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漢沒有躲過文革，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打倒批臭，嘗盡人間恥辱。（網絡圖片）
在中共建政前後，亦有一些頗有才華的音樂人、戲劇家為其思想蠱惑，從而走上了為其宣傳的道路，這其中就有《義勇軍進行曲》的詞曲作者田漢和聶耳，以及為一系列毛詩詞、語錄歌譜曲的李劫夫。
對於當今所有的中國人來說，《義勇軍進行曲》是再耳熟能詳不過的了，因為凡是重大場合都會演奏這首「充滿了鬥爭精神」的國歌，自然對其詞曲作者田漢和聶耳，許多中國人也並不陌生。不過，很多人大概未必知道的是，創作這首曲子時，田漢和聶耳早已是中共地下黨員；而1949年後，一向崇尚暴力和鬥爭的中共將這首特定時期產生的歌曲選為國歌，想必也非偶然，或許冥冥中一切早有安排。但讓人嘆息的是，田漢和聶耳的人生結局皆充滿了苦澀。
聶耳溺亡 田漢文革慘死
1898年出生在湖南長沙一個農民家庭中的田漢，曾在長沙師範學校學習，19歲去日本留學，主攻教育，尤對戲劇興趣頗濃。回國後，於1925年創辦「南國社」，拍攝電影。1928年，他將「南國社」擴建為南國藝術學院。1931年1月，田漢成為中共領導下的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以下簡稱「劇聯」）執行委員。1932年，受馬列思想影響，加入中共，成為活躍在上海文藝界的一名地下黨員。
1927年國民黨「清黨」後，中共勢力趨弱，被迫退縮到偏遠的農村，但是中共仍竭盡全力發展壯大自己，除了在農村，在城市亦採用隱蔽的方式達到自己的目的。劇聯的成立就是方式之一。
根據中共的指示，劇聯的主要任務是在國統區開展工人、學生和農民的演劇活動，開創無產階級戲劇運動，即通過文藝形式傳播中共信仰。而業已成為中共黨員的田漢也成為這一運動的領導人之一，並創作了大量話劇。同時，他還與中共地下黨員夏衍、陽翰笙等打入電影陣地，通過創作所謂「進步」電影劇本達到「有利於無產階級利益的宣傳目的」（夏衍）。
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對於戲劇、電影的審查制度並非如後來左翼作家在1949年後所描述的那樣「反動保守」，而是相對較為寬鬆。國民黨政府刪除的電影鏡頭大多是有傷風化的，或者政治傾向明顯的對話，對於潛移默化的意識形態上的宣傳並沒有過多關注。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何當時的左翼作家、藝術界人士在上海創作頗豐。
在這些活躍的左翼作家和藝術界人士中，還有一個年輕人，他就是1912年出生的聶耳。
聶耳自幼喜愛音樂，中學時即受到中共書刊和《國際歌》等革命歌曲的影響。1928年加入中共青年團，1930年來到上海，不久即參加了中共上海地下黨所領導的群眾組織——反帝大同盟，後參加「劇聯」，從事「進步」文藝活動，並從1933年開始為左翼電影、戲劇作曲。同年，聶耳經田漢介紹加入中共。
就在田漢、聶耳等左翼人士在上海「反國民黨」的第二條戰線上活躍著時，業已意識到中共乃是最大禍害的蔣介石秉持「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開始了對中共的圍剿，但是隨著1931年9月日本軍隊入侵中國東北和華北，國民黨被迫停止了對中共的軍事行動，北上抗日。考慮到中國的實際情況以及軍事準備的不足，蔣介石對日採取了「和戰並用」的方針，即一方面通過外交尋求國際上的支持，一方面則對入侵的日軍予以抵抗，目的是拖延日本全面侵華的時間。同時，蔣介石還密令國民黨軍隊進行全面開戰前的必要的軍事準備。
