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六四期間，北京民眾要求民主。（圖片來源：看中國）
中共想要國際淡忘屠殺
本文記述筆者親歷和目睹的一九八九年「六四」實況。寫於當月，曾試圖郵往香港，但未能突破中共的郵政檢查網。既然我能提供中共進行屠殺的證據，並堅信中共決不會逃脫歷史的審判，不把這篇文章送出去，我決不罷休。我把它稱作《再增加一份證詞》。無疑，在我之前已有許多人寫下了他們的所見、所聞。
中共竭力否認發生過「六四」屠殺，並想要國際社會淡忘這件事。我們的責任是要它服罪。我追述的事實不免和別人寫過的有些重複，但重複不會太多。筆者住在北京復興門外大街二十二號樓，此處的地名是木樨地，因而著重記述發生在左近的事。這裡發生的事絕非不重要。筆者希望海外讀者知道，中共宣傳工具反覆強調「天安門廣場一個人也沒有死」具有雙重目的。一是要否認廣場上殺過人這一事實，二是把公眾的注意力引向廣場曾否進行過屠殺這一問題，從而忽略廣場之外，發生於市區其他地方，尤其是軍隊入城必經之地的屠殺。屠殺絕不是只發生在天安門廣場，把這一點說清楚是我對死難者的責任。法國《費加羅報》的輕率已為中共所利用。（刊於《人民日報》一九九○年六月二十四日第八版）這家報紙絕不親共，但是它說：「事情已過去一年了，現在是弄清曾被簡單化或誇大化的事實與真相的時候了，例如，某些觀察家發現，與至今仍堅持確有其事的說法相反，沒有發生『天安門屠殺』，學生們凌晨自由地離開了廣場。」《費加羅報》把注意力只放在廣場上曾否屠殺，這就落入了中共的圈套。
士兵偽裝成歹徒製造事端
1989年，中共軍隊血腥鎮壓人民。（網絡圖片）
為使海外讀者更全面瞭解那時北京發生的事情，懂得此一事件的政治含意，本文還將敘述「六四」前後北京人生活在怎樣一種大環境和氣氛之中。如果我說，這個八百萬人的大城曾經不在中共掌握之中，絕非誇大。說屠殺的次日和其後四天只有北京城的中心，即天安門廣場及中南海、正陽門及其附近街道掌握在中共手中也絕非誇大。在北京老百姓心目中，這個城市是幾天之後才「陷落」的。
五月底，中共所謂戒嚴部隊開抵北京四郊為當地居民所阻截，並紛紛向士兵講述城裡的實情，告訴他們並沒有所謂壞人鬧事。幾天下來，軍隊已欲進不得，這就需要製造一個藉口使軍隊得以強行進入市區。讀者當會記得發生在德國的國會縱火案，在北京，也曾策劃了一幕與之相似而規模遠過之的醜劇，只因一次意外交通事故而過早敗露。中共被迫放棄所謂「歹徒」在市內暴亂，軍隊進城「平亂」的陰謀計畫，從四方殺出一條路直奔天安門廣場。
誰是歹徒？歹徒就是偽裝成平民的士兵。事後市長陳希同在總結「平亂」工作的講話裡承認「六月三日已有一萬餘名解放軍官兵以各種方式入城」。前述交通事故就是一輛指揮車因行駛過速衝上行人道，撞死四人然後翻倒。這起事故正好發生在筆者所住的二十二號樓之下。經過是這樣的：
六月二日午夜，入睡後為街頭喧鬧聲驚醒。從陽臺上望下去，見一輛車翻倒在人行道上。因為此時人人都十分警覺，雖是午夜，在出事地點很快聚集了四五百人。警察以繩索將人群和肇事車輛隔開以確保控制局勢，多輛警車迅速開到，效率之高罕見。鄰居先已在陽台上觀看，他說死者和傷者都已送醫院。（二十二號樓的側後方恰是復興醫院）肇事者已為警車所接走。稍後，同樓住的一位從街上回來，說「這件事裡有文章。」這輛車沒有牌照卻可以自由行駛，最可注意的是，不待勘明肇事經過，警察就將肇事者用警車帶離現場。當時有人提出抗議，但無效。他們走後才有人不顧警察阻攔從車廂中翻出軍裝、地圖、報話機，證明他們是軍人偽裝成平民。這一異常現象使在場的人立刻意識到，軍隊正化裝混進城內，一次武裝鎮壓正在準備之中。刀就要出鞘了。
這一消息迅速傳開，逐有筆者次晨所見的情景。
士兵扮演歹徒過早曝光
