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澤民（圖片來源：WANG ZHAO）
【看中國2022年12月6日訊】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五位中共總書記，除了健在的胡錦濤與現任習近平之外，三位已經作古。但江澤民與胡趙不同，正式被中共算做第三代領導人，胡耀邦、趙紫陽二位只能委屈地附驥於鄧小平時代（第二代中共領導人）之下，趙的家族至今還處於受打壓狀態。因此，江澤民在朝有習近平任主任的治喪委員會，在野有無數隻聽過江時代傳說的年輕一代懷念稱頌，也算是生榮死哀了。
這樣一個江時代有什麼特點呢？我認為用三個詞足以概括：腐敗、開放、相對寬鬆。
腐敗讓中國陷入「現代化的陷阱」
我在國內的研究，主要是研究改革舊體制過程中的種種腐敗。江澤民時代的腐敗，我其實已經在《現代化的陷阱》一書中盡述，書的章節標題足以概括江澤民時代的腐敗與活力——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圈地運動」、國有企業改革與國有資產大規模流失、中國當代尋租活動產生的根源、中國當代的資本原始積累、中國當代經濟倫理的劇變、貧富差距的形成和擴大、人口.就業與犯罪、社會控制的多元化和地方惡勢力的興起、黑色經濟與黑社會組織的勃興——哪個領域只要放開，腐敗與活力立刻隨之而來。
這一以權力市場化為特點的改革，我在2001年出國後寫的《中國改革的得與失》中做了以下概括：
中共政權的特質是三個壟斷：政治壟斷、經濟壟斷、輿論壟斷（毛時代是壟斷真理）。
毛澤東時代是計畫經濟，有計畫無市場，官員手中權力無法變現，只能多吃多佔，享受級別規定的特權。
鄧小平改革之後，開始市場化，官員的權力可以通過各種代理人（家屬、子女與利益關係人）在市場變現。
從中共革命開始，毛的革命是用暴力化私為公，黨成為全國唯一的資源壟斷者與大地主；鄧是用改革之名化公為私，權力及權力關係人利益均沾——如果要將習近平自2015年來打擊私企的措施計入內，那就是再用權力緩慢地化私為公（範圍侷限於企業）。
中國人對腐敗容忍開始於江時期
江澤民去世的消息傳來，網上一片聲地為他發「好人卡」，許多人全然忘記江末期輿論急切巴望結束腐敗的江時期、迎來胡溫新政的迫切感，當然更不記得那時對新老太子黨利用父輩權力發大財有多痛恨。更讓公眾痛恨的是醫院、教師、司法界這些公共服務行業開始腐敗，紅包文化氾濫。
那個時代經濟學界持「腐敗有利論」，最有名的名言是：「腐敗是改革的潤滑油」，「腐敗出一個新體制」。《現代化的陷阱》甫出，引發中國經濟學界一片反對聲，個別人如天則所的張曙光，還組織人討伐——數年之後，到了胡錦濤時代，總算有人開始省悟到腐敗對中國未來的發展起了侵蝕根基的作用，比如原來用「冰棒論」主張瓜分國有資產的人也開始反腐敗。冰棒論是什麼主張呢？就是說國企資產就像一根冰棒，你不去吃它，就會融化，因此不如在融化之前抓緊瓜分。
在胡錦濤時期，幾代常委家族利用「九龍治水」的權力分管形成的「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機制」，發韌於江澤民時期，江公子江綿恆應該算是新太子黨中的開路者，曾慶紅兒子曾偉因山東魯能案東窗事發，只得長居澳大利亞。魯能一案之始末，胡舒立主辦《財經》時一篇名文《誰的魯能?》（2007年01月08日）曾披露：山東第一大企業，同時也是全國電力系統最大職工持股企業魯能集團悄然改制，700億國有資產的歸屬成謎——此案成為那個時代利用權力強搶惡要的教科書式經典案例。
這個家國一體的利益輸送體制，中國國內自然不會有媒體披露，但英國《金融時報》有段時期密集披露，China:To the money born（被譯為《生而為錢的中共太子黨》，March 29 2010）；《追問「紅色血統」》（2010年12月15日）；《新生代太子黨》（2010年4月15日）；《中國私募業的「紅色貴族」》（2010年4月15日），用標題一搜即可查閱。
朱鎔基國企改革為胡溫「黃金十年」奠定了基礎
江時代的改革，每一件每一樁都對後來影響甚大。
比如國有企業改革，先後任常務副總理與總理的朱鎔基採取了「抓大放小」的改革策略，將有關國計民生的幾大行業（能源、電信、糧食、交通等）資產重組，採用傾斜政策讓它們形成壟斷並成長為中國的經濟寡頭；放開那些與國計民生無直接關係的行業，讓它們在市場中沉浮以決生死——這一點為胡溫十年的政府財政稅收與國有經濟奠定了基礎，也為習近平時代留下了家底。
江時代開始的城市土地制度改革導致的圈地運動，在胡溫十年發展成地方的「土地財政」，房地產成為龍頭產業，帶動了上下游幾十個產業，成就了中國的經濟繁榮。
對私有經濟的開放——江在「六四」後曾說過要「讓萬元戶傾家蕩產」，但在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後立刻轉變態度，成就了中國第二、三代富翁（也是中國歷史上數量最大的一個富人群體），其中部分從事房地產的最後在胡溫時期進入資產家行列（肖建華的明天系、白手套是典型）；胡時代甚囂塵上的「利益集團俘獲國家」現象，其實始於江時代普遍化的體制內尋租。
江時代開創了資本家可以入黨的先例，用「三個代表」理論-新階層論，為中國富豪進入人大政協開闢了制度性通道，胡溫時期的「兩會」，基本上是政治、經濟、知識界、文藝界精英的高光聚會。這個宣稱自身以「工人階級為領導階級、以工農聯盟為基礎」在完成了階層基礎替換之後，總算從革命黨變身為執政黨。如果說《現代化的陷阱》一書是分析江時代的各種改革，那麼2017年出版的《中國：潰而不崩》則是分析胡溫時代的「深化改革」如何讓中國成為一個社會深度潰敗，但政府刻意養成的超強鎮壓能力卻讓這個政權能夠維持下去。
《現代化的陷阱》出版之時，中國社會對腐敗的容忍度遠沒有今天這樣高，不少人看這本書時，對中共解決問題還存有希望：如今問題終於找出來了，黨中央總要解決了吧？抱有這種希望的人當然會失望，因為正如我後來在《中國社會結構演變的總體性分析》等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樣，所有的腐敗是制度性腐敗，一切源於一黨專制的「三個壟斷」，這種一黨專制的三個壟斷只要不打破，這種腐敗無法通過體制內反腐敗清除，這個道理，好比再好的外科醫生不能給自己動手術一樣。同體監督必須讓位給異體監督。
胡是江時代的延續，但有個較大的區別：江時代的「制度利差」向市場一方傾斜，通過政府放權讓利，給權力鬆綁，權力場中人利用批地、批條子賺錢，因此，人們紛紛下海經商利用官場關係賺錢。到了胡溫末期，除了土地等壟斷性資源之外，市場的制度利差小多了，國有企業等經濟寡頭的優勢日漸顯現，不少缺乏經營能力的人又希望回到體制內，不少國企高管也紛紛回歸政府部委。
對一個人，可以用好人、壞人來歸類。但對一國領導人的評價，遠遠比這種幼稚園稚童的評價歸類複雜。
（本文為《上報》獨家授權《看中國》，請勿任意轉載、抄襲。原文鏈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