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內「人才」濟濟,激烈競爭，能夠脫攀上高位的人,全都是「精英人士」,情商極高,絕非等閒之輩。（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我出生在一個平民家庭,自小沒接觸過任何高官。1973年我去延安旅遊一個星期,其間無意中見到了若干位1940年代時非常有名的勞動模範,有的還是長征過來的老紅軍。但在1970年代時,他們都是普通農民,看不出任何特殊性。隨著我的年齡的不斷增長,逐漸接觸了一些中層幹部及其子女。出國之後又有機會接觸了更高級別的幹部及其子女,其中幹部級別最高者是國務院的一位副部長,子女級別最高者則是前面介紹過的王同學,是一個可以隨意出入最高領導人家中的人。
仔細回憶、比較這些人,我感到中共黨內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幹部選拔制度。中共黨內「人才」濟濟,相互之間激烈競爭乃是常態,能夠脫穎而出、攀上高位的人,全都是「精英人士」,情商極高,絕非等閒之輩。那些資歷老卻沒有「能力」的人,哪怕是經過長征,照樣永遠在底層徘徊。與我接觸過的這些老幹部及其子女們打交道,總是讓人感到他們非常溫暖、和藹可親,難怪許多人很自然地就願意聽他們的指揮,當他們的下屬。
我在《言論自由》一文中提到,美、日官員常常嘲笑中、蘇官員愚昧無知,不懂法律,這是真事。不過大家都有外交禮貌,正式場合和當面交往時,絕沒有任何失禮的言行。1978年鄧小平在日本發表釣魚島講話後不久,日本坊間就傳言說,日本外交部官員有人發出了這種嘲笑,為此曾引起中國政府的不滿。那幾位日本外交部的官員是在下班以後去一家小酒館喝酒聊天,被一位狗仔隊秘密跟蹤偷聽,第二天發表在一份八卦小報上,我們大家才看到。當然,那份八卦小報因此而銷量暴增。
對於美日官員的這種嘲笑,我是不讚同的。就個人智慧而言,中蘇官員絕不在美日官員之下,就政治技巧而言,雙方大同小異,彼此相當。差異在於社會的言論自由上,美日官員有機會聽取全社會各方人士的正反面意見,使用了成千上萬人的智慧,因而犯錯誤的概率值較小,而中蘇官員往往只能聽到少數人的讚美之詞,很難聽到批評的聲音,因而犯錯誤的概率值較大。當中蘇官員用少數人、甚至一個人的智慧去和成千上萬人的智慧較量時,雙方智力上的差距就很明顯了。
中、蘇官員著重於政治利益,忽視經濟利益。（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還有一條,美、日、中、蘇對於「正確」一詞的定義不同。美、日官員做事,強調的是爭取國家的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是從屬於經濟利益的;而中、蘇官員卻往往著重於政治利益,忽視經濟利益,話說的難聽一點,就是追求面子。因此雙方在談判時往往能各有所得,各自「正確」,實現雙贏。例如1972年中日建交談判,日本追求國家經濟利益,爭取到了豁免戰爭賠款,等於從中國手裏賺取了數以萬億計的美元,大勝而歸。而中共當局則得到了日本的外交承認,提高了國際地位,獲取了很大的政治利益,也是大勝而歸。事後,美、日官員都對中國放棄國家經濟利益的的做法感到不可理解,但中方卻認為自己的做法完全正確,因為政治利益高於一切。美、日官員嘲笑中、蘇官員,只能說明他們不瞭解中、蘇的政治文化。其實從個人素質上來說,所有國家的高級官員都是很聰明的。
（本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