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圖片來源: Adobe stock）
中國終於解封了！三年了，多少人盼星星盼月亮終於盼到了這一天。可是解封后的中國並沒有回到大家夢想中的正常生活。短短數日，許多人反而比清零封城的日子更加恐慌了：周圍人群大量發熱轉陽，醫院患者猛增；發燒藥甚至連花清瘟、抗原試紙斷貨；免費核酸點消失，僅有的收費點大排長龍；商場門可羅雀，小區比解封前更加安靜。大家的心情是容易理解的。多年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宣傳新冠病毒的可怕，強調後遺症的嚴重性，特別是對國外「躺平」政策的批判。真的輪到中國要解封了，大家發現這不和國外一樣了嘛，自然就恐慌了。
恐慌的本源是受到政府的控制而又前後矛盾的信息。中共總是希望社會穩定，百姓的言行受到控制。然而控制言論很簡單，控制思想卻是困難的。當民眾的心中已經被種植了對病毒的恐懼，怎麼可能一夜之間忘卻恐懼，接受與病毒共存並回覆正常生活？當中共發現勢頭不妙又急匆匆地搬出鐘南山來澄清奧密克戎感染沒有後遺症，這種前後打臉的操作徒增人們的疑惑，怎能讓人信服？
其實恐懼並非完全來源於風險本身，更多出於對風險的未知。感染新冠病毒(又稱中共病毒，COVID-19)當然有健康風險，有一定機率發展為重症甚至導致死亡。當西方國家（其實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選擇放棄清零與病毒共存時，他們的國民為何能夠相對平靜地接受而沒有中國式恐慌呢？就是因為他們對於病毒的風險有著清晰的認知，並且瞭解政府和醫療機構為應對患者所做地準備。
有別於中共的宣傳，西方社會的解封並不是所謂的躺平。「躺平」一詞是中共精心選擇的宣傳文案，故意污蔑他國的共存政策。躺平給人的感覺是消極和無所作為，一副失敗者自暴自棄的頹廢模樣。但真實瞭解西方政策的人都知道他們的解封實際上是有準備有計畫按條件分步驟在科學的指導下進行的。解封的前提條件是感染率和重症率在醫療系統可接受範圍之內，保證醫療資源不會被擊穿。在降低重症率方面主要依賴疫苗的普及，特別是老年人和有基礎疾病的人群，他們的疫苗接種率必須達到一定比例。在降低感染率方面則是盡量壓平感染曲線，降低一個感染週期內的峰值感染人數。為了做到這一點政府需要瞭解實際感染人數，在抽樣調查的基礎上配合科學建模可以得到合理估值，然後再按照感染率安排相應的開放政策。國外從來就沒有真正「躺平」，也沒有完全解封到疫情前的程度。不同程度的封控手段（比如要求特殊行業的工作人員接種疫苗，限制一定人數的聚集等）一直存在，並按照實際感染情況調整。每個人清楚的知道自己感染病毒的機率有多大，感染後重症的可能性是多少，也明白即使重症也能夠獲得醫療救治，那麼自然就不會恐慌。
反觀中國的解封，疫苗效果、疫苗普及率、感染重症死亡率（特別是對老年人和基礎病患者）、社區感染實際比例、醫院床位數量和佔用比例等等，這些信息何處可以獲得？政府是否有應對不同感染率和重症人數的應急預案？至少我沒有找到。如果這些信息和準備都沒有，那麼中國的解封就真真正正成了它們自己口中的躺平。借用疫情中某地方政府的金句：「現狀不可描述，未來無法預測，一切皆有可能！」。這句話放在解封后的中國也是完美符合，這無法預測才是恐懼的本源。
政府要政策透明，要信息公開。很多人覺得這種要求都是那些要求自由民主的人提出的，是顛覆國家政權，是反黨反共。其實不是，我認為即使對於專制集權政府，信息公開和政策透明也是維持社會穩定的必要條件。
政策即使並不公平合理，但只要穩定明確且具有可行性，那麼還是容易為人所接受。奴隸即使明白自己終身只能為奴，但只要知道努力工作就能獲得基本的溫飽和安全，那麼日子還能過得下去。但如果奴隸主隨心所欲無原則懲罰甚至殺戮奴隸，那麼奴隸就只能造反了。這也是為什麼法律如此重要的理由。推崇法制的國家可不只是現代的民主國家，自古以來成文法對於國家的強大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有了成文法，君主就不可以隨意更改，民眾學習法律就可以規範自己的行為，符合國家（統治者）的要求。秦國的強大始於商鞅變法。商鞅制定的法律雖然嚴酷，但只要嚴格執行，還是引領秦國統一中原。可是現在的中國在中共統治下偏偏缺乏法制精神，有法不依，甚至有官員宣稱「你和我講法律我都感到好笑」。法不可知則威不可測，但威不可測的結果是恐懼，而恐懼到極點會導致絕望，絕望的後果絕對不會是穩定！
法律都不遵守，行政就更加隨心所欲了。縱觀三年中國抗疫亂象，本質上就是政策的混亂，不可預知也絲毫不具備透明度。在底層，地方政府的防疫政策混亂不堪：核酸多久一次；密接如何判定；誰會被強制拉到方艙隔離；樓道小區何時會被封；封鎖的小區何時解封，生活物資如何解決；工作學習如何維持，失去收入如何開支？問就是口頭通知，沒有文件，一切皆有可能。但各地方政府的混亂實際上源於中央的政策對地方也不透明！顯然中共中央從來沒有對抗疫的具體政策有過明確指示，從來只是傳達所謂「精神」讓地方領會，具體方案由地方決定。然而中央的「精神」總是既要清零又要保經濟，自相矛盾的要求讓地方上手足無措，只能揣摩上意。而且清零是個不講科學且過於絕對的要求，也就難怪地方上層層加碼萬事做絕，最終搞到民生凋敝。而近期的大解封顯然又是中央突然做出的決定，地方上似乎完全沒有做相應準備，連最基本的發燒藥都準備不足，只能完全躺平，老百姓好自為之。
雖然世界上對與新冠病毒共存早有共識，但還是對中國突然解封驚訝不已。也許是中國的經濟再也承受不起清零的代價了。可是解封了經濟就可以迅速恢復嗎？只能說會有好轉，但快速恢復恐怕難以實現。穩定是經濟發展的前提。投資建廠開店都是需要較長週期才能實現盈利的，政策的穩定性或者最起碼遇到各種狀況下政策的可預期性必須有所保證。否則別人花了大筆前期投資建設廠房或裝修店舖，突然又被封鎖無法開工營業，損失誰來承擔？恰恰中國這三年抗疫的亂象表明瞭這裡的經濟政策極不穩定且不可預期，這對資本是極大的勸退。今天可以無預警的突然解封，那麼明天疫情嚴重了是不是又會突然重新封城？這是完全可能的。
其實國際資本早就在逐步撤出中國了。中國特立獨行的抗疫方針已經對全球供應鏈造成了嚴重干擾，國際大廠們紛紛搬遷到印度、越南和其他東南亞國家早已不是新聞。中國解封前夕河南富士康的兩次動亂就是明證，逼得蘋果公司加快將高端iPhone生產線向印度遷移。世界各國和大型企業的產業結構調整都是長期的計畫，不可能因為中國宣布解封就迅速改變。國際資本加速離開中國並減少供應鏈對中國的依賴這一趨勢將保持很長時間。
綜上所述，三年抗疫的亂象凸顯了中共政府的愚蠢和無能，到了讓人匪夷所思的程度。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說明中共之心不在治國，從上到下，從裡到外全方位的自私自利，離心離德。這個黨真的是已經名存實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