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同年7月，張春橋任上海革委會主任。（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共前黨魁毛澤東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依靠一批「筆桿子」——也就是今天人們說的「大五毛」，來左右輿論風向，掀起極左狂潮。但最後，這些「筆桿子」都沒有好下場。「四人幫」成員張春橋，就是其中一個。
張春橋被判刑死緩
在《張春橋獄中家書》一書中，收錄了一篇旅英華人作家凱蒂對張春橋女兒張維維的訪談。
張維維說：「我爸爸知道自己是沒有好果子吃的。」「他是隨時隨地準備被抓起來的。我們還討論到怎麼抓，他說：『很簡單，開個會就行了。他們叫我去開會，我不能不去。』」
張維維問：「那麼你怎麼辦？」張春橋回答說：「我怎麼辦，千刀萬剮呀！」
張春橋幾乎準確預見了自己的下場。1981年1月23日，原為中共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的他，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的主犯，被中共最高法院特別法庭，以「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陰謀顛覆政府」，「發動武裝叛亂」，「反革命宣傳煽動」，「誣告陷害」等罪名，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他是怎樣一步一步走到這步田地的呢？
張春橋被毛澤東看中
張春橋，1917年生，山東巨野縣人。他1935年5月到上海，長期從事文化寫作活動；1938年到延安，擔任過中共《晉察冀日報》主編。1949年中共建政後，張春橋歷任上海《解放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上海市委宣傳部長、上海市委書記處候補書記等，1965年3月起任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分管宣傳文化工作。
文革前，張春橋是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的秘書。
1958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提出「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張春橋從已升任中共政治局委員的柯慶施那裡得知毛的思想動向，寫了《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發表在上海市委理論刊物《解放》上。
這篇文章正對毛的心思。毛看到後，很是欣賞，還親筆寫按語，責成《人民日報》轉載。從此，他知道上海有一個叫張春橋的「筆桿子」。
毛醞釀發動文革有很長一段時間。但在北京，他的計畫推動不了。他認為，以彭真為第一書記的北京市委是「針插不進，水潑不進」的「獨立王國」。但在上海，這不有張春橋嗎？
1965年2月，毛派自己的妻子江青到上海，授意張春橋組織人寫文章。張春橋指示他的手下幹將姚文元，歷時8個月，完成《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揭開十年文革的序幕。
因為寫作這篇重磅文章「有功」，張春橋、姚文元都被毛看中，讓他們到北京，參與起草發動文革的標誌——「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28日，張春橋跟江青一起，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
從此，青雲直上的張春橋，往來於北京、上海之間，成為毛製造「天下大亂」的「理論家和實踐者」。
張春橋在文革中做的四件事
第一，充當打倒劉、鄧的急先鋒。
毛澤東發動文革要打倒的最大政敵，是當時在中央一線主持工作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毛通過一系列會議、講話、文章，透露出打倒劉、鄧的明確信號後，1966年12月18日，張春橋在中南海召見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蒯大富。
據《復興記》一書記載，張春橋示意蒯大富聯合「革命小將」「痛打落水狗」，造劉少奇、鄧小平的反。
1966年12月25日，蒯大富率五千多人從清華大學赴天安門廣場遊行，一路高喊「打倒劉少奇」、「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到達天安門廣場後，召開了「徹底打倒以劉、鄧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誓師大會」。
