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四通橋（圖片來源：網路截圖）
【看中國2022年10月18日訊】今天轉發了北京四通橋的幾張照片到微信朋友圈裡，收到的回複數量雖不多，但也遠遠地超出了平時。這讓我感到有些意外，一是我的朋友歷來寥寥無幾，經常互動的更是屈指可數；二是我早已對發布此類有關國內政治、社會的「敏感議題」脫敏，在朋友圈發表言論時自然也慣於在被刪帖的邊緣試探，因此對於今天的事件，也並沒感到有什麼格外值得給自己壯膽兒的必要。看來此次事件在高牆之內確實引發了不小的輿論震盪，畢竟如今是個高度敏感的時間，又發生在全國的政治中心，當局的反應如此激烈也確實「有情可原」。
最先發來消息的，有點出乎意料，竟是老娘。我們雖然經常會在每週視頻時針砭時弊，但她對我的網上言論的關注向來比較克制，雖然會經常擔心我被刪號而失聯的危險，但也絕少直接對我發出提醒。而這次她則直截了當地說：轉發讓大家看到就行了，最好趕緊刪了。多聊了幾句才明白，原來她早就從朋友處聽說了此事，但是礙於審查力度實在強大，只聞其聲不見畫面，反而是多虧了我的轉發才終於一睹標語內容。一笑。
後來便陸陸續續地收到回覆。朋友們多不忘囑咐一句「注意安全，謹防刪號」、還有個朋友的慰問變成了疑問：「為啥你還沒被炸號？」。到網上查了查消息，看來這次的審查力度之嚴格可以說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有些網友在微信群內小規模的轉發就已遭受了炸號、禁言的懲罰；更聽說國內有人因為轉發此事的內容而被國安機關電話恐嚇的。看到了這等風聲鶴唳的景象，也就明白了為什麼今天這條轉發獲得如此多關注的原因了。
我常常和家人和好友們開玩笑說，我不怕「炸號」，也不怕被報復。自從今年二月份的豐縣八孩母親事件開始，我就已經決意把自己的朋友圈當成捍衛言論自由的一座小小堡壘，每天不厭其煩地搬運那些被審查機器埋沒消隱的文章、傳播那些勇敢的人和他們的聲音。甚至偶爾還寫些有感而發的小作文，試圖和為數不多的聽眾說些不吐不快的話，講些淺顯的道理。我向來明白禁言於我，並不是什麼遙不可及的恫嚇，而是不知何時就會突然降臨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雖則如此，我反倒常常對這個威脅抱有一種毫無理由的樂觀僥倖。但今天這個時刻，讓我越發覺得這僥倖的虛妄無謂。
既然如此，我就藉著今天這個機會，再次說幾句我的心裏話。
說起禁言，在我家並不是個新鮮事；我曾不止一次提過，我現在的「反動」思想，其實早有傳承。老爹就是一個「反動」之人，尤其是在對社會各種怪現狀，他的易怒程度更是遠在我之上。我有時和朋友拿老爹在微信上的遭遇當作笑談：由於他頻頻因言被禁，導致我每隔一段時間就要在老娘的指引下加回他被禁後新註冊的賬號。最離譜的一次，新號剛註冊不到一個禮拜還熱乎著就再次被禁，這成為他存活時間最短的一個ID；而正是因為這樣的頻繁炸號，我不得不給老爹的微信ID引入「數字化管理」，也就是把他的每個賬號備註按序列編號，不然的話，我絕對會被那數量繁多的ID徹底整暈菜。最近，這個序列已經排到了甲乙丙丁之後的「戊」了。看著通訊錄裡一整屏老爹頭像的大集合，也是蔚為壯觀。
