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小小的「反黨集團」，既有非共產黨人，但更多的是共產黨人。（網絡圖片）
編者按：本網站收集了上千篇《往事微痕》的文章，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歷次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今將《往事微痕》文章整理後陸續發表、重新刊出，以饗讀者。
這是一個怪怪的題目，卻是一段辛酸的往事。可就這麼一個不輕不重的巴掌，讓我的老領導，不僅丟了總編室主任之職，還開除黨藉，行政從十三級降至十九級，一腳踢出相府，貶到成都草堂寺當園藝工，再未回到報社，一直老死在那裡。
而且這「一個巴掌」，是為我而拍的，儘管時間已經過去了五十年，卻深深地銘刻在我心中，時不時地浮上來，直到今天才化成這段辛酸的文字，讓我欲哭無淚，好不容易堅特地寫了下去，就為著這「一個巴掌」啊！
不知誰個文人，寫了首撐船竹竿（四川人叫篙竿）的詞，全聯記不得了，只記得其中兩句：「休提起，休提起，提起珠淚滿江河……」。這短不足十三個字的位元組，是多麼形象生動，叫人回味無窮啊！
他的一生，就像撐船的竿，跟著共產黨，追隨毛澤東，從「抗日戰爭」，到「解放戰爭」，又從「解放戰爭」到進軍西藏，馬不停蹄，駕著一葉渴望民主自由之舟，衝破驚濤核浪，迎著暴風驟雨，好不容易到了一個平靜的港灣，卻被自已人打沉下去，一直沉到最底層，再也浮不上來，應了這「休提起」的詞兒？
他的一生是災難的一生，悲劇地一生，也是「『共和國』」一幅灰色的畫卷，不，是上世紀中國廣大知識份子的灰色畫卷！可是，我們曾為之發狂鍾愛過的「共和國」，直到此日此時，也不願更換這面旗子的顏色，仍視為驕傲，那就需要我們一點一點地重新為它塗色。
五十年前三、四月份，正是「雜花生樹，群鷹亂飛」，萬象復甦的春日，一時被藝術家們稱為文藝的春天。可是一些討厭春天、喜歡獰鳥的人，早已舉起蘭茵茵的雙管獵槍，藏在花叢綠草深處，瞄準一隻只唧唧啾啾的小鳥。四川打的第一隻鳥，就是《草木篇》的作者流沙河，沒有想到後來中彈的竟有一萬多隻鳥，有的還是飛不起的雛鳥。我們《成都日報》小小的文藝組，有六隻鳥四只被擊中，想不到他這個老革命也中了彈，就是這「一個巴掌」，一個不平的巴掌。
那天，他輕輕推開我們文藝組辦公室的門，拿著修改好的稿件清樣，徵求楊蓓姐的意見。楊蓓挪把籐椅請他坐下，淺淺一笑說：「老王，你是頭，定了就是。」
「那不成，得再看一遍。」他把劃有紅鉛筆的修改清樣，交給楊蓓，靜靜坐在那裡默默恭候。
他的級別雖然比總編高，資格比市委宣傳部長老，但從沒有官架子，對誰客客氣氣，溫文爾雅。不知是身體原因，還是節儉之故，他總是喜歡穿著那一身黃呢細料軍服，鼻樑上加付茶色水晶鏡，這恐怕雪域生活留下的後遺症？腳下蹬著一雙長長的馬靴，加上一米八幾的個子，縱坐著也高出楊蓓一個頭。
組長肖青說，王畋是老革命，老報人，學生時代就參與辦報紙，在延安時當個編輯。後隨軍南下，西藏「和平解放」時，就是《西藏日報》總編輯，因患有心臟病，不適宜高原氣候，調回內地休養，暫時在《四川日報》上斑。去年《成都日報》創刊，市委向省上要人，便調他來作總編輯室主，負責報紙的終審。批判《草木篇》是全省的一件大事，所以他抓得很緊。
他待楊蓓看完清樣，見未提出意見，便說：「詩無達詁，不知這提法對不對？老拿不定主意？我翻查了下《辭海》，好像也說得不甚清楚……」
他說的是四川大學中文系主任張默生教授，昨天在省文聯座談會上，對眾多批評《草木篇》的意見，表示出不同的看法，提出「詩無達詁」的見解。意思是說，自古以來，對一首詩的看法理解，都不是一致的。比如杜甫《贈花卿》一詩：「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天半入雲。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幾百年來說法就不統一，莫衷一世。有人說，是寫錦城音樂的優美動聽；有人說，是寫達官顯貴富的糜爛生活；還有說，是諷刺崔光遠部將花敬定，在蜀地動用天子禮樂的抨擊……故詩無達詁。現《草木篇》也是這樣，有人說它是「反黨毒草」，有人說它是寓意抒情的休閑作品，關鍵是從哪個角度看問題？
