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作為文革的幫凶，也是文革的受害者。（網絡圖片）
劉少奇曾任兩屆國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副主席，當時是中共的第二把手，對於毛澤東發動文革的一系列文件和綱領均表支持，也就是說，雖然他自己也在文革中受迫害致死，但是雙手沾滿血腥，難以推卸他對文革這場浩劫的責任。
「文革」之初，中共高層內鬥，許多人不免疑惑：大權在握的劉少奇，何以甘願束手就擒？為何不趁著毛澤東長期不在北京的機會，發動一場政變，一舉把毛搞下去？
當然，老謀深算的毛澤東可不是省油的燈，隨著一個監控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的特殊機構──「首都工作組」的曝光，我們可以一窺究竟！
「首都工作組」監控中共一線領導
據《周恩來與首都工作組》一書作者張民披露，「文革」初期，有一個在周恩來直接領導下的特殊機構，名叫「首都工作組」。
事情緣於1964年10月，蘇共發生「不流血政變」，赫魯曉夫被趕下臺。之後，毛澤東對中共高層是否會發生類似政變疑慮重重。
1966年5月初，毛澤東向周恩來說，「北京很可能出修正主義，需要加強首都的警衞工作，確保安全。」5月中旬，在周親自運作下，加強首都警衞工作的「首都工作組」成立，葉劍英為組長，楊成武、謝富治為副組長，直接對中央政治局常委負責。
同月，周恩來又決定成立「首都工作組」常設辦事機構「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在京西賓館主樓第12層辦公，樓梯口布設了哨兵，無關人員不准進入，工作人員盡可能不與外人接觸。
周恩來的軍事秘書雷英夫稱，「首都工作組」本身就是絕密，往北京調部隊這件事，更是非同小可，絕對不能走漏風聲，為此，「首都工作組」辦公室對外稱「編寫組」。
「首都工作組」辦公室下設7個組：部隊指揮組主要負責有關警衞部隊的調動，首都重要目標的警衞等。警衞部隊調動一個團以上的兵力，需周恩來批准。
另外還有：治安組；槍支彈藥清查組；電臺組；社會人口清查、清理組；監獄、看守組；外事、僑務組。
這個「首都工作組」很長時間不為外人所知，卻對「文革」保證，按毛澤東意圖發動及向縱深發展推進，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更關鍵的是，它的組建和存在，對劉少奇等所謂中央一線領導，起著實際的震攝及監控作用。也有力地防止劉或其他任何人，有能力和膽量，發動對毛不利的任何形式的「政變」。
1966年，中共中央的「五月會議」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通過了曾經被稱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5･16通知》。
這個《通知》的有些內容是毛又加進去的，其中一段話是：「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用，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現在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
當時，認為毛澤東特意加進去的這段話，是針對的「彭羅陸楊」，後來才證實，毛主要針對的是劉少奇。「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文革」中，也一度成了劉少奇的代名詞。
文革中劉少奇的加害與被害
劉少奇曾任兩屆國家主席和中共中央副主席，作為中共的受害者，同時也是中共罪惡歷史的製造者之一。
1950年，劉少奇領導土改運動，主張暴力立威，鼓動農民鬥地主、分田地，鼓勵殺人，消滅地主階級。血腥殘暴的酷刑在土改運動中非常普遍，造成中國村村流血，戶戶鬥爭。
1956年，劉少奇追隨毛澤東發動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直接導致和平時期餓死四千多萬人的慘劇。1964年，劉少奇踐行者毛澤東發動的「四清運動」，大搞階級鬥爭，逼死官民7萬多人。
1966年5月份，中共的《5･16通知》發出以後，毛在6、7、8三個月離開北京去了南方。這段時間之內，主要是劉少奇領導文革。經過毛澤東同意，劉少奇派出了大批的工作組，開始了文化大革命。
1966年7月31日，周恩來找清華大學的造反派頭目蒯大富談話，兩次談話長達6個小時。蒯大富給周恩來提供了劉少奇和王光美的材料，周恩來詳細做了記錄，並向毛做了匯報。
1966年8月1日，在毛澤東主持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
第一天，劉少奇作了十中全會以來的中央工作報告，說：「最近主席不在家，中央常委的工作由我在家主持。主席回來，發現派工作組方式不好，責任主要在我。」
8月4日，毛召集中共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對劉少奇提出更尖銳的批評。
8月5日，毛拋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當天下午，劉少奇在大會堂河北廳接見讚比亞代表團。回家後，劉少奇被軟禁在家了。
8月6日，周恩來到毛住處開會，商量中央政治局、書記處名單。會後，周恩來提議保留林彪一人作為黨的副主席，以突出林彪作為接班人的地位。由林彪取代劉少奇。
1967年6月，已經達成任務，監控、防止劉少奇等中共一線領導發動「政變」的「首都工作組」撤銷了。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中共高層的內鬥不就是如此嗎？劉少奇作為文革的幫凶，「善惡有報」也是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