既然炸號並不陌生也近在咫尺，我便要常常安撫爹媽的情緒，畢竟他們雖然絕無擔心我的思想有多麼反動，但面對無所不在的審查機器，必定還會擔心被炸號後一系列的連鎖反應——和遠在國外的我中斷聯絡、以後回國後可能會面臨訓誡、禁止出國、甚至失去人身自由等等。對於這些擔憂，我也常常會尋找一些解決思路：比如炸號斷聯後可以通過媳婦的微信重新把他們聯繫上把賬號加回來，如果以後回國被檢查微信內容，就把之前的談話和帖子提前刪除來應付檢查等等。這些話雖然不能完全打消他們的擔憂，但至少會把我們的談話氛圍少許鬆弛一些。
說白了，我常常用一種「技術性思維」的話術來當作擋箭牌，避免和父母把這個話題引向一種更加嚴肅，因而也更加悲觀的方向上去。所謂「技術性」，無非是「相信任何問題都能用技術手段來規避或解決」的思維方式。我們不再去追問：一些話是否有必要說，一些道理是否應該講，一些人和事該不該被關注、一些問題應該如何解決，而是互相安慰或「欺騙」說，即使這些問題繼續存在，即使現狀無法改變，我們也可以動一些腦筋，靈巧地避開那些可能的危險，得以全身而退。平心而論，這樣的思維方式，我也不僅僅經常用在和父母的交流上，更常常用在自我安慰中。但我明白，這一切不過是一種自欺欺人的思維遊戲而已。在內心深處，我對自己這種想法其實充滿了鄙夷。
那麼現在需要解答的問題是，既然我明明知道禁言的可能性，也能預見到被禁言的後果，更能明白這是一張自討苦吃的單程車票，為什麼我還是要以身試法？為什麼我還是要真誠地對那些關心我賬號安危的朋友說一句：謝謝你的提醒，但我不在乎？
對於這個問題，我在先前另外一篇關於俄軍在烏克蘭布查大屠殺的小文中曾經給出過解答：因為厭倦。
最近機緣巧合之下重讀米蘭昆德拉。我在上大學時曾沈迷過他幾部小說，但昆氏最有名的作品《生命不能承受之輕》，倒是時隔十年後才第一次拜讀。書讀到一半，我彷彿茅塞頓開一般地明白了為什麼我們曾如此深切地熱愛他。一切都源自於我們生長自雖不完全相同但又極其相似的社會體制中。《生》的寫作背景是六零年代冷戰期間的著名事件「布拉格之春」，隨著華約聯軍入侵捷克，倡導政治解凍的捷共總書記杜布切克被蘇軍逮捕，一個從高壓政治體制中試圖掙脫出來的自由種子從此被扼殺在襁褓之中。這一事件深刻地影響了米蘭昆德拉的人生和思想。我常常覺得，只有同樣成長在共產國家的讀者才能真正讀懂他的文字——那些由個人面對國家機器時的忍耐和無助，那些在專制體制下早已習以為常卻又被扭曲、壓抑、深埋心底的細碎感受，被他的文字一點點鋪開、舒展，展示在眾人面前，他彷彿解開了一個密語；而密語的答案，其實我們——每個共產主義的倖存者——都早已熟稔於心，只是沒有人像他一樣有足夠的語言能力和真誠的心靈，去放聲言說。
書中寫到兩個人物。畫家薩賓娜來自共產主義捷克，為了躲避布拉格之春後續的迫害逃到日內瓦；而她的情人弗朗茨則來自瑞士，是自由世界的原住民。書中專有一個章節敘說了不同背景的兩人對同一事物的認知差異，比如弗朗茨信仰忠誠，而薩賓娜熱愛叛逆；弗朗茨熱愛上街遊行，因為那是他逃離庸常生活的麻醉劑，而薩賓娜厭惡遊行，因為她從小到大都被要求去參加政府組織的五一活動，她厭惡那種被強迫的群體活動，更厭煩那整齊劃一、不允許不同聲音出現的歌聲和口號；弗朗茲認為最大的真實是表裡如一、無所隱瞞，而薩賓娜心中的真實則是永遠不說出的秘密。
