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偉長竟拿著信去向鄧小平告密。(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不屈為至貴,最富是清貧」。是吳祖光先生在生前贈我條幅上寫的兩句話。我受之有愧,一生須強項但也屈過。「反右鬥爭」後期,為求得「組織」寬大處理,曾寫過「認罪悔改書」。雖然這份「悔改書」不像有些人「我的交待」那樣,痛揭別人而去立功贖罪,但也把自已罵得狗血淋頭。據知,從不承認自已犯有「罪行」的有兩個人,一個是上海的彭文應,一個就是北京的許良英。
我當時在四川成都,自無緣相識許良英先生,但2007年「反右鬥爭」50週年大祭歲月,我卻數次破門拜見了他。為了不忘記歷史,北京右友發起了「反右鬥爭」50週年上書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63人的簽名訴求:一,要求徹底否定反右派鬥爭;二,要求執政當局應向受害人賠理道歉;三,要求賠償受害人經濟損失。
第一稿文本由杜光老師草擬,鐘沛璋老師修改。由我和任眾先生、燕豚符女士拿著文本去分頭串連。任眾負責北京地區難友,燕豚符女士負責北大難友,因我當年是《人民日報》點過名的右派份子,負責串連上層有名氣的右派。許良英先生便是串連的第一人,去前曾查閱過他有關的資料:
許良英先生1920年5月3日出生於浙江臨海括蒼山下的張家渡,1939年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從廣西宜山到貴州遵義、湄潭,在輾轉流徙中完成學業。他在專業上顯示出的天分和特質,深受王淦昌教授的賞識,他卻一心從科學轉向革命,尋找中共地下黨,終於在1946年如願。他因王淦昌之召回浙大物理系任教,並秘密領導浙大乃至杭州的學運。上世紀50年代初他調到中國科學院後,想擺脫政治,回到科學研究當中,1956年出版了《科學與社會主義》。未料1957年風雲突變,並沒有「右派」言論的他,卻因為反對反右運動而成了中科院第一個右派,回故鄉種地二十多年。從1962年起,他在農村的煤油燈下編譯了三卷本《愛因斯坦文集》,1977年起由商務印書館陸續出版,影響了幾代人。1979年,他的「右派」身份獲得改正,他重回中科院,從事科學史研究,主編了《20世紀科學技術簡史》,被金克木譽為「題為簡史,實是大書」。1980年他為中共中央書記處「科學技術知識講座」第一講《科學技術發展的簡況》起草的講稿,率先提出「科學和民主是現代社會賴以發展、現代國家賴以生存的內在動力」的論斷。從那時起,他發表一系列文章,倡導民主、科學、人權。
大約是2007年1月23日,我和太太驅車去到海淀區他的居處,那是套極其簡陋的小三居,總面積約80平米,住房沒有裝修,水泥地面水泥牆璧,傢俱陳舊不堪,真不敢使人相信這竟是國內外著名物理學科學家住的地方。然而他和他夫人歷史學家王來棣女士,就長年住在這裡讀書寫作,心憂天下筆耕不輟。正如詩人白居易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許良英一生貧窮嗜書,堪稱「最富是清貧」之人。
他個兒精瘦,兩眼炯炯有神,腰板硬朗筆直,聲洪音響老而不蒼,80多歲的耄耋老人了,思路卻十分清晰。見面時,我按照一般習慣誇他一番說:聽說許老師都87歲高壽了,早早地活過了毛澤東……他突然把臉一沉,勃然大怒道:毛澤東,他算個什麼東西,怎麼拿我和他比?他是個整人害人的暴君!
我和太太一下搞得十分窘困,不知說什麼好,只好應聲道:比錯了,比錯了!毛澤東,算個什麼東西?他不再說什麼,坐在客廳裡的沙發上,邊看訴求文本一邊說:毛澤東一生幹了不少壞事,僅一個「反右運動」就戕害了近百萬知識份子,幾乎毀掉了中華民族……我不停點頭,表示贊同。
他詳詳細細地把訴求文本看了兩三番,認為寫得不錯,但提出有幾處措詞不準確,必須修改。我立即向鐘沛璋老師撥通電話,轉呈了他的意見,同意修改。他卻不簽自己名字,要我改好後拿來他再簽。我心裡嘀咕:這老頭真倔,沒點通透餘地,只好笑著告辭。
三天後再次登門造訪,他看了修改稿二話不說,簽下了他的大名,然後與我攀談起往事來。他說1987年「反右鬥爭」30週年,他和劉賓雁、方勵之發起搞個研討會,他的家就是聯絡地址。本來按事先研究好的名單發邀請信,方勵之卻去邀請了錢偉長。想不到錢偉長卻拿著邀請信去向鄧小平告密,結果鄧一生氣就把劉賓雁、王若望開除了黨藉。其實王若望只是參與者,並不是發起者,我卻免難了。外面傳說是費孝通告的密,不對,是錢偉長,所以他才一步登天,當上了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自此後再沒有人提起召開「反右鬥爭」紀念會一事,沒想到今天你們發起了,但願這個會能開成功!我滿有信心地回答:一成功。走時,他送了我一冊《許良英文集》。
此後,我們通過幾次電話,我也把我主編的《往事微痕》寄送給他,他還寄來過稿件。此後,我被有關當局嚴格管控,為恐給老人增加麻煩,再未去登門叩拜過許良英先生。
白駒過隙,光陰荏冉。2013年1月28日13點25分,傳來許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醫院去世的消息。從這一刻起,我知道,我永遠失去了敬愛的許先生,中國永遠失去了直言不屈,孤傲獨立的許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