國民黨對日採取的「和戰並用」方針讓中共如獲至寶，中共多方利用輿論批評國民黨不抗戰，從而在掀起民眾抗日情緒的同時，將不抗日的矛頭指向了國民黨當局，同時藉機繼續發展壯大自己。而身在上海的中共文藝家們以及左翼人士在挑起中國百姓的激憤情緒方面可是立下了不小的功勞，這其中自然包括田漢與聶耳。
1935年初，田漢改編了反映民眾抗日的電影《風雲兒女》，並寫了主題歌——《義勇軍進行曲》，聶耳隨後為其譜了曲。由於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為國民黨所偵破，田漢在寫完歌詞後即與陽翰笙等人被捕，而聶耳為了躲避國民黨的抓捕，接受中共指示取道日本前往蘇聯。同年7月，他在日本溺水身亡，終年23歲。
由於聶耳是在日本侵略中國後出國的並以創作抗日歌曲而出名，加之其遺體從海中打撈上來時，發現「從口裡流著少許血，頭也出少許血」，所以長期以來人們有不少猜疑，有人認為他很可能是被日本特務或者國民黨特務害死的。
但是，有人在詳細考證後，認為這樣的推斷是不可信的。原因在於：聶耳去日本時，其中共地下黨員的身份是沒有任何人知道的；聶耳譜寫的《義勇軍進行曲》最終定稿是去日本後寄回的，而電影《風雲兒女》並沒有傳到日本；聶耳的日記和家信中都沒有記載其受到日本特務跟蹤的情況；國民黨並不知道聶耳去了日本；聶耳在當時的名氣並不大。現在聶耳頭上的「中國革命音樂的開路先鋒」，「先進文化的傑出代表」，「偉大的人民音樂家」，「為新中國成立做出重大貢獻的英雄模範」等等都是拜中共所賜。因此，雖然聶耳的游泳技術不錯，但很可能由於不瞭解所游的水域，而遭遇了不測。據悉，溺水而亡出血的情況也並不罕見。
與早逝的聶耳相比，活到70歲的田漢的命運更顯悲慘。1949年中共建政後，身為中共黨員的田漢來到了北京，成為了戲劇界的高級領導人。由於他保留了文人的樸實和直率，敢於為戲曲藝人遭遇的不公大聲疾呼，因此引起了中共的不滿。儘管他沒有被打成「右派」，但卻沒有躲過文革，被作為「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打倒批臭，嘗盡人間恥辱。韋君宜在《思痛錄》裡記載：田漢在食堂吃飯，因為骨鯁在喉，吐了，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反抗，「無產階級群眾」遂勒令他把吐出來的東西吞回去，他只得乖乖照辦。而且，他的兒子公開宣布與他劃清界限。此外，由於田漢被打倒，《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也被修改。
1968年，田漢在301醫院形同監室的病房裡死去。他死時身邊沒有一個親人，也沒有人來收取他的一件衣物。
李劫夫的起伏人生
提起李劫夫這個名字，非音樂界的很多人應該十分陌生，但是當提到《我們走在大路上》、《革命人永遠是年輕》、《歌唱二小放牛郎》、《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等曾流行一時的紅色歌曲時，很多人都耳熟能詳，甚至還能勾起人們對那個瘋狂時代的記憶，而李劫夫正是這些歌曲的作曲者，同時也是一系列毛詩詞、語錄歌的譜曲者。
1913年11月出生在吉林省的李劫夫，原名李雲龍。1937年受中共宣傳影響，前往延安，在中共八路軍西北戰地文藝服務團工作。次年加入中共，1948年調到東北「魯藝」音樂部工作，1953年擔任東北音樂專科學校校長，後改為瀋陽音樂學院，繼續擔任院長。可以說，李劫夫一生中創作的絕大多數歌曲都是為政治服務的，說其是「紅色音樂人」絕不為過。
