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將55萬知識份子打成右派批鬥，並株連其親屬。（網絡圖片）
一九五七年全國開展針對知識份子的「反右運動」，我唸書的中學也不例外。當時報紙上、廣播上以及學校召開的大會上都大力宣揚號召知識份子和全國各界民眾幫助共產黨整風，鼓勵他們要「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運動，共產黨則保證做到「言者無罪、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教師們都信以為真，紛紛在鳴放會上或寫大字報向黨和學校領導提出各種改進教育工作的意見。在鳴放會上你不發言、不提意見、不寫大字報也不行，會被認為對大鳴大放、對整風運動消極抵抗也要遭到批判。
到這年6月份風向開始突然轉變，《人民日報》以社論、評論的方式號召全黨、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反擊資產階級右派份子向黨和人民發動的猖狂進攻。自此開始，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
我們中學那些學識淵博、人品高尚深受學生敬愛的教師、職員幾乎無一倖免，紛紛被劃成「右派份子」，他們或被送去蹲監獄勞動改造；或被處以「勞動教養」；或被降職降薪取消教師資格被當作「反面教員」留在學校從事一些雜務。
看到「反右運動」中平日深受我們敬愛的品學兼優的老師、職工一個一個被打成右派份子（當時完全沒有意識到這將給他們和他們的家庭帶來多麼深重的苦難），而一些平日不學無術人品低下的教職工都成了「反右運動」的積極份子，他們有的入黨，有的被提拔為學校的領導。這使我想到：一個如此英明偉大的政黨和它的領袖怎麼能這樣良莠倒置地對待它的人民，特別是知識份子呢？
這一切都背離我的常識和良知，面對當局的種種蠱惑人心、似是而非的欺騙宣傳，我也曾猶豫過，我也曾彷徨過。我有時也想，是不是我看問題的階級立場錯啦？是不是我的思想意識錯了？但是我的常識和良知告訴我：不論是站在哪個階級、哪個政黨、哪個主義的立場；無論是以何種思想觀點來思考分析問題，反正對民眾進行欺騙愚弄、對事實真相進行隱瞞和歪曲都是不對的，對好人好事進行打擊懲處，對壞人壞事進行鼓勵、宣揚和獎賞都是不對的。
這樣，到「反右運動」以後，我對毛澤東和中共當局的英明偉大、對社會主義體制的優越性、對我們的報紙廣播電影和宣傳的真實性的信念已開始崩潰。
到1958年毛和中共發動的瘋狂的「大躍進運動」和接踵而來的餓死三、四千萬人的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之後，我對毛澤東及其領導的中共的「英明偉大」、「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人民謀幸福」的謊言已徹底識破，對「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美好信仰已徹底崩潰。
因為在這段時間內，毛澤東和中共當局的種種倒行逆施都與我的常識和良知相違背。
諸如：1、大煉鋼鐵，要在一年內使鋼鐵產量翻一番，從1957年的535萬噸/年達到1958年的1070萬噸/年。常識告訴我在一年時間內，鋼鐵廠的生產能力是不可能翻一番的，鐵礦石、焦炭、生鐵的產量都不可能在一年內翻一番，那麼鋼產量也就絕無可能在一年的時間內增加一倍。所以當1958年底中共當局通過報紙、廣播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宣布已提前多少天完成鋼產量一年內翻一番的「宏偉」目標時，我就知道那全是欺騙民眾的鬼話。
1958年，《人民日報》頭版刊登畝產三萬多斤的虛假新聞。（網絡圖片）
2、糧食畝產由幾百斤浮誇到幾千斤、幾萬斤最高達到十三萬多斤（據1958年《人民日報》報導：廣西環江縣紅旗人民公社在一畝多的稻田裡水稻平均畝產達到130434斤）。根據我以前從鄉下來的農民和農村同學那裡以及書本上獲得的常識知道：當時水稻年成差的時候畝產只有三、四百斤甚至更低；平常年成畝產四、五百斤；即使遇到風調雨順的大豐收畝產也不過五、六百斤。我的常識告訴我，在水稻品種改良和耕作技術未取得重大突破的情況之下，要達到畝產上千斤都是不可能的，更何況達到畝產數萬斤和十三萬多斤。
