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迷笛音樂節（圖片來源: 網路圖片）
【看中國2023年10月7日訊】南陽迷笛音樂節末尾出現魔幻一幕，一邊是搖滾青年們迷醉在狂歡的餘音當中，相信美好不會停止；另一邊則是老鄉們侵略營地，搜掠外來青年的時髦財物。迷笛音樂會的虛幻之境被竊賊的悍然入侵粉碎了一地，布爾喬亞們很受傷。
我是有點幸災樂禍的。對於深入陌生地域的外地人來說，在安保薄弱的營地放置隨身財物，要是篤信「農村人淳樸善良」，那必定是傻得可以；若只是礙於組委會管理問題，尚能原諒，但老鄉們給小資產階級長一堂課，恐怕比迷路在迷笛中更好。
盜竊風波被樂迷曝光且經組委會聲明確認前後，輿論的主流基調是譏諷河南的民風堪憂，隨之而來的則是反地域黑的慷慨陳詞與悲情訴說——有說志願者如何盡職的，有說當地如何愛護歌迷的，問題是，這與看輕民風的論調並不矛盾。
作為蘇北人，我向來認為蘇北有種種不堪，上百年不變，幾十年尤烈。以地域人性的總體特徵來建立第一印象，這是人之常情，地域黑並非全無道理。地域黑在南陽迷笛風波中成為輿論中的優勢論題，不管如何反擊它，都難以翻盤，與地域認知基本原則有關。
對於輿論交鋒的雙方，我都覺得言過其實，充滿著抖快視頻的誇張感。地域黑可能忘了類似的哄搶常見於報端，人性經不起誘惑，老鄉們並不受所謂文明規則的約束。而反地域黑的神情歌頌，也不靠譜，充滿著狗苟蠅營的利益考量。
如果將南陽迷笛風波中的矛盾衝突，僅僅侷限在地域黑/地域紅的二元對立中，是極其乏味的。應該看到更大的背景和現實是，從石家莊創辦搖滾之城，到南陽試圖做大中原迷笛節，行政當局對搖滾等野生文藝的主動操盤，正在走向工具化利用的末路。
石家莊和南陽對搖滾樂的特色化改造，完全出於急功近利的政績思維，以致於地方主政者產生了這樣一種自信：只要詳加改造，哪怕是叛逆、異見及革命性的搖滾也能為其所用，貢獻其聽眾與粉絲群體，帶來收入，成為壯大旅遊績點的時髦工具。
從官民審美及旨趣而言，這無疑是對音樂及其演出類型的「文化挪用」，一種看起來彈性很大的工具理性。審查者不再作壁上觀，受到網路衍生紅利的刺激，直接下場成為創作者的「監護人」與合作者，興致勃勃地致力於文化產品的經濟狂想。
與旅遊局長變裝招攬遊客不同，變裝只是技術利用的細枝末節，而像石家莊、南陽對搖滾樂的「器重」，是一種模式嘗試與控場策略。這種工具理性的源頭，在理論上自然屬於文化自信的餘脈，而推動其在實踐上躍躍欲試，則與競奪話語權的長期勝利有關。
然而，從包括輿論在內的社會效益、包括網紅在內的經濟效益觀之，現在就說對搖滾樂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成功，尚且為時過早。一個突出的證據是，輿論對搖滾樂被賦能的角色爭議很大，這不僅動搖決策者長期經營的決心，也削弱其創收潛力。
石家莊的搖滾之城計畫，在官方的話語中——像搖滾巴士、對搖滾人士的政府補貼等等——望之儼然，然而被一篇特稿報導給推倒了。這篇特稿報導以完全正經的筆觸記錄了滾石計畫在各個層面的反應，荒誕感呼之欲出之時，就是石城計畫出現裂痕之際。
南陽迷笛音樂節因為是演出的典型場景，打破其形象的方式不是搖滾樂內生的特質使然，去魅發生在同個場景中，且更加直接粗暴。老鄉們的生猛操作，將小資情調掀翻在泥濘地裡掰碎揉爛，更暴露了音樂節匱乏在地性的這一根本缺陷。
經驗沒有多少，教訓已然累卵。若要確保對搖滾樂及實景演出的工具化利用，穩定地發揮既定功用，它就必須是安全可控的，是可靠的，可現實卻展示了改造的不可控、不穩定。搖滾音樂的定向改造有可能成為笑話，這混淆了雄圖壯志與錯以為是的界限。
石家莊的搖滾之城計畫讓全國人民愉快歡笑，南陽迷笛盜竊風波重燃地域嘲弄，這些都在官方及其相中的合作者預料之外，非常的政治不正確。但從搖滾本身而言，這從南到北從東到西的喧囂，反而更深地進入搖滾的內核與本質。
也就是說，在沒有搖滾的地方，在看似能降服搖滾的工具利用中，策劃書中的預期與前景岌岌可危，可竟然厚植了搖滾的批判精神，新形勢下的搖滾不著文字，僅憑一股氣就展示了自身的疆域。搖滾的真義因為其不在場而得到彰顯，這太搖滾了。
在上述探討的前基礎上，再來看一張藍圖描到底的搖滾之城，再來理解南陽迷笛的憤怒與斥責，就會發現這些都太表面了。搖滾之城到底是美名還是罵名，是竊賊可恨還是雞賊可惡，輿情對地方的傷害必然會納入決策者的權衡中，喧嘩背後的得失之辯屬於官僚團體，一點也不搖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