根據大陸霍長河撰寫的關於李劫夫的傳記，李劫夫差點在1957年「反右」時被打成右派，所幸有人保護，躲過一劫。不過，在1959年黨內「反右傾」時，李劫夫因業務第一、政治第二的作風，而被扣上了「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帽子。
1966年文革爆發後，自知難逃一劫的李劫夫默默等待著自己被批鬥，被抄家，但因受到「中央文革」的保護，他沒有與其他同事一樣遭受折磨和批鬥。他選擇了長期滯留在北京。
在此期間，李劫夫的創作登峰造極。他不僅為毛公開發表的所有詩詞都譜了曲，讓毛的詩詞成為了可歌可唱的流行作品；而且還為那些不押韻的《毛澤東語錄》，寫下了大量的所謂「語錄歌」，並在那個時代被廣為傳唱。李劫夫也因此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過上了有滋有味的日子。
然而，這樣一個為毛走向神壇立下汗馬功勞的音樂人，卻突然從1972年初開始，銷聲匿跡，其作品也被禁止播放。據悉，他被牽扯進了林彪事件。林彪1971年「出逃」後，中共開始了大清洗，而與林彪及其親信黃永勝有過交集的李劫夫也走了霉運，被扣上「投靠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罪名。
原來李劫夫在北京時，加強了與黃永勝一家的往來。他與黃永勝1943年就認識，黃是其上級領導。1962年，李劫夫去廣州開會，再次遇到了時任廣州軍區司令員的黃永勝。當黃永勝的夫人項輝芳得知李劫夫是瀋陽音樂學院的院長時，便讓他將自己的三兒子黃春躍，招到瀋陽音樂學院去學音樂。結果，12歲的黃春躍到「瀋音」後，李劫夫讓他住到了自己家中，以便從生活上能照顧這個小孩子。後來，項輝芳還讓黃春躍做了李劫夫的乾兒子。有了這層關係，李劫夫1967年在北京期間，便同當時也常住北京的黃永勝一家，有了較多的往來。兩人的夫人還以姐妹相稱。這是李劫夫後來罪狀的由來之一。
因兩家關係親密，李劫夫與夫人張洛瞭解了很多高層內幕，並扯出了一件為林立衡（林豆豆）找對象、接著又受到林彪接見的事情。受到林彪接見後，李劫夫夫婦趕忙寫了一封感謝信，表示要「永遠忠於毛主席，永遠忠於林副主席」等等。這封信，日後自然成為李劫夫的一樁罪行。
除此以外，李劫夫向林彪「靠攏」的證據還有：1970年為林彪寫的《重上井岡山》譜曲；1971年9月他從偷聽到的外蒙古電臺所播的信息中得知，中國有一架飛機飛到外蒙古時墜毀，中共高層出事，他以為是毛病重，林彪接班，於是提前創作了一首《緊跟林主席向前進》，但只寫了題目。
李劫夫的那首未完成的《緊跟林主席向前進》最終將他們夫婦二人送進了地處瀋陽的「學習班」，進行審查。一「學」就是五年多，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學習班」也沒有解散的跡象。而就在這一年的12月17日，李劫夫因心臟病發作，猝逝於「學習班」中。
1979年，遼寧省委「紀委」於11月20日作出決定：「李劫夫積極投靠林彪反革命陰謀集團，問題性質是嚴重的，但考慮其全部歷史與全部工作，定為嚴重政治錯誤，並因其已死，對其處分不再提起。」這是官方對李劫夫問題的最後正式結論。1981年，李劫夫創作的紅色歌曲被解禁，繼續毒害著中國人民。
結語
無論是聶耳、田漢，還是李劫夫，無疑都是具有相當的藝術才華的，但他們卻用錯了地方，尤其是後者更是登峰造極。聶耳幸好早逝，否則他也很可能如田漢、李劫夫那樣，不僅助紂為虐、從精神上麻痺、毒害中國人，而且自己的性命最終也被自己服務的黨所吞噬。他們可以說，是害了自己，也害了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