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賣小哥（圖片來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3年2月10日訊】齊源在悉尼做兼職騎手，1小時可以賺140元到188元，鄒平在首爾送外賣，時薪96元，鄭方形在新加坡兼職外賣員，每小時可以賺到64元。我在深圳送外賣，一小時賺了17.3元。
這是一次職業觀察，關於外賣騎手的。對比之下，我看見了世界的參差，也看見了系統與系統之間的驚人差異。
這種差異，不止於收入。在國內，騎手與「超時」「差評」「扣錢」「交通事故」等關鍵詞捆綁在一起，「困在系統裡」更成了這份職業的標籤。而在齊源、鄒平、鄭方形的體驗裡，這是一份被「系統」尊重和保護的職業。
他在悉尼送外賣，時薪是我的10倍
僅一年來，小紅書上不斷有博主分享自己在海外送外賣的經歷，與他們分享健身、海灘、大學校園的口吻一樣，送外賣是輕快的，自由的體驗。
而從他們的收入來看，這份工作的薪水也相當可觀。同樣做兼職騎手，齊原在澳洲，我在深圳，他的時薪是我的十倍。
12月中旬，深圳進入一年中最冷的時段，16日白天下了雨，空氣冷颼颼的。
這天，我在晚高峰時段騎自行車送了4單外賣，花費1個半小時，賺了28.5元，扣除當日的保險費2.5元，折合下來時薪17.3元。
在西鄉做眾包騎手的阿隆，16日跑了接近8個小時，賺了300元出頭，中午他同時接了10個順路單，最終兩個訂單超時，被扣掉了幾塊錢，「累啊，太貪心了」，他感慨。
阿亮這天在松崗送外賣，「惡劣天氣，10個小時，送了36單，賺了300.7元，還有跑下去的必要嗎？」他問阿隆。
16日也有賺得多的騎手，小志跑了81單，賺了723.2元，「跑了15個小時熬出來的」，他說。
在系統的日里程榜上，這天排在第一位的騎手，跑了368公里。這個距離是什麼概念呢？從深圳出發，開車走高速到汕頭，車程340公里左右，要花費4小時20分鐘。
齊原和「饞饞貓」是在悉尼讀書的學生，倆人進入騎手行業均不足半年，常用的外送平臺都是Uber，這是當地用戶量最大的平臺。
悉尼當地的外賣平臺為吸引新的騎手，新手補貼極為誘人。「饞饞貓」印象中，最高的獎勵金有800澳元，不過這要求騎手第一個月工作超過200個小時。
齊原每週花在送外賣上的時間，大約10多個小時，第一個月他的收入折合人民幣大約1萬元，這包括了新手獎勵金。度過新手期後，他每小時能賺到的錢，穩定在140元左右。這甚至超過當地不少白領工作的時薪。
Uber一次只給騎手派一單或者兩個順路單。為了避免差錯，「饞饞貓」一次只接一單，上一單送完，才會接下一單，她做騎手的時薪大約在95元左右。這與她另外兩份兼職——收銀員與前臺，每小時的收入差不多。
鄭方形在新加坡做兼職騎手，他騎自行車送外賣，除了賺點外快，還有健身的目的。他晒過某天的收入，工作6.5小時收入80新元，時薪折合人民幣64元。
鄒平在首爾做了一年的全職騎手，他每天工作8到10個小時，一週休息一天，月收入大約是2.5萬元人民幣，折合為時薪的話，是96元。
做全職騎手之前，鄒平在首爾一家會社做辦公室工作，月薪折合人民幣1.5萬。他在那裡工作幾年，沒有升職，漲薪幅度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在首爾讀完大學後，鄒平在寫字樓的求職屢屢碰壁，作為外國人，不管是找工作還是職場升遷，他都很難得到與當地人同等的待遇。
不過，韓國很多藍領工作待遇豐厚，鄒平有個朋友在工地上班，日薪能夠拿到1500元人民幣。他在格子間看不到希望，便決定去送外賣。他計畫在首爾攢下一筆錢後，帶著妻子回國生活。
