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確實是一場浩劫。（圖片來源：網絡圖片）
我說的文革造反派的市民背景和知識背景，是指市民階層和知識階層支持造反派並參與其中的現象。
文革期間，我曾去過四川，目睹兵團八二六派與紅成派的鬥爭。當時保守派產業軍已經垮台。其社會基礎轉而支持紅成派。所以貌似造反派內部的鬥爭，實則原來造反派保守派兩派鬥爭的繼續。
所謂兵團八二六，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為主體，因為八二六主要集中於四川大學一個學校。這個兵團成份龐雜，從他們的著名分團的名稱「小教」、「交通」、「市交」、「財貿」、「街道工業」來看就可知他們屬於什麼群體。還一些分團以地域命名如「市北」、「市東」、「市西」，似乎由一些手工業工人（如拉板車的工人和建築工人）組成。紅成在攻擊他們時說，只有賣湯元粉子醪糟蹬三輪車的人支持他們，這算什麼群眾。他們所說大致不錯。兵團自己也承認這一點，用以反擊紅成，說紅成要把賣湯元的老大娘打成反革命。
後來成為著名學者的徐有漁回憶成都八二六和紅成兩派街頭辯論的情況：「當時，成都第一號煽動家可能要數四川師範學院一個學生，他屬於‘八·二六’派，在本校當然立不住腳。他單槍匹馬作戰，在成都最繁華熱鬧的春熙路的一個小樓上設置了一個廣播站，每天晚飯之後廣播。他不照稿念，對著話筒信口道來，滔滔不絕。照我看來，他的講演內容全是陳詞濫調、無稽之談。但他熟悉市民的語言，洞悉他們的心理，他的廣播越辦越受歡迎。最後發展成為一到黃昏，那裡就萬人空巷、聽者雲集。市民們吃罷晚飯，紛紛端一個小板凳坐在廣播站下邊，用心傾聽，第二天則興致盎然地議論此人報道的消息和他的觀點。看到他影響日益增大，流毒甚廣，害人不淺，‘紅成’的人又氣又急，但拿他無可奈何。我倒曾與他作對。他的廣播站下面常貼有他寫的大字報，我抓住他幾個毫無事實根據，又無道理的論點痛加駁斥，想叫他難堪。但人們沒有反應……」（《我的造反生涯》，《燕南社區》，2003）他的回憶反映了成都普通市民對八二六派的熱烈支持，但他不明白原因何在。
後來也成為著名學者的秦暉當時是廣西四二二的成員。他指出市民造反和學生造反的不同：
「連片的‘解放區’基本上是南寧市下層市民集中居住的老市區，其居民原來多從事傳統行業，三教九流，歷來被上流社會視為‘情況複雜’之人。造反的意識形態色彩明顯淡化。」居民對意識形態並不感興趣，滿街的大字報多是指斥「權貴欺民」的具體事例，而且作者多為當事人或與當事人有關。他們的群體要求則多有十分明顯的利益指向。
在「造反派」控制的這片地區，正規計劃經濟色彩十分淡漠，「江湖經濟」則熙熙攘攘，十分熱鬧。
「在‘解放區’裡也有強大的計劃經濟產業大軍，就是廣西四二二最有戰鬥力的工人組織‘航運工總’。但‘聯指’認為，他們是由傳統的個體船主經公私合營或合作化改造而來，並非真正的產業工人。」
草根階層聚居的舊市區是「四二二」的根據地，而機關大院密布的新市區則是「聯指」的大本營。設在新市區內的一些教科文單位如文化大院、水電設計院、二中與醫學院等地方，「四二二」成員也居多數，……。（秦暉：《沈重的浪漫》，徐有漁編《1966，我們那一代的回憶》，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8）
1967年7月16日，即著名的七二〇事件前夕，武漢造反派舉行紀念毛澤東在長江中游泳一週年的活動。「鋼二司學生和部分工人從漢口濱江公園上岸，整隊遊行到六渡橋，集結，乘車回武昌，沿途受到漢口市民簞食壺漿、夾道激情歡迎；市民見學生赤腳在熱融的瀝青馬路遊行，眼淚直下，紛紛脫下自己的鞋叫學生穿，或用水盆向馬路澆水降溫。」而對百萬雄師的廣播站喧嘩、起哄、嘲笑。（徐海亮，《東湖風雲錄--武漢文革的群眾記憶》，銀河出版社，2005）
楊小凱則乾脆將文革中的造反運動稱為「市民的反政治迫害運動」。他回憶在文革初期的長沙，「傍晚時分，一隊不整齊的產業工人的隊伍遊行到市委，他們看去剛下班，穿著工作服，舉著打倒三相信的標語。路旁的市民歡呼雀躍，我不禁熱淚盈眶。」（《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迫害和市民的反政治迫害運動》，地方文革史交流網，2009）
一位河南的造反派回憶說：「想起每天周圍多少不知姓名的老太太送來又吊上去的那一罐罐飯菜，那時階級陣線是那樣鮮明，像這些城市貧民區都是造反派的‘解放區’，而省市委周圍則是保守派基地，全國各城市也大致相同於這個規律。」他說的老太太是指向被圍困的造反派據點送飯。（宛章欣：《也談「文革」人性的扭曲》，凱迪社區，貓眼看人，2008）