六月三日晨七時，從樓上看到約二百輛自行車向西駛近，所舉的旗幟上寫著抗議軍隊便衣入城。隨後筆者騎車去上班，走到距西單十字路口幾十米處，交通完全阻塞。一輛大客車被團團圍住，車窗關得嚴嚴的，車裡坐著士兵數十人，很容易辦認，青一色光頭，白襯衫、綠褲子。表情木然而沮喪。聽人們互相傳說，是零點左右駛過這裡被發覺和圍困起來的。推算起來時間晚於在二十二號樓前肇事的指揮車。這件鬼崇行徑使原已很厲害的對立情緒接近沸點。困在車裡的士兵成了泄憤對象，敲車窗嘲罵他們，車窗上滿是唾液。另一些人給他們照像。一個徒工模樣的人緊挨著我看了一陣，憤然離去時留下一句難聽但是頗有道理的叫罵：「我操他姥姥，這是人民政府嗎？」
再往前行至首都電影院附近，又有三輛大客車被圍困並將輪胎放了氣。其中一輛裝載輜重，大學生登車搜出槍枝架在車頂上示眾。（「平亂」以後中央電視臺一再播出這個場面以證明「歹徒」劫奪武器，卻不能解釋武器何以如此輕易被劫奪。）再前行，又見到四輛大客車，裡面同樣坐著便衣軍人，輪胎被放氣，其位置恰在中南海正門西側，在這個地點被抓住示眾是太具有諷刺性了。
士兵扮演歹徒的計畫意外提前曝光，「歹徒暴亂」的戲已無法演出，迫使中共領導人除了用子彈挽回失敗再沒有別的辦法了。他們本來是想做得「巧」一點的。讀者可能會問：你憑什麼判斷他們要製造暴亂？是的，筆者有一個北京電視臺在手忙腳亂中提供的證據。這家電視臺在四日晚間報導說，一群歹徒闖入西單一家商店準備搶劫，因商店職工英勇抵抗而未能得逞。北京電視臺為什麼不向本市觀眾映出具體位置和商店字號？（打字員：在子彈橫飛，血屍滿街的這一日，為什麼要報導一椿「失敗的劫案」？也只能將之歸於「帶有中國特色」的「奇蹟」了。）中共宣傳機構先將「新聞」寫好是常事，這一椿事先炮製用來栽贓的「新聞」，在他們那些偽裝的歹徒已經重新穿上軍裝之後播出，自是工作上的紕漏，但卻暴露了真相。
軍隊偽裝進城自然是火上澆油，人人都坐不住了。筆者於下午二時半提前下班去天安門。行至天安門廣場，但見有組織的隊伍和零零散散前來表示抗議的人把整個廣場站滿並向西擴展到新華門、六部口。我的感覺是人們並不十分清楚該做什麼，但是前些天軍車在郊區被圍堵寸步難行是人人都聽說了的，今晚決不放他們進廣場的想法在人們心中萌發，巷戰氣氛正在形成。晚飯後從樓上望下去，復興門外大街和兩側人行道，合起來雖有數十米寬，卻因萬頭鑽動，看不出是一條街了。
木樨地居民自發抗軍隊
晚九時許傳來軍隊從木樨地橋西向東推進的消息。據說在會城門路軍車被圍無法開動，施放了催淚彈。人們當然預料到軍隊終歸是擋不住的，再過些時終會通過這座橋開向天安門。一個念頭就這樣在大家心中形成：要在木樨地橋頭準備一場狙擊，使用「狙擊」這個詞容易使人聯想到一次軍事行動或中共所說歹徒的暴力行為。但是對於我、我們——聚集在大街和橋頭數以萬計的老百姓來說，是一個相當單純的想法和行動，我們要阻擋軍隊，不讓他們按時到達天安門。所說的我們是各色各樣的人，包括孕婦和退休者，我們有戰鬥意識沒有戰鬥組織，沒有戰鬥手段。當然也沒有人指揮。但是只要有人出主意而大家覺得這個主意可行，便立即投入行動。毋寧說，是互相激勵和互相模仿。三輛無軌電車先後以人力推來橫在橋上。這時有六七個大學生手拉手從人群中穿過，頭上纏著紅布條。他們從天安門來，軍隊向天安門突進必然要經過這裡，他們前去阻截。人們報以掌聲，用尊敬和悲涼的目光送他們，因為他們已十分疲憊，而且看來可怕的命運在等待著他們。
一個年輕人為一部出租車開路，喊著「讓外國記者過去」。人們盡可能擠著讓出一條小路。因為這裡發生的事只能靠著外國通訊社才能傳播出去。幾分鐘後這部車拐回來了。我意識到他們一定看到軍隊在做戰前準備，他們不能捲入戰爭。
緊接著，又是「讓開、讓開！」的喊聲。是自行車載著負傷的人飛速駛向復興醫院。送負傷者就醫的自行車在幾分鐘內迅速增多，這一切表明，戰鬥即將來臨到橋頭。