做為全職騎手，平臺要與鄒平簽訂勞動合同、購買相應的保險，上個月他韌帶受傷在家休息，保險公司會按照他上一月的實際收入，足額賠付他的薪酬。騎手干滿一年，外賣平臺會多發一個月的工資作為獎勵。
鄒平認為自己賺的是辛苦錢，就像現在，首爾寒風刺骨，在這樣的天氣騎著摩托車工作10個小時，滋味很不好受。近幾年來，韓國當地的電子工廠陸續遷往越南，大批工人失業，加上大學生畢業後就業困難，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湧入騎手行業。他要保住2.5萬月薪的收入水準，就得花費更多的心力和精力。
系統與系統的差距
在送外賣的體驗上，鄭方形和齊原、「饞饞貓」一樣，這是份自由、輕鬆，令人愉快的工作。畢竟他們做的是兼職，不需要承擔過多的生計壓力。
但更重要的，是他們享受了更為平等的職業待遇。
齊原在悉尼送過一單外賣，途中因走錯方向耽誤了時間。在這個過程中，平臺沒有做催促性的提醒，而是將送達時間向後順延了30分鐘。即便這單外賣「超時」了，平臺也沒有給齊原任何懲罰性的提醒。
齊原註冊了兩個外送平臺，大多數時候他在Uber上接單，偶爾在另一個外送平臺Padan上接單。兩個平臺與騎手的關係都是合作模式，而非雇佣關係，騎手可以自主決定工作時間，類似於國內的眾包平臺。
鄭方形在新加坡體驗過三個外送平臺，一個是本地平臺Grab，一個是來自英國的平臺Deliveroo，另外一個是PadanFood。他對Deliveroo的印象最好，這個平臺的送餐單價更高，關鍵是「把騎手和顧客放在平等的位置上對待」。
這三個平臺在規則設計上，與齊原體驗的Uber、Padan差異不大。比如都採取派單機制，騎手沒有機會搶單，平臺一次給騎手派一單或者兩個順路單任務。在送餐時長上，不對騎手做強制性要求，騎手也不會因「超時」受到任何懲罰。
這讓齊原感覺非常放鬆，「你不用考慮任何東西，接單之後按系統的指引走就沒有問題，還非常輕鬆」。
在鄭方形看來，平臺在規則設計上「不要求多長時間送達，不讓你一次性送好幾單」，很大程度上是在為騎手的安全做考慮。
在齊原和鄭方形的印象中，他們用的外送平臺，都不會用將「扣錢」作為懲罰措施。在Uber平台上，即便顧客因「餐涼了或者湯汁撒了」要求退款，最終的賠償平臺會來承擔。
不過在Uber上，顧客的評價對騎手相當重要，如果對方打了差評，這會影響騎手的信譽值。
齊原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收到過差評，他認為這與澳洲的社會文明程度有關。比起國內，當地對服務性職業的包容度更高，「我送外賣時，弄撒過湯汁，找不到門牌耽誤了時間，顧客的態度還是很友好。老外大都非常nice，會提前到門口等外賣，你找不到地方，他們也會主動下樓找你」。
這一點「饞饞貓」也體會頗深，她送過一單外賣，兩公里的路程她花了半個小時。對顧客來說，等這單外賣的時間要比平時久了許多，對方接餐時非常和善，還給了她一筆小費，「他們的平等概念是比較強的，我做收銀員的時候，感受也差不多。」
鄒平在韓國最大的外送平臺做全職騎手。他的職業體驗，與齊原、鄭方形的不同之處有兩個：
鄒平工作的平臺為搶單機制，他要賺更多的錢，就要在搶單上花費更多心思，這才能保證一次搶到更多的順路單。
在首爾，騎手主要以摩托車為交通工具。為了賺到更多的錢，騎手闖紅燈、違反交規的情況屢見不鮮。鄒平每年購買意外險的費用，是普通機動車司機的3倍。受過兩次傷後，他計畫明年離開這行。
