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原吉像，取自明王圻、王思義撰《三才圖會》。（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明朝十六帝，沒有一個是逝世於京師，但客死他鄉的只有一人，就是明成祖朱棣。朱棣客死的地方稱為榆木川，是今日的內蒙古海拉爾，世稱此事為「榆木川之變」。從史料記載看，朱棣是一天天病死的，而非暴斃身亡。朱棣作為大明帝國的主宰者，記掛的事情自然很多，牽掛的人也很多，導致他在臨終前心事重重，說了許多話，包括交代了後事。在這些話中，有一句話雖然只有五個字，但很值得玩味。《明史･夏原吉傳》載：「北征……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右曰：夏原吉愛我」。
不過，夏原吉到底是誰？怎麼會讓朱棣皇帝在臨終前，說出了「夏原吉愛我」？這兩人究竟是什麼關係？
其實，夏原吉（1366年－1430年）乃是明初傑出的政治人物，同時長期擔任戶部尚書。夏原吉，字維喆，號麓潛子，湖廣行省潭州府湘陰縣縣城夏家橋人。歷事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五朝，自朱棣的靖難之役後，官至戶部尚書，與蹇義並稱於世，執掌戶部二十餘年，是大明帝國的財務總管，政績卓越。為官至宣德五年（1430年）逝世，獲贈太師，諡忠靖。
我們從朱棣把帝國的「錢袋子」交給夏原吉，可知這位大明大帝對夏原吉是非常信賴的。事實上，夏原吉也幹得非常出色，特別實在，尤其在「發卒八十萬問罪安南、中官造巨艦通海外諸國、大起北都宮闕」這三件花費驚人的大事上，統籌安排，精打細算，「悉心計應之，國用不絀」（《明史･夏原吉傳》），可謂兢兢業業，履職盡責。
朱棣自遷都北京之後，幾乎把全部心思和精力用在了北征韃靼上面，他不顧己身罹患疾病，不辭勞苦，幾次御駕親征。在親征前，很多官員、近臣、醫官紛紛勸朱棣不要興兵，理由五花八門，有的說將士疲憊，有的說龍體欠安，也有的說軍餉不足。
夏原吉也加入了勸諫行列，他是出自於對帝國和軍民的關愛，同時也出自於對皇帝朱棣的關愛。作為戶部尚書，夏原吉深知，征安南、下西洋、建新都三件大事之後，國庫空虛，軍民疲憊，不宜再窮兵黷武，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戰爭；作為心腹重臣，夏原吉也知道朱棣身體不好，常年風濕病痛，不宜遠征，以防發生不測。
夏原吉的考慮，應當在所有官員中，是比較全面的，因此其勸諫可謂極有說服力，「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況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明史･夏原吉傳》）。然而，朱棣北征心意已決，不但不聽夏原吉的勸說，反而在震怒之下免除了夏的官職，甚至抄了他的家，將其下獄。
夏原吉一腔熱血、一顆忠心，卻有此遭遇，令人悲嘆。事後，朱棣兩次御駕親征，「明年北征，以糧盡引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明史･夏原吉傳》），兩次無功而返。北征期間，朱棣因「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旱寒」（《明太宗實錄》），最終病倒在班師途中，後歷「榆木川之變」而崩。
朱棣在經歷了這次的挫折之後，才真正明白「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的道理。在最後的日子裡，朱棣醒悟過來，真正的明白了夏原吉勸諫時的良苦用心，但悔之晚矣，遂在臨終前說出「夏原吉愛我」的話來。
這位大明皇帝之所以在駕崩前說出了「夏原吉愛我」，應該富含兩層意思。其一，朱棣嘴上沒說，但心裡已經認錯了；其二，朱棣留下這句話，就是為夏原吉平反。
後來，朱棣駕崩的消息傳到北京，太子朱高熾「走系所，呼原吉，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明史･夏原吉傳》）。
夏原吉官復原職，朱高熾還特地讓他進少保，兼太子少傅，食三祿。夏原吉堅決不接受，最後只接受了二祿。鑑於夏原吉是魏徵似的諫臣，朱高熾送了他一塊四字銀章——繩愆糾繆，賜予他糾正皇帝執政錯誤的特權。
朱棣雄才大略，這無可厚非，而夏原吉作為臣工，作為心腹，在勸阻朱棣北征的問題上盡了最大努力，可惜最後仍無法改動朱棣的決心。朱棣與夏原吉雖只是君臣關係，但朱棣對夏原吉的信任極深，非一般官員可以拚敵；夏原吉身為臣子，對皇帝朱棣則懷著關愛之心，可謂「忠君愛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