人們知道這裡即將「打仗」，卻沒有人向後轉，這是一種奇特的精神狀態。人們顯得緊張、興奮卻不恐懼。突然聽見劈啪聲響個不斷，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東西的敲擊聲，正往四處查看，一個熟悉的聲音喊道：「我們也來砸吧！」原來是把鋪人行道的水泥磚砸成碎塊。這是我們這些「歹徒」當時當地找到的唯一回擊手段。只有親眼看見的人才能相信，人們竟然毫不遲疑製造著這種「武器」。頃刻間，街中心已堆著不少水泥塊。我還清楚記得，一個小夥子騎一輛運貨三輪車蛇形前進，從「後方」運來一車水泥塊，只見他縱身而下，隨手把車掀翻，嘩的一聲水泥塊全卸下來了。人們喊道：「好樣的！」他臉上絕沒有受到讚揚時會出現的任何反應，他顧不上，此刻他沒有虛榮心。他返回去了。
但是幾分鐘後這些「武器」卻沒有發揮作用。在善良的老百姓預料之中的戰鬥不那麼殘酷。大家從電視上見過外國示威者和軍警對陣，催淚彈、警犬、警棍，高壓水龍頭，我周圍的人多數從生到世上來聽到的就是「軍民魚水情」。雖然近幾年對軍隊的印象已經不好，近幾天更是處於對立狀態，但是，以衝鋒槍連射開路，仍是難以想像的。
大罵「法西斯」「殺人犯」
《北京日報》說，軍隊來到木樨地橋頭，「橋上橫著數輛公共電車，汽車，燃起熊熊大火。」「石頭、瓦塊、燃燒瓶雨點般向著防暴隊襲來。」低能的說謊者。橫在橋上電車、汽車當時還沒有燃燒，在完全被激怒以前老百姓沒想過燒車，匆忙中甚至忘了給輪胎放氣。如果當時車已經燃燒，從公主墳方向開來的軍隊還能過橋嗎？如果輪胎放了氣，軍隊的先頭部隊就無法把那幾輛車推到路邊讓後面的軍車通過。至於燃燒瓶，如果我們有燃燒瓶還用得著砸水泥塊嗎？任何人來到木樨地都可以證明，這裡全是十五層的鋼筋水泥樓房，從哪裡找石頭、瓦塊？
真相是：絕大多數人聚集在橋東，橫在橋上的電車、汽車擋住了視線，不知道軍隊已經推進到跟前。突然催淚彈越過軍電車、汽車落在人們腳下，緊接著槍聲響起，有人中彈倒下。人們向後退一段，然後站住向著軍隊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又一陣槍響，再後退一段。大約經過三四次這樣的射擊和後退，軍隊完全控制了那座橋和橋東的一段路。人們退到大街兩側花壇和一幢幢樓房之間。出現了短暫地停頓，然後又是口號聲，一陣急射和許多傷亡。顯然，軍隊要清除路障以便後面的車隊進來。在他們用人力推開電車、汽車之前，故意造成一批傷亡，把人趕得遠一點。就在這陣最密集槍聲響起時，有人喊道：「他受傷了，快來抬他！」一回頭，在我側後方一個十六七歲的中學生仰面躺下，左胸有一個碗口大的洞。他大張著嘴，但一聲也沒有哼，他是當場死亡的。可是周圍的人好像仍然想不到事情會這樣殘酷，以為他活著。雖然我知道他死了，但是我愛這個孩子，還是把雙手伸向他的脅下把他捧起來，溫熱的血沾滿手掌。說真的，當時沒有為這年輕的生命多麼傷心，憤恨壓過了其他感情，從此我和中共絕裂了。
雖然對「人民政府」的殘暴估計不足，人們卻鎮定得出奇。一個五十多歲的男子大腿中槍，坐在地上用日常話那樣的口氣對說，他自己不能走需要別人抬。於是有人去敲附近居民的門要求借一副木板或一把藤椅。
縱使有死亡的先例，恐懼仍然不佔上風。步兵開始沿人行道向東推進，我們總是和他們保持二三十公尺的距離，不肯退得更多。大約十一時，裝甲車、卡車成列向天安門方向行駛。我們則隨著他們一幢樓又一幢的向東移動。齊聲喊叫「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這是中共以他們的行為教會我們這樣喊的，這是北京老百姓之間新取得的共識。我們在樓房黑影下，軍隊頭頂上街燈雪亮，看不見我們，也不敢離隊向路邊走，什麼地方喊就朝那個方向開槍。我認為，這喊聲是要表達一種意志：你能加害於我，但我決不屈服。