另外，平臺對全職騎手的工作時長有要求，鄒平一般選擇「早十晚八」。在管理上，平臺較為人性化，騎手在工作時段內可以自由安排時間，「要吃飯、休息、上洗手間，調成休息模式就可以」。
除了這兩點，鄒平在平臺的工作體驗，與齊原、鄭方形差不多——他們在送餐時，沒有「超時」的擔憂，絕大多數平臺對送餐時長不做要求，騎手按照規劃路線行進即可；平臺不會因投訴或差評，用「扣錢」來懲罰騎手；騎手在接單之後，可以「取消訂單」。
我在深圳，如果碰觸了以上任何一條線，都會面臨扣錢的懲罰。一單白干不說，還可能要倒貼10來塊錢。
在正式成為眾包騎手之前，我也在線上進行了的十多項培訓，其中「懲罰機制」佔了一大部分，嚴苛條款最終導向「扣錢」二字。
假如我送的這單外賣，配送費為6元。如果我超時10秒，平臺會扣去2.4元，我只能賺到3.6元。如果我在送到顧客手中之前，點擊了送達按鈕，那麼平臺會扣我50元。
如果我在接到訂單後的1分鐘內取消訂單，平臺會扣我8塊，如果我接單超過1分鐘，又取消了訂單，那麼平臺會扣我10塊。
作為眾包騎手，我可以自由地選擇訂單。而另外一種外賣員——專送騎手，則是系統來派單，那也就意味著，騎手沒有拒絕任何訂單的權利。
12月中旬的一個晚上，我剛剛結束上一單訂單，準備離開那個住宅區時，一個身材壯碩的男騎手小跑著超過了我，「你沒有超時單嗎」，他扭頭問我，腳下步速不減。進入小區電梯裡，我們總算有機會聊上了幾句。
「你超時了幾單」，我問他。
「8單」。
「啊，那你一次接幾單」？
「7、8單，這沒辦法，我的系統停不下來」。
一場關於職場境遇的觀察
齊源今年10月到的悉尼。出國之前，他在某網際網路大廠做事務性工作，辦公室非常卷，他幹的活兒瑣碎而龐雜，每晚要熬到一兩點鐘。
他開始認真尋思什麼是好工作，得出的結論是「能靠技術吃飯，老了也吃香，能按時上下班」，於是他決定到澳洲學一個新的專業——牙醫。
去悉尼之前，齊源在社交平台上，看到過留學生們分享的送外賣經歷，他也有計畫以此賺取生活費。
那時他打算，先在國內嘗試著送一段時間外賣練手。不過，很快他就放棄了這個想法。「我在網上看了看，感覺在國內完全沒法兒做，路上出事故的很多都是騎手，大家是拿命在送，瘋狂地闖紅燈。」
根據齊源的觀察，悉尼的外賣騎手中，除了一部分為了賺點生活費或尋求體驗的留學生，更多的是「上了年紀，缺乏文憑或技術，想在這邊賺幾年錢」的海外勞工。
齊源計算過，外賣騎手的時薪，算起來要高於當地很多藍領職業，也超過不少白領工作，他在社交平台上留意到，一位嫻熟的騎手，一天能賺到700多澳元（人民幣3300元）。他也觀察到，騎手頗有誘惑力的收入以及自由的工作性質，漸漸吸引了當地白人的加入。
鄭方形最開始在新加坡送外賣，一定程度上是為瞭解壓。當時他在國內某頭部大廠的海外分公司上班，辦公室的文化沿襲了國內風格，這與當地的職場文化格格不入，也令鄭方形苦不堪言，「一度非常抑鬱」。
送出第一單外賣後他心情大好，「覺得好開心，沒有人push你，沒有那麼多壓力」，不久之後，他決定離開那家網際網路公司，「辭職後整個人都開朗了不少」。
鄭方形今年在新加坡遭遇過一次裁員，對他來說，這算不上太大的波折。大環境不樂觀，當地不少網際網路公司都在裁員，他用了一個月時間，就確定了新工作。
「新加坡比較缺IT人才，大家的職業安全感還是比較足的，這邊也沒有嚴重的年齡歧視，我們暫時還沒遇到過35歲危機」。
就像文章開頭講的一樣，我們原本只是想做騎手的職業觀察。但我又覺得，這場關於職業境遇的觀察，並不止於外賣員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