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哈佛大學校園。（圖片來源：Pxfuel/公有領域）
大學是中世紀留給人類的遺產，中世紀始於西羅馬帝國滅亡的476年，通常被稱為「黑暗時期」。為什麼在這漫長的「黑暗時期」，竟會誕生人類最早的大學？對這一問題的思考，無法繞開基督教在人類文明史上作出重要貢獻的事實。準確地講，大學是基督教在中世紀留給人類的遺產。歐美暫且不論，以中國而言，19世紀末，上海、北京等地陸續出現諸如聖約翰大學、滬江大學、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哪一所大學沒有歐美基督教團體的支助？需要進一步追究的是，歐洲最早的大學究竟怎樣在基督教文化土壤中誕生的呢？
上世紀中期，哈佛大學著名中世紀文化研究學者哈斯金斯，在《大學的興起》一書中告訴我們，西歐最早的大學，當然也是人類第一所大學，是亞平寧半島北部交通樞紐的博洛尼亞大學。這個人類最早的大學，沒有董事會，沒有實驗室，沒有學生社團，沒有畢業典禮和學位證書，沒有學報和職稱評選，更談不上豪華大樓。但有兩項要素不可缺少，一是圖書館，二是教師。當然，教師與圖書館不可分離，世界各國沒有足夠藏書量而辦成大學，大概不可能；沒有足夠閱讀量而成為大學教師者，也不可能。哈斯金斯說：「……最早的大學沒有創造者，也沒有確切的起始日期，他們只是那樣緩慢地不為人知地成長起來，更沒有確鑿的紀錄可查」（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大學的興起》北京出版社2010版）。然而，歐洲最早的大學，也不可能「無中生有」地橫空出世。易言之，早期大學的出現，必定先有賴以生成的前身或雛形。早期大學的前身，究竟是什麼？
美國社會學家阿爾文∙J∙施密特明晰指出：「大學是從基督教修道院發展而來的」（阿爾文∙J∙施密特《基督教對文明的影響》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版）。換言之，大學的前身，是基督教修道院。問題就在於，為什麼偏偏是基督教修道院，竟成了大學的前身？歷史地觀察，基督教最早的修道院，是亞平寧半島位於卡西諾山上的修道院，建於528年，創始人聖本篤。中世記前期的修道院雖是出世的，作為教會的組成部分，修道院既承載著教育職能，同時還承擔靈魂關懷與社會救濟的功能。7世記後，修道院分化為私有修道院與王國修道院。9世記著名的聖高盧修道院屬王國修道院，內設修道院學校，既培養未來修士，也是見習修士的居住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修道院圖書館，比聖本篤修道院稍後幾十年建立的維瓦裡烏姆修道院，就以藏書豐富的圖書館聞名於世。中世記前期的修道院圖書館，藏書除「文科七藝」（語法、修辭、算術、幾何、天文、雄辯術、音樂）之外，以神學、醫學、法學三類為主。《聖經》的拉丁文、希伯來文的不同抄本等基督教典藉，是圖書館藏書的重要部分，還有神學家們對《聖經》的各種詮釋，以及佈道詞、聖徒傳記、歷史著作等。塞維利亞大教堂主教伊斯多爾的《大百科全書》，散佈在各地修道院竟達千餘種。修道主義修士們在圖書館從事抄寫、翻譯、插圖與裝幀等工作，對不同版本的《聖經》，從事翻譯與比較研究。修士們從事對《聖經》文本的詮釋，供佈道者使用。這種修道式的釋經，方法上僅限於對語法和修辭的運用。
11世紀中期是基督教的重要變革期，這在一方面源於教皇格裡高利七世與亨利四世的一場辯論，亨利四世在格裡高利的眼裡成了「俗人」，這就暗喻著政治權力的世俗化，也意味著神權與政治權力的分離。格裡高利將世俗的政治權力從統一的基督教世界中分離出去，結果就使得「教會的歸教會，社會的歸社會」，這是大學從修道院分離出來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是因為經院主義修士的出現，並從修道主義修士中分化出來，成為歐洲最早大學的第一代教師。原因在於承載希臘文明的大量哲學、邏輯學、幾何學與天文學發展成果的圖書，經兩條渠道流入南歐的修道院圖書館。一條是通過摩爾人經伊比利亞半島流入，另一條直接由修士們經西西里島與亞平寧半島，進入南歐的修道院。修士們對希臘文明的繼承，使他們對聖經的詮釋方法不再倚靠修辭與語法，他們在信仰的宣講中必須藉助理性，必須引入亞理斯多德的邏輯推理方法，對經文的詮釋才能被廣泛接受，才能獲更多信眾。信仰與理性的結合，首先在修道院形成，這是大學誕生的基本路徑。首先是經院主義修士在修道院出現，托馬斯.阿奎那是對後世影響最大的經院主義神學家。經院主義修士們不僅接受信仰之光，還接受理性之光（邏各斯），這符合400年前後基督教偉大導師奧古斯丁的「光照論」。