軍隊走走停停，這表明他們推進得不順利，可以設想在每一個路口都受到阻擊。我和同伴此時已移到二十一和二十三號樓之間，這裡是一個小攤販市場，幾個青年把攤商的鐵皮售貨架放倒，用力向街沿那邊推去，用來當件掩蔽物。因為只有向前推進十幾公尺才有可能把水泥塊投擲到軍隊行走的地方。
《北京日報》撒大謊
《北京日報》在這裡又撒了謊。它說行進在復興門外大街的「防暴隊官兵人人負傷，每人的綠色頭盔已被砸得白白斑點，手中的盾牌留下了深深的劃痕」。《北京日報》企圖造成一種印象，越過木樨地橋的是一支不帶槍、手持盾牌的防暴隊，換言之，在這裡根本沒有開過槍，似乎還處於挨打的地位。現在，在「無產階級專政」下沒有老百姓說話的地方，但是，大街北側二十九號、二十七號樓和南側二十四號、二十二號樓可以作證，牆上彈痕仍在。
六月四日一時四十五分，即距離車隊開槍後將近兩小時，街道在街燈照亮下空空蕩蕩。幾十天來這條街上曾駛過尖叫著的急救車、曾駛過學生的自行車隊。幾小時前阻擋軍隊入城的人群又曾把它站滿，片刻之前充滿硝煙。幾十天來北京人已習慣於熱氣騰騰，習慣於自由表達自己的意志，對於眼前這死寂、這空曠的含意還不能接受。
二時半至六時，我時醒時睡。復興醫院正對著我的後窗。死難者家屬的哭聲不斷。起床之後決定去天安門廣場看看那裡的學生怎樣了。但只能到六部口。再往東，守衛中南海的坦克排列在牆外。天安門去不成。我走過的這一段路共有四個主要十字路口，每一處都有無軌電車、軍車在燃燒。對此我感到高興。是的，高興。這表明，這裡抵抗過。抵抗過就好。
在六部口紅綠燈柱下，我看到六具屍體，站在近旁的人說，是被坦克輾死的學生。一共十一個人，他們的肢體被壓扁了。另五個從我站的地方看不見。中共新聞工具反覆抵賴坦克輾死過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真的沒有嗎？我無法到那裡去。但是六部口，我見到了。
下午四時，聽說復興醫院停屍房向公眾開放，以便親屬領遺體。通往醫院的甬道不到兩公尺寬。進去和出來的人自動各自靠右走，只能一點點向前移動。停屍房外面放著一張桌子，一個登記簿。凡有人認領的就銷去，大略數一下約有四十餘人。其中有些姓名無可查，只寫出性別、年齡和體貌特徵。這些多半是外省人，他們是不會有人來認領的。這使我想起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即中共上一次在天安門殺人。那次也有一些外省人被殺害。停屍房為裡外兩間，我只進入外間，水泥地上躺著十幾具屍體，未作任何處理，他們死的時候什麼樣子，這時還是什麼樣子。出來時，走在我前面的一個人深深呼口氣，自言自語說，「這個政府真是非推翻不可了。」聽到有人得出這個結論，我沈重的心情為之一振。這正是我希望聽到的那種結論。
何謂流氓政府？
筆者親歷種種便追述到這裡。下面將為海外讀者解說兩個問題。
何謂流氓政府？這在六月三日夜自然是指當天以士兵偽裝平民。但此後中共所幹的勾當還甚於此者。
前面說過，六月三日夜老百姓將無軌電車推來橫在橋上，既未縱火焚燒也沒有給輪胎放氣，中共軍隊遂將它們推開。老百姓為大屠殺所激怒，在這批軍隊通過後又將這幾輛車推回來點燃阻截中共後斷部隊。筆者從六部口返回二十二號樓，接著又騎車向西，只見從橋頭直到軍事博物館以西大約閭里路上，停著上百輛軍車，最前面是十幾輛裝甲運兵車，每輛車上都乘有官兵十人左右。這以後是指揮車和大卡車，每車乘三四十人。如果他們想調往別處，是有路可走的，但似乎奉命待在那裡。車旁不斷有人向他們講頭天夜裡發生的事，間或有人咒罵，但沒有人身攻擊。就老百姓而言，敵愾雖在，攻擊行動已經不會再發生，沒有再發起攻擊的必要，甚且沒有足夠的人力了。然而，就是這長長一列軍車卻在中午十二時後燃燒起來。特別是最前的十幾輛裝甲運兵車統通燒成空殼。筆者親見士兵下車撤走，過一會，有人把它們點燃。事後聽說，這些士兵撤到路南側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汽車庫，次日回歸部隊。他們沒有受到攻擊為什麼要撤？如果上頭沒有命令他們怎麼知道聯絡部有安身之處？
