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 年 11 月 27 日，市民在北京遊行時舉著一張反對審查制度的白紙。（圖片來源：Kevin Frayer）
【看中國2023年2月21日訊】她們喜愛閱讀、寫作、電影放映，地下音樂，熱衷於探索城市裡處於夾縫中的、有叛逆氣質的公共空間。她們是一路升學上來的「好學生」，卻因感受與目睹具體的不公，而成為行動主義者。她們如此年輕而又熱情，假以時日，她們將承擔起更多。如今，面臨嚴厲的打壓，「起點卻彷彿成了終點。」但她們行動的意義才剛剛開啟。
2023年1月20日上午，農曆春節來臨的前一天。在失去自由29天後，27歲的曹芷馨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律師。
這是在北京朝陽區看守所的會見室。她穿著土黃色的棉布上衣，灰色的棉褲，這是看守所的「號服」。按照慣例，會見時間只有40分鐘。
「她很堅強。」知情者說。
前一天夜裡，也就是北京時間的1月19日晚上11點多，被關押在朝陽區看守所的多名「亮馬河悼念活動」的參與者，被陸續以「取保候審」的名義釋放，其中有記者楊柳、秦梓奕等人，但曹芷馨沒有在其中。她和她的另外幾位同齡密友，包括李元婧、翟登蕊、李思琪，同時被宣布批准逮捕。罪名也由此前的涉嫌「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更改為「尋釁滋事」。
據知情者稱當晚被批准逮捕的至少有20多人，他們都與2022年11月27日夜發生在北京亮馬橋、反對疫情封控的悼念與抗議活動有關。
知情者說，曹芷馨在得知自己被批捕的消息後，感到非常失望。她確實從來沒有想過，自己參加一個正常的悼念活動，會遭遇如此嚴重的後果。在收到家人以及男友的問候與關心時，她忍不住流下了眼淚。
而在此次見到律師之前，她並不知道自己在被抓之前錄製的求助視頻，已傳遍了全世界。在這個視頻中，她預感到自己將要「被消失」，而尖銳地發問：「我們這些青年只是正常地悼念自己的同胞，為什麼要付出被消失的代價？我們是誰不得不交差的任務？」
早在1月9日，律師就為她提交了取保候審的申請，但被駁回。1月17日，律師向檢察院提交了「不批准逮捕意見書」，認為她只是「參與了自發的民眾悼念活動，完全不構成犯罪。」但這份意見書並沒有被檢察院採納。
和曹芷馨同一天被批捕的另一位年輕女性——27歲的翟登蕊，則沒有在農曆春節前見到自己的律師：繁瑣的各種申請手續，以及不斷出現的「意外」，讓會見變得很困難。
在失去自由之前，翟登蕊正準備申請到挪威的奧斯陸大學攻讀戲劇專業的研究生。熱愛文學與戲劇的她已經為此準備了很久。原本她的親人想在律師會見時問到她的申請密碼，替她提交申請，但因為律師遲遲不能會見，如今已錯過申請日期，只能留下遺憾。
還有李元婧，畢業於南開大學，又從澳洲留學回來，是一位職業會計師，也是她們中「最有錢的」。以及李思琪，一位熱愛寫作與讀書、自稱「不自由撰稿人」的青年。她曾經畢業的倫敦大學金斯密斯學院，於2023年1月28日剛剛為她發出了支持聲明。
她們四個人，是同齡的密友，在失去自由之前，都居住在北京鼓樓老城區的胡同一帶。她們都有鮮明的文藝青年氣質：喜愛閱讀、寫作、電影放映，以及地下音樂。她們熱衷於探索這座城市裡那些處於夾縫中的、有叛逆氣質的公共空間。
她們關心社會議題，但還沒有來得及進行真正的公共發言。在一位密友的眼裡，曹芷馨，以及她的朋友們，大多數隻是「半積極份子」，是一群熱愛生活的、「對什麼都有興趣」，願意什麼都去嘗試的年輕人。「但她們與真正尖銳的問題之間，還有一定距離。」
她們基本上都是在2015年左右進入大學。從那時到現在，原本就十分薄弱的中國公民社會一直處於被高度打壓的狀態。近十年來，在北京，很多公共領域的討論與行動已難覓蹤跡，而她們，身處文藝資源曾十分豐富的北京，在殘存的公共領域的夾縫中生長起來，並有一條脈絡可循。她們身上，有著這一代人的獨特烙印。
「她們是一群有反思能力的人。她們也是行動主義者。」曹芷馨和翟登蕊的另一位朋友阿田（為保護當事人，此處用化名）說。他於2022年9月離開北京，去攻讀博士學位。他說自己如果在北京，那天晚上，也一定會和她們在一起。
「這一切遲早都會發生的，這三年極端壓抑的疫情管控只是一方面。」他說，「在這片土地上，只要有不公不義在，反抗就一定會發生」。
「假以時日，她們可以承擔起很多東西。但現在，隨著她們僅僅因為一次街頭抗議就面臨嚴厲的刑罰，起點卻彷彿成了終點。」阿田說。作為朋友，他為此感到痛楚。