我瞭解其它地區的一些造反派如天津《大聯籌》也有類似情況。《大聯籌》上街遊行時，甚受市民的歡迎並參與其間，乃至於萬人空巷，好似節日的狂歡。其成份也比較龐雜，有《電車紅旗》這樣的骨幹隊伍。北京當時沒有全市性的爭論，1968年《財貿尖兵》和其對立面在西單商場的武鬥，誰也不知道為什麼。但在以後的歷史事件中，市民階層充分顯示了對政治的高度熱情和積極參與，他們崇高的獻身精神為全世界所矚目，早已載入史冊。
在遼寧，群眾組織分成三派。其中被認為是溫和造反派的遼聯的基礎是機關幹部，保守派遼革站基本上是產業工人特別是軍工企業工人的聯合，激進造反派八三一派的成員以服務業居多。大中學校師生則分屬各派。
在貴州，最激進的造反組織是由運輸業和手工業工人組成的紅衛軍和由建築工人組成的赤衛隊。而遷到三線的軍工廠的工人，大多加入比較保守的支紅派。
在中國現實情況下，所謂市民階層，是相對於單位人而言。它有兩個意義。一是非單位人。上面所說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的許多團員，特別是第三產業的，都不屬於單位人。第二是指作為社會人的單位人。一個人在街道上的政治立場可能與在單位內不同，在這個意義上也算市民階層。在那個時代，一個人往往在脫離單位以後才能彰顯他的個性，用理性來判斷是非。
例如在山西，奪權後一段時期，以劉格平、陳永貴為首的紅總站壓迫對立面紅聯站。而許多市民在街上支持紅聯站，被稱為「馬路兵團」。「馬路兵團並不都是兵團（山西革命造反兵團）或紅聯站的人，很多都是紅總站的人。他們可能在本單位屬紅總站組織，但看不慣劉格平和紅總站的所作所為，到大街上來聲援紅聯站。」（李青山：《說出我的故事》，古道西風瘦馬博客，2009）在1967年的貴州，許多在職人員在單位參加官方組織的「支紅派」，在社會上支持造反的「四一一」。「這樣，在機關廠礦出現了上班時‘支紅’、下班時是‘四一一’，白天‘支紅’、晚上是‘四一一’，在單位上‘支紅’、在社會上是‘四一一’等奇特現象。」（鄧振新：《貴州文革大事記》，地方文革史交流網，2010）在錦州也有這樣的「馬路兵團」為造反的「糟派」助威。
雲南印染廠一位造反派在社會造反，「但是在廠裡我一直不敢起來造反，畢竟那是我的頂頭上司啊！俗話說：‘不怕縣官，只怕現管’。」（《我的文革經歷之一》，道童兒博客，2007）
1976年4月初的那幾天，許多北京人到天安門廣場去，都小心翼翼地怕被本單位人看到。此刻，他們只認同自己的市民身份。
市民階層屬於邊緣群體，沒有經濟地位和政治地位，為社會所歧視。在文革前的主流話語系統中，視市民階層為異己力量，用「社會閒散人員」、「社會渣滓」等含糊的貶意詞來稱呼。實際上他們之中無不含辛茹苦地掙扎求生。在將《白毛女》從歌劇改編為芭蕾舞時，也把楊白勞的身份從賣豆腐的小販改為貧雇農。在北京「紅八月」中被殘殺的所謂資本家李文波和他的妻子、六中紅衛兵監獄中被折磨致死的工人徐霈田，王友琴女士筆下未留下名字的左奶奶和馬大娘，都屬於典型的市民階層。
四川的紅成派視「兵團」的成員不但不算工人階級，連革命群眾都不算。在山東，有人用一支順口溜來諷刺造反派：「山東大地魚鱗坑，黃河岸邊鐵壺聲，大明湖畔炸油條，棧橋邊上賣花生。」其中魚鱗坑是諷刺王效禹臉上有麻子。其餘幾句指其部下分別從事過焊鐵壺、炸油條、賣花生等職業，對這些職業的社會性歧視成為批判武器。現在仍有很多人津津樂道於這一順口溜，將第三產業視為低賤的行業。
徐州一位文革經歷者也說：「總的成份劃分看，支派主要是產業工人、機關幹部和周邊農民群眾，而踢派成分則複雜得多，很多是對政權不滿的基層街道混混」。（《文革經歷》，共和國同齡博客，2007）
這也就說明瞭他們參加造反的理由。「在建築和輕工行業，無固定工作者裡‘主力軍’佔絕大多數，這是因為他們對待遇的不高和生活不穩定的不滿，在其它行業如紡工，交通裡的‘主力軍’和‘聯指’比例差不多，但在西門的老製造業工廠裡如常柴廠，林機廠，拖拉機廠，機床廠等‘聯指’人數要佔大多數，這是因為較高的社會政治地位和不錯的經濟收入，使他們不願意看到混亂的局面。」（《常州文革之回憶》，火流星博客，2006）
文化大革命給很多屬於邊緣群體的人提供了參與政治、實現自我價值的機會。在無錫，一名「拱北樓」麵店裡的年青店員曹桂寶目睹學生和市委間的博弈，憤然在街頭貼出《不要責難無罪的學生》大字報，引起街頭辯論。他後來成為造反派的頭面人物。（陸謂文：《千秋功罪——無錫文化大革命紀實》，深圳論壇，2006）
文化大革命確實是一場浩劫，一場災難，不堪回首。但是，對於歷史學家來說，又是一座寶庫，裡面的信息量巨大，懸疑問題甚多，如擬探討社會事件間的因果關係，是一個很好的研究對象。
2013-3
「往事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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