經院神學家與經院主義修士依托信仰與理性的結合，以及在此基礎上所獲廣博的知識，成了早期大學的第一批教師。明末清初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德國籍傳教士湯若望（Johann Adam Sehall von Bell，1592—1666），就曾是安德烈爾修道院經院主義修士，來華前曾在羅馬學院接受神學、哲學、數學和天文學方面的系統教育。在北京，湯若望曾先後準確預測了月食與日食的時間，並將幾何學介紹到中國。那時歐洲的大學已有500年左右的歷史，而中國出現大學還必須再等200餘年。幾年前我與老伴隨旅遊團到奧地利，在風景如畫的瓦豪河谷地，有幸造訪著名的梅克爾修道院。梅克爾修道院也屬聖本篤會，原建於976年，後因大火損毀，於1702年起重修。我們所見的梅克爾修道院系巴洛克建築，內有教堂。修道院內精美的壁畫及周圍布局的人物造型雕塑，全取材於《聖經》。梅克爾修道院主體部分，當然也是圖書館。修道院圖書館藏書量多達9萬餘冊，藏書以神學、哲學、醫學與法學四大類為主。在梅克爾修道院圖書館，參觀者被告知不得攝影，大概是出於對藏書的保護。
早期大學的形成，總體而言都離不開基督教修道院的奠基，這是因為信仰與理性的結合首先在修道院形成。在歐陸北方，比博洛尼亞大學稍後的巴黎大學，其形成與修道院無關，而是在巴黎聖母院大教堂學校的基礎上興建，但同樣不能缺少信仰與理性的結合。義大利帕多瓦大學從博洛尼亞大學分離而出，如同後來的劍橋大學從牛津大學分離出來一樣，再往後又有那不勒斯大學的誕生。哥白尼曾經是帕多瓦大學的學生。牛津大學雖然是巴黎大學的後裔，但牛津與基督教的關係，只要到牛津大學城隨意閑逛，即可一目瞭然。有一年我與內人到牛津，恍若走進中世記基督教世界。大學城最古老的學院就是基督教堂學院。牛津的39個學院無一不散發出濃郁的基督教風味，有的學院前身就是修道院。牛津大學的圖書館多達104座，其中僅博德利圖書館的藏書，就達600餘萬冊，當然這與修道院圖書館的藏書傳統有關。
15世記印刷技術在威尼斯出現，使人類的文化積累藉助書本的傳播，速度得以加快。此後歐洲新誕生的大學，可以不必再依托修道院圖書館而直接創辦。另一原因是，宗教改革使新教獲得快速發展。新教倫理與自然權利及契約理論的相互滲透，又助推了近代政治哲學的發展，但修士們聖徒般的刻板生活，成了新教不再熱衷於修道院建設的原因，這是近代修道院修士趨於邊緣化的原因。即便如此，歐洲近現代大學，作為基督教修道院圖書館的後裔，仍然是無可否認的史實。離開信仰與理性的結合，就沒有早期經院主義修士的出現，大學也不可能誕生。不僅歐洲的大學，包括美洲、澳洲、亞洲的大學，如中國的齊魯大學、山西大學堂、清華學堂、格致書院、匯文書院、長老會書院……無一例外，都是歐洲早期大學的後裔。
沒有信仰與理性的結合，就沒有道德與科學的結合，大學的誕生與存在也無從談起。中世紀如此，今天依然如此。正因為這種信仰與理性的結合，首先出現在基督教修道院，這就決定了大學的前身只能是基督教修道院。大學永遠無法離開信仰與理性的結合，到了中世記後期，新教與天主教形成衝突，此前天主教雖曾歷經政教合一的腐敗，以及對異端的宗教迫害，修道院也曾出現荒淫的亂象，後期新教也存在不同宗派。但這一切都無法否認基督教修道院曾經作為西歐各文化中心、教育的搖籃、藝術的主要庇護者這一史實，當然也無法否認基督教修道院作為早期大學的前身，對人類文明作出巨大貢獻的史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