我文化知識水平低，不懂得「詩無達詁」這四個字的意思，從旁插一槓子，問：「甚麼叫詩無達詁啊？」
他正正茶色眼鏡，那瘦削少肉的臉上，浮起層善意的和達的微笑，說：「達，通達、貫穿；詁，解釋或叫註釋。詩無達詁，就是一首詩從古至今，沒有一個統一的意思，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解釋。」
「不錯，是這樣！」年輕人嘴無遮攔，何況我自來心直口快，連珠炮地放開了：「這不是和瞎子摸象一樣道理嗎？三個瞎子摸一頭象，摸到象鼻子的人說，像是條石頭；摸到象腿的人說，像是根木柱；摸到象腹的人說，像是堵牆版……」
他嘿嘿地笑了起來：「小黃，你還真會解釋。」他站起拿上清樣，又注目地看了楊蓓一眼說：「就這樣定，明天發一版。」
「老王，你是不是再考慮一下，這個時候發好不好？會場就有人說，張默生在為流沙河開脫。」楊蓓一下顧慮起來，欲言又忍：「我怕……」
「怕甚麼？又不是你的觀點」他停住腳，再看了遍手中的清樣，不無關懷地說：「百花齊放，百家爭嗚，就是各有各的觀點，都一個腔調了，還爭鳴甚麼？你是參會的記者，照錄而已。再說，對《草不篇》的批判也有失公允，一組散文詩嘛，哪就有那麼多問題？我簽發的稿，我負責！」
我是流沙河的支持者，穿連襠的人，對他無畏的精神深表敬佩，立即表態：「王主任的意見，我同意！」
待他走後，楊蓓姐久久抱住頭沒有說話，心不在焉地不知想甚麼？事隔了一週，我和她外出採訪，忽然她嘆口氣說：「唉，老王怪可憐，三十六七的人了，還打著單身！」
我驚了，兩眼怔怔地望著楊蓓，問：「他沒有結婚？」
她一邊走，一邊細細說，「他向我講過多次，1941年，他和中學相愛的一個叫甚麼？哦，哦，叫袁靜的女友，從山東跑到延安去參加革命。後兩人分在一家甚麼報紙作編輯，感情好得不得了，相互留有生死與共，百頭偕老的誓言。後整風，延安大抓特務。有人檢舉，說他們兩人是國民黨派來的特務，又打、又鬥、又關，搞了大半年。後來他放出來了，袁靜經不住革命考驗，自殺了。至此，他沒有再找女朋友，一直懷念袁靜，說她人品好，又有才華……」
我聽得心裏酸楚楚，重沉沉，不知革命道路有這麼多坡坡坎坎，「考驗」，還會把人「考驗死」？竟嘆起氣來說：「楊姐，他那麼好個人，你怎麼不幫他介紹個對象？」
她沒有說話，快到採訪目的地了，才敞開了點心扉：「小黃，你不瞭解知識份子，沒有合心合意的對象，寧願打一輩子單身，結婚比不結婚還痛苦。」
我聽後，真不知該說甚麼？也許我年輕，正處在「人約黃昏後」的浪漫歲月，不知男女感情這麼複雜！自此我方注意，王畋總喜歡到我們辦公室來閒聊，特喜歡和楊蓓聊，不過都是些文學和工作上的事情。
一次，我去他辦公室送校了的清樣，他留我坐了會兒，除問我最在寫甚麼作品外，還問我楊蓓請假未上班的原因。我道：「聽說她得了感冒，在醫院輸液。」
他聽得認真，不停地吸菸。此時，我方發現他煙癮特大，桌上一個大瓷盤裡全是菸蒂，辦公室全是濃濃咽味。我便關切地說：「王主任，今天不來你辦公室，我真不知你吸菸吸得這麼厲害？一天能吸一包吧？」
他怕嗆著我，忙推開窗戶，取下鼻樑上茶色水晶眼鏡，用擦布不停地擦鏡片，爾後，久久默默無語望著手中那只煙，似乎在考慮怎麼回答我堤出的問題。約莫兩分鐘後，才不好意思地一笑說：「我吸菸從不出這間辦公室，只要一坐下就抽，一天至少兩包。」
「兩包？」我睜著雙大大的眼晴。
「對，兩包。」他靜靜地不動聲色說：「我用它解悶，用它伴工作。唉，十多年了，也就成了習慣。」
相視沉默了好一陣，只有腕上手錶在嘀嘀噠噠作響。他換支煙，吸上說：「你楊蓓姐是個才女，工作又拿得起來，不容易啊！」