後來電視上映出經過加工的「平暴」記錄片，這一列燒成空殼的裝甲車一次又一次出現在屏幕上。謎底至此就揭開了。
北京是哪一天陷落？
下面筆者要自問自答一個問題：北京是哪一天陷落的？讀者可能不很清楚北京曾經不在中共手中，尤其不清楚北京重新落入中共之手並非六月四日。
筆者必須承認，北京一度不在中共控制之下的事實，不容易描寫。寫得太實流於瑣細，寫得太虛則令人難於捉摸。然而，此事意義重大，不容略去不寫。如果讀者閱後能約略領會其情勢，揣想當時北京人的思想情緒，那已是取得成功。
「六四」凌晨起，天安門廣場，中南海周邊，正陽門左近處於軍隊佔領下，從地圖上看，就是北京市正當中的一小塊完全由軍隊控制。此外，在一些地處要害的機關大樓和大院，派駐了軍隊。自那以後的三四天，中共控制所及僅限於此。換言之，它的控制達不到全市是因力所不及。
然而，還須說明在「六四」之前七八天，中共曾把這個城市故意撤手不管。這是北京不在它控制之下的另一階段，也是出於另一緣故，即企圖嫁禍學生。
五月下旬起北京市的交通警不站崗。例如東單、西單這樣的十字路口，平時不只一名警察，到上下班時間還要多，但在那幾天卻一個都不見了，無法設想他們統通是擅離職守。指揮交通成了大學生的責任，目的顯然是造成交通事故使市民對學生產生反感。此外還想使學生疲於奔命。大約也在這幾天，絕大部分線路的公共汽車停駛，而且它們所經之處根本不在群眾遊行的路線上，完全可以正常行駛。這又是誰出的主意？與此同時，糧店開著門不賣糧，聲言因為交通阻塞運不來。然而，所有這些製造混亂的技倆全是枉費心機。在這些天裡，北京人口中和心中常常出現的一個詞就是「理解」——理解學生的目的和處境，理解中共是在嫁禍於人，理解身旁的人，如果他觸犯了您那並非惡意，無論如何此時此刻計較起來太沒有意思。對中共統治的憎惡使一種共識或認同感不知不覺出現在人們之間。人人都能感受到自己的生存狀態和生存環境是新的，陌生卻親切暢快。
政治控制與民心完全分離
「六四」以後的情況則不同，軍隊只能佔領他們所站的那塊地方和目力所及的地方。在這個範圍之外，仍是那心情上還沒有變過來的、按照前些時形成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北京人。這合在一起就成為政治控制權和民心完全分離的狀態。自詡為「人民政府」的「政府」管不著老百姓。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在這一短時間內，在這特定政治環境中實現了。人們珍愛它而又知道它是不持久的。像為親人送別那樣盡量利用正在滑過的每一分鐘。人們按照近來形成的習慣，站在他們「打過仗」的街道上參與議論或聽人議論。北京人難得這般親切相待。
六月九日這天，戒嚴區域擴大到西起西單，東起正義路。這是戒嚴範圍最大的一天。此後又遂漸縮小戒嚴範圍，允許車輛不停駛穿過天安門廣場。只是在這時，戒嚴部隊才稱得上是執行戒嚴任務而不是惶惶然的軍事佔領。隨著士兵臉上有了一點自信，老百姓臉上罩上了冷漠。他們接受了北京已經「陷落」這一事實。
這一切對於向來靠政治高壓維持其存在的政府是太危險了。在中共領導層心中，他們近於從死亡邊緣轉回來。此後他們為保證自己的生存而採取的種種手段，本文將不論及。
筆者曾和一個熟人談起「六四」親歷種種，他認為中共在控制得如此之嚴密，天安門事件真相將永遠無法得知。不會的，讀者定都知道蘇聯軍隊二次大戰中在卡丁森林屠殺一萬幾千名波蘭軍官的罪行，不是在半個世紀之後公諸於世了嗎？當著幾百萬人，在電視攝像機前犯下的罪行難道能夠推脫得掉嗎？為此，筆者準備了這份證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