然後，他們兵分五路，以廣播車開道，在王府井、西單、北京站、菜市口等繁華地帶演講、散發傳單、張貼大字報。蒯大富還組織紅衛兵把中南海西門圍得水泄不通，用高音喇叭向中南海裡面喊口號，要求揪鬥劉少奇。從此，打倒劉、鄧的口號，傳遍全中國。
張春橋做的第二件事，是充當全國奪權的急先鋒。
毛澤東在中央打倒了劉、鄧之後，立即著手部署打倒劉、鄧在各省、區、市的代理人。據中共黨史，1967年1月，瞭解毛澤東意圖的張春橋等人，跑到上海煽風點火，鼓動以王洪文為首的造反派，掀起「一月奪權風暴」。
1月6日，張春橋等召開「打倒上海市委大會」，批鬥上海市委、市政府的主要負責人陳丕顯、曹荻秋等，並將全市幾百名局級以上幹部揪到會場陪鬥。大會發出三項通令：（1）不再承認曹荻秋為上海市長；（2）勒令上海市委書記陳丕顯交代「反革命罪行」；（3）要求中共中央徹底改組上海市委。
會後，上海市委、市府的權力落到張春橋等人的手裡。1967年2月，張春橋兼任上海市革委會主任，一直到1976年10月。
上海奪權風暴得到毛的支持，毛說：「這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革命」。「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影響全國各省市」。從此，奪權之風在全國各地刮起，大動亂的局面更加嚴重。
張春橋做的第三件事，是心狠手辣地整人。
張春橋的妻子曾被侵華日軍俘虜後叛變過，他本人也加入過被中共認定為非法的「中國共產黨預備黨員委員會」，所以上海一直存在反張行動。對於反他的人，張春橋毫不留情。
據《張春橋其人》一文記載：1970年11月，張春橋以研究政史系大批判為名召開座談會，在會上大罵反對他的人是「豺狼虎豹」，要對他們「用椎子」「動刀子」，宣稱「中央已經把殺人權交給我們了」，「該殺的就要殺」。
在張的指使下，「三分鐘抓一個反革命」的「樣板」出現了，許多人被抓。重點人員被關進潮濕陰暗的地下室，睡在水泥地上，有病不准治。同時，他們大搞逼供信，在小小隔離室裡裝上高音喇叭，半夜三更突然播放逼供書，播放這些被關人員親屬泣不成聲的錄音。有人被逼瘋、跳樓，身亡後，被扣上「畏罪自殺」的帽子。
張春橋還指使空四軍第一政委王維國捏造了17件所謂「對無產階級司令部進行偵察控制」的假案，把原上海市委兩名書記和97名公安幹警打成反革命。一個處250多人，137人被關押，51人被打成反革命。
1969年初，張春橋說公安幹警「反動、頑固、狡猾」，對他們就是「要突出一個狠字」，鼓吹「打人是覺悟高的表現」，「假的要當真的打」，「要像摘葡萄那樣一串一串摘」。
根據張的指示，上海公安系統大搞「疲勞戰」「車輪戰」「火線學習班」「大兵團作戰」「夜開花」「開刀間」，用冷水澆、熱水燙，反綁吊打，直到木棍打斷、銅條打彎，用「跪凳角」「耍猴子」「火燒鬍子眉毛」「抽筋」「剝皮」「坐地老虎凳」「假槍斃」等三四十種刑罰。市公安局院內拷打聲、慘叫聲不斷，許多人被整得死去活來。
張春橋做的第四件事，是充當極左理論的炮製者。
在北京，張春橋手中的筆深受毛澤東重用。在起草中共九大政治報告時，毛對老秘書陳伯達起草的稿子不屑一顧，採用了張春橋等起草的稿子，強調「以階級鬥爭為綱」。九大政治報告正式確認了毛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中共十大的重要文件，也都是張春橋等人起草的。
文革後期，毛為維護文革路線，提出「學理論」，點名要張春橋寫文章。根據毛的意圖，張寫了《論對資產階級的全面專政》。這是文革後期極「左」理論的代表作之一，在社會上遺毒深廣。
權傾一時 悲劇收場
憑藉賣力迎合毛澤東，張春橋「官運亨通」，從1975年1月起擔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軍方總政治部主任；並被選為中共九、十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去世；同年10月6日晚，華國鋒聯合葉劍英、汪東興等，在中南海懷仁堂誘捕張春橋等四人幫成員，四人幫覆滅，十年文革浩劫也終於結束。
在1981年1月23日被審判時，張春橋一直沉默不語。為什麼沉默呢？
或許，他自知整人無數，罪孽深重。或許，他親歷了中共高層許多次你死我活的政治鬥爭，深知在政治鬥爭中失敗的一方，辯解毫無意義。又或許，他在文革中炮製的極左理論和製造的大量冤假錯案，大多數都是按照毛澤東的旨意幹的。毛是他的最大靠山，而這座靠山，已經不在了。
1983年，張春橋被減為無期徒刑，1998年保外就醫，2005年在上海病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