也許你會說，冷戰和蘇維埃的時代已經早已離我們遠去，但蘇維埃的幽靈其實一直在我們周圍遊蕩。你我都是蘇維埃人。如果每個人的生命是一篇樂章，那麼共產主義就是每一篇樂章的基本調式。我們的語言和行為，早已在這個精神的牢獄中腐朽變異。
這所有的一切，正是我所厭倦的一切。
國家機器的無孔不入，讓每個個體的生活無所遁形：
在審查機器兵臨城下之前，我們就已經開始審查自己，繼而欺騙並說服了自己；
在道德警察為我們的思想扭曲著戴上鐐銬之後，我們便迫不及待地習慣這種扭曲，且學著熱愛戴著鐐銬的舞姿；
我們被權力擊倒在地，繼而被剝奪了爬起來的權利，而不得不永遠匍匐下去。
這就是我所厭倦的一切：說服、熱愛、匍匐。這些冠冕堂皇的名號，掩蓋不了我們卑賤如蛆蟲的現實。
在疫情肆虐的2020年底到2021年中，我的爺爺奶奶相繼離開人世。我因為身在海外，又礙於回國航班斷航、回國人員隔離21天政策等不可抗拒的原因無法回國見到兩位老人最後一面。不僅如此，因為疫情期間的隔離政策，他們在臨終住院期間，親人無一能夠陪在身邊。他們是我從小到大最親近的人。
我不知用了多長時間才慢慢從傷悲中走出來，而就在幾天以前，我午夜夢迴之際，還夢到了奶奶。在夢裡，她因為發現自己視力衰退出不了遠門急得哭了。我也在夢裡哭了。
當我看到那些被封城的人們在網上絕望的求助，那些因為極端抗疫而死去的人，因為抗疫政策而無家可歸的人，無法見親人最後一面的人——我曾經試圖把他們的苦難用以安慰自己的痛苦。我曾經安慰自己說：比起他們的遭遇，你面對的苦難算不得什麼，至少爺爺奶奶臨走時沒有遭受那些額外的痛苦。
我開始厭倦了這種「自我療愈」，我厭倦了中國人的這種思維頑疾，即用他人更大的苦難消解自身的苦難。因為專制給每個人的帶來的痛苦，並不會相互抵消，只會不斷累加。
這淺顯的道理，我們一直假裝不明白。
我厭倦了這種假裝。
我甚至厭倦了厭倦本身。在我看到「四通橋」事件以後，社交網路上又冒出些正人君子的高談闊論：「這又有什麼用，也改變不了什麼」。一個志同道合的好友，也發出哀嘆：「即便如此，也看不到什麼改變的希望。」
正人君子的酸腐言論自然不足挂齒，但好友的悲切之情我也感同身受。
我突然想到1989年的天安門屠殺後那位著名的無名勇士「坦克人」。他在畫面中是那麼瘦弱，顯得弱不禁風。他的螳臂當車也沒能阻擋裝甲車隊的長驅直入。如果時光能夠倒流，我們是不是也該回頭問問他：「你這麼做又有什麼用，也改變不了什麼？」
這自然是一個偽命題，因為我們每一個中國人，正真真切切地生活在一個被他參與塑造的歷史中。
我無意、也自知無力去吹奏什麼號角。但我有一種幽微的期望，給自己，也給讀到這些文字的讀者：希望我們之中有更多人，能夠認清自己正生活在一場巨大的謊言中，並且試圖去對抗它——盡一切可能。（另外，如果可以的話，請不要忘記你和他人的苦難。）
至於這種對抗應該採取什麼方式，一位勇士已經用行動給予了他的答案；而對於怯懦如你我者，至少可以從這裡開始：學會堂堂正正地生活、說話、行動，不自欺、不愚鈍、不妥協。
我剛剛讀到一句有趣的話：「寫作是最小單位的自由」。我已經在踐行我的自由了，相信你也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