中共的反右派運動吞噬了無數的中華民族精英。（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到了1957年7月，轟轟烈烈的「反右鬥爭」在報社開展起來。在市委工作組的授意下，積極分子把我發表在《草地》文藝月刊上的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和兩個未發表的鉛印續篇《向黨反映》、《上北京》張貼出來，說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我不服，寫大字報反擊。為了制服我的「囂張氣焰」，在一次報社召開的全體編採人員定性大會上，不少事先佈置好的積極份子，大聲叫我站出來，交待檢查「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我不但不檢查，還質問那些積極分子：「我反了甚麼黨？你們這些地主、資本家出身的少爺、小姐，才是反黨的右派份子！」
氣得他們拍桌大喊、大叫、大罵：「你為甚麼要寫反黨小說？你早就背叛工人階級了？」
「放屁，誰背叛了？」我據理力爭，毫不退怯，說：「是黨提倡干預生活，是毛主席主張揭露生話陰暗面。既然我寫的是反黨小說，省文聯機關刊物《草地》，為甚麼要發表？」
積極分子們底氣不足，佔不了辯論上風，氣得乾吼，會場一片混亂。
這時，他挺身而立，突然把桌子一拍，道：「吵甚麼？說小黃是右派，我是五人領導小組的，還沒舉手同意嘛！」
會議嘎然而止，極積分子們一下泄了氣。想不到兩個小時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滿報社走廓和一切空隙之處，口徑全一致：
「打倒老右派份子王畋！」
「決不准許王畋包庇右派份子黃澤榮（曉楓）！」
「王畋必須向黨低頭認罪，交待自已反黨罪行！」
真叫立竿見影。接著，他被停職，再後和我們十多個揪出的「右派份子」蘇定生、孫文元、陳澤昆、楊蓓、邱乾坤、宋得貴等，一齊集中幹勞動。他天天見著楊蓓，但從不說一句話。後來，我被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他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行政十三級降為十九級，到草堂寺當園丁；楊蓓自劃右派後，老公劃清界限，提出離婚，去了街道生產組。
二十三年後的1980年12月，我被「平反」（我是判過刑的「反革命」）回到報社文藝組仍作編輯。一天，我特地騎著單車，去草堂寺看望他。
他也早己「改正」，但不願回報社，自願留在草堂寺做高薪顧問。他有單獨住室、客廳、廚房、衛生間，但仍是單身。此時，他已近六十歲，還是那一身裝束：黃呢細料軍服，鼻樑上加付茶色水晶鏡，腳下蹬著一雙長長的馬靴，卻多了一付枴杖，臉上多了些黑色老人斑，一走路就柱著枴杖，有點未老先衰。歲月不饒人呀！我心裏在說。
他將我讓到他的住室。住室很潔淨，一張單人行軍床，半套沙發，一張精緻的圓桌。在他那常坐的籐圈椅前，有個鐵皮火爐，裡面燃著蜂窩煤。爐上放著個銅茶壺，茶壺不停吼叫，壺嘴吐著長長白氣。
他若有所失不停地吸著煙，煙癮似乎比從前更厲害，吸著吸著，時不時爆出陣巨烈咳嗽。我有點不安，想提那「一個巴掌」事，可他沒點興趣。我坐在沙發上，品著茶，從生活入手問：「身體好嗎？」
「好！」
「還是一個人？」
「一個人！」
「為甚麼不回報社？」
「不回！」
「這兒比報社好麼？」
「好！」
他的回答，沒有個多的字，不知為甚麼，我有種說不出的難受，難受得心在顫抖。在我離開時，他突然問：「楊蓓復婚了嗎？」
「沒有。」
「為甚麼？」
「她說沒有意思。」我心間一亮，想搭個橋。
他「哦」了聲，嘎然關住心扉之門，再不說甚麼。
我由不得關切地問一句：「帶信嗎？」
他無表情地搖搖頭。
分別時，我緊緊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冷，但有力。兩年後，他心臟病發作，未送到醫院就死了。此時，我在西藏採訪，趕寫「和平解放」三十年的報導。回歸時，我去草堂，草堂人說：火化後，骨灰由他侄兒帶回了山東。
我反為寬慰，覺得他的魂魄總算有了個長眠之地，有侄兒守護，不會孤獨了吧？也許，這就是革命對他的回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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