的有些指示使部長們為難。1983年初胡耀邦主張「包字進城」也有過粗、過急的問題，趙紫陽不同意也是有道理的。圍繞那次陳雲批評胡耀邦經濟匯報會引起的風波，是不是一次未逐政變？是不是要胡耀邦下臺？這要有分析。從趙紫陽等國務院這個角度看，的確是經濟問題的爭議；而在左派那裡，是不是要藉此機會要胡耀邦下臺？是有這種可能的，但還要有新的史料證明。吳江在他的《十年的路》中，對這次批胡事件，用「拆臺」二字，我覺得在現有的資料情況下，比較妥當。吳江認為，這件事明顯地暴露了在改革問題上兩股勢力的較量，胡耀邦首當其衝。
（本文略有刪節，摘自：《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