1被捕
2022年12月18日，卡達世界盃決賽的當天，曹芷馨從北京到了上海。
二十多天前的11月27日夜，她和一些朋友在網上看到了悼念烏魯木齊火災死難者的消息，就去了離家不遠的亮馬橋。「對她來說，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她的男友後來說。
她帶了一束鮮花，摘抄了一些詩句。有人看到了她在微信上發的兩條朋友圈，那是她在現場。照片上也只是鮮花，詩句，還有站在一起的年輕人們。
已是深夜，離開現場後，她和朋友們又去了鼓樓周邊的酒吧玩，然後於凌晨時回家。好友翟登蕊也借宿到她那裡。她一覺睡到大天亮，而此時，遠在國外讀書的男友，正在焦急地聯繫她。
11月29日中午11點多，曹芷馨正在和男友通電話。男友在電話那頭聽到了曹的房間有警察上門，一片雜亂的聲音。
「她是個心很大的女生。常常連門都不鎖。」她的另一位朋友後來說。五、六名警察直接進了她位於胡同雜院裡的小屋。
她被帶去了附近的交道口派出所。根據中國法律的規定，傳喚或拘傳不得超過24小時。和當日被帶走的大多數人一樣，次日凌晨，曹芷馨被放回了家，但手機和電腦以及iPad被扣在了派出所。
回到家的曹芷馨有一絲擔心，但依然正常生活著。12月7日，在亮馬橋悼念活動發生10天之後，中國政府公布防疫措施「新十條」，全面放開了疫情管控。身邊幾乎所有的人都感染了一輪，曹芷馨也不能倖免。
政府在一夜之間放開管控，在全中國，買不到基本藥物的人們都在自救。但無路如何，荒謬而嚴酷的清零政策終於結束了。「人們終於獲得了在家生病的權利。」作家狄馬曾這樣評論。
也是在這樣的氛圍中，曹芷馨和她的朋友們多了一絲樂觀。無論如何，政府放開管控，其實是間接承認了封控清零政策的失敗，這似乎使得此前的悼念和抗議活動無可指責。
在第二次被警察帶走之前，曹芷馨曾和密友一起討論可能的後果。
「我們當時猜測：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這個事情會不了了之，畢竟大家只是正常地去表達了一下哀悼之情。但也有百分之四十的可能，去了現場的人會面臨幾天的行政拘留。只有百分之十的可能，會有嚴重的後果。」她的朋友說。
但最終，出乎意料的，那個最壞的結果降臨了。
12月18日的卡特爾世界盃決賽，直播是在中國的半夜。曹芷馨專門買了炸雞，和男朋友約好一起看世界盃。球賽大約看到一半，她突然告訴男友，她全身都涼了。因為她得到了消息：曾去亮馬橋現場的好幾個朋友又被抓了，包括楊柳。
「那個夜晚，一方面是世界盃上的歡呼，梅西獲勝的喜悅，一面我們的心又冷如冰窖。」她的男朋友說。那是個奇特的夜晚，憤怒、擔憂交織在心頭，讓他至今難忘。
第二天，曹芷馨就坐火車回到了湖南衡陽的老家。「她覺得，哪怕被抓了，也是和家裡的人在一起。」朋友說。
在老家的五天裡，家人不知道，曹芷馨悄悄錄下了一段視頻。如果她被抓，這段視頻將會被朋友們放出來。視頻上，她穿藍色的衣服，中長的頭髮。她有著明亮的眼睛，是一個美麗的女孩。
12月23日，接近中午時分。來自北京的五六個警察敲開了湖南衡陽的家門，帶走了曹芷馨。
2胡同裡的「鼓樓文藝青年」
被警察帶回北京的曹芷馨，先是被關押在平谷區看守所，又於2023年1月4日轉移到了朝陽看守所。
很快，房東的電話就打到了老家，告知要終止租房合同，讓曹芷馨搬家。寒冷的北京一月，家人只得委託了她的朋友，一點點把她的書和生活用品搬出了她租住的東旺胡同一號。
從湖南出來上學「北漂」在京，曹芷馨對胡同有一種熱愛的執念。離開學校後，她就一直租住在鼓樓附近的胡同裡。被抓之前，她租住在胡同裡的一間一居室，在一個帶大門的小雜院裡頭。
朋友說，她此前租住胡同的第一個房子更小，是一個鐵皮搭的閣樓，「站在房子裡，有一塊地方都伸不直腰。」
2021年7月，曹芷馨從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研究生畢業。上學時，她的專業是環境史，研究生畢業的論文題目是關於清末的長沙。她對城市的歷史很著迷，看過那本《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她也很喜歡研究城市的肌理和市井生活。
「我是北京人，可我並不喜歡胡同。胡同裡環境雜亂，沒有廁所，一般人受不了。」她的朋友說。「我沒有她那麼熱愛北京，但她和這次被抓的朋友，卻最喜歡北京這種多元文化、民間生態，以及普通人的生活。」
「這一次，他們抓了一群最愛北京的年輕人。」這位朋友說。
畢業後，男朋友想去國外繼續讀書，曹芷馨卻想先去工作。她一直想進入出版業，還沒畢業就開始就在幾個著名的出版社實習，包括廣西師大出版社、中華書局等。
在男友看來，她想去出版業，還是和她喜愛讀書和寫作有關。另外，學歷史專業，本來就業就困難，周邊的同學，或者考公務員，或者去國企、大廠什麼的做宣傳員，或者去中學當老師。這似乎都不是她的興趣。
可他們也都清楚，在當下的中國，出版業其實「很窒息」，許多出版社都面臨著財務危機，要在北京立足，對年輕人來說並不容易。
最終，作為一名優秀的實習生，她留在了北京大學出版社，並且轉正成為一名正式職員。她工作也十分賣力。如今，在B站上，還有她介紹《全球通史》這本書的一個長視頻。那時，她剛到北大出版社，正趕上推廣這本書。
「她很聰明，老師也很欣賞她。她有學術能力，也有思考的敏銳度。我一直希望她也能出來繼續讀書。」男友說。事實上，她身邊的朋友，很多都有留學的經歷，她也想出來看看。
她的老家在湖南衡陽，父母在體制內工作，家裡人大多是公務員。但最終，伴隨著讀書、成長、閱歷，這個女孩，漸漸長成家人並不瞭解的人。
2018年，她和男友相識，2019年開始交往。他們在一個電影放映活動上相識，兩人都在讀歷史學碩士。2021年畢業後，他出國了，兩人開始異國戀，每天都要電話。有時，兩人視頻，什麼也不說，各自做各自的事，她會彈奏尤克里裡，唱著歌。愛情甜蜜，他想，只要再重逢，就要考慮結婚的大事。
3「半積極份子」，「有趣的人」
在最熟悉和親近的朋友眼中，曹芷馨只是一個有趣的、愛做些好玩事情的年輕人。她並不是政治上的活躍份子。「她太年輕了。從學校剛畢業，一切都開始，還沒來得及做點什麼。」
和那個晚上很多去亮馬橋現場的人一樣，她並沒有行動的經驗。「在前一天上海的抗議事件發生後，當天的北京，有一種很樂天的氣氛。去現場的很多人，甚至都沒有戴口罩。」一位朋友回憶。
在男友眼裡，她和她的朋友們，此前並沒有參與過政治活動，也沒有真正反對過什麼。他們中的很多人，甚至沒有公開地發聲過，也沒有留下公共言論。
「可她又是一個多麼有趣的人啊。」男友說。她和朋友還曾一起出去「賣唱」。她不是專業的歌手，就是覺得好玩，像玩鬧一樣。大家都很開心，也並不是很認真。「挺逗的一群朋友。」
他認為，曹芷馨和她這次被抓的一些朋友，最多算是「半積極份子」。她們一起做一些事，但都很正常，包括放電影、讀書會討論等等，這些放映和討論關注女性、環境、家庭等議題，但並不是那些在這個國家絕對被禁止討論的東西。
而她大部分的朋友，是這一年多才形成的圈子。畢竟大家都是剛畢業才兩年多。
她有一位叫曹原的朋友，也是人大的同學，學社會學。那時候，大家一起去電影節看放映。「在路上見到好幾次，後來回到人大，在食堂門口又碰上了，這就熟悉了起來。」
曹原參與一個人類學的公眾號編輯。和大家一樣，關注相似的議題，從文學、藝術、電影到女性主義，生態自然等，也包括政治自由。2023年1月6日，警察帶走了她。
和曹芷馨一樣，她的這些朋友也基本都住在胡同或周圍。「對很多精緻的年輕人來說，住進胡同裡，沒有廁所，而且周圍住的都是快遞小哥、送外賣的人。一般人接受不了。但大家都願意接地氣。」蓬蓬（為保護受訪者，此處用化名）說。
蓬蓬也是她們的朋友。她說：「基本上我的朋友們都有這個氣質。她們願意去做一些生活中的微小抵抗。」這些抵抗，很多時候，基於對性別身份的認知，以及對各種肉眼可見的不公正而發生。
這次成為焦點的亮馬橋，原本就是一個年輕人喜歡去的地方。那裡原來河水污染嚴重，但在2019年完成了改造，成為一個很宜人的城市公園。而且這一帶也是使館區，文化多元，有世界各地的食物，中東菜、北非菜、印度菜等，吸引著有好奇心的年輕人。
但是，城市在外觀上的發展和變化，不能掩藏這幾年越來越壓抑的政治氛圍。近年來，中國對言論環境的嚴苛打壓已毫不掩飾。不管是媒體上，還是學校裡，各種議題漸漸都成禁忌。三年疫情的封控，環境愈發壓抑。一位朋友說，每次聚會、放映等活動完，大家一起會討論，但其實大家也都「挺迷茫的」。「討論完了，也不知道怎麼辦。」
有時候，這些年輕人也會組織徒步，一起去郊野走走。曹芷馨喜歡小動物，也關心環境。此前她和男友一起去過南京的紅山動物園。在這次失去自由前不久，她還在紅山動物園認養了一隻小野豬。每年捐幾百元，「給小野豬加餐」。
（本文為《議報》轉載。原文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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