所以無論中共當局的廣播、報紙如何吹噓、宣傳；無論郭沫若之類的無恥文人如何出面進行吹捧；無論錢學森之流的無恥科學家出來怎樣論證，我都認為水稻畝產達到數萬斤，甚至十三萬多斤是完全不可能的，是騙人的鬼話。
3、對大專院校、科研單位的專家、教授進行醜化、批判，把他們說成是一批滿腦子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學無術的寄生蟲。實際上在我與學校的老師、專家、教授們的接觸之中，感覺到他們當中的大多數都是品德高尚、有真才實學的，理應得到國家和民眾尊重的寳貴人才。對專家教授的醜化、貶低和批判嚴重損傷了他們原先滿懷的建設新中國的熱情。我校化工系留法歸國的教授鍾鈴先生（國內好幾家化工廠都是由鍾教授設計的）因不堪忍受當局鼓動的師生們對他的醜化、批判，寫出大字報要求學校當局批准他回廣東農村老家務農，以表達他對個人前途的絕望，以及對當局的不滿和抵制。
4、大辦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拆散社員的家庭（毛澤東和中共當局認為家庭是產生私心和一切非無產階級想的源泉），把男女社員分別組織到各級民兵組織之中，實行集體生活、集體勞動、集體進行民兵訓練，小孩大的住進學校，小的住進幼兒園。許多地方為此把社員家的房子也拆掉了，把社員家裡煮飯用的鍋盆碗筷都收走了，以斷絕社員們對家庭生活的眷戀。人類社會初期由於生產力低下，為抵抗自然災害和收集、獵取食物，只能過著群居生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出現了私有財產，才產生了穩定的家庭，從此人類才由群居生活進步到分散的家庭生活，從此家庭成了人類社會最基本的組成單元，家庭是延續人類種群、傳承人類文明、撫育後代、對後代進行倫理道德教育、建立人的良知和價值標準不可替代的社會基本單元。由家庭回歸群體生活豈不是逆社會進步的潮流的倒退行為麼？
5、把人分為農村戶口和城市戶口、禁止民眾的自由遷徙和流動。成為城市戶口的居民享有許多農村戶口居民沒有的待遇，諸如：可招工招幹、可享受各種不同級別的免費醫療待遇、由國家計畫供應糧油，在物資困難時期由國家發給購買各種物資的票證……這些都是持農村戶口的農民們享受不到的待遇，一個自稱追求平等、一個自稱為廣大農民謀福利、一個自稱由工人和農民一起當家作主的政黨和它的政府，怎能如此在民眾中製造社會不公呢？怎能如此踐踏農民的權益呢？怎能如此違背自己過去宣揚的諾言呢？
6、到1958年時，中共當局已完善了把人分成享有不同權利和生活待遇的等級制度：黨中央主席、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省部（軍）級幹部、地市（師）級幹部、縣（團）級幹部……等中高級幹部都分別享有與其職務相當的各種特權和生活福利待遇，下面的基層幹部，黨員、軍人、團員、工人、貧下中農、城市貧民、普通民眾、知識份子、資產階級……都享有不同的政治和生活待遇。處在社會低層的是起義投誠人員、原國民政府的一般工作人員、國軍士兵、勞改勞教釋放人員……。處在社會最底層的是「五類份子」（地富反壞右），他們的家屬和子弟處在這個社會的倒數第二層。「五類份子」及其家屬子弟成為這個社會任人欺凌的賤民。
我的常識和良知告訴我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消除歷史上形成的等級制度實現人人平等，毛澤東和中共當局在奪取中國大陸政權之前不是也宣稱實現平等是他們追求的主要目標之一嗎？怎麼他們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不僅沒有兌現實現人人平等的諾言，反而建立並完善了我國歷史上（也許是人類歷史上）最嚴密、最慘無人性的等級制度，這不僅違背了他們過去許下的諾言，而且也與人類社會進步的方向背道而馳，這不是反動是什麼？
7、「大躍進」造成整個國民經濟瀕臨崩潰，致使日用工業品和食品供應緊張，中共當局不得不採取憑票計畫供應的辦法來應對，除早已有的布票、糧票、食油票之外，煤票、煤油票、香菸票、棉花票、肉票、火柴票、白行車票、手錶票、收音機票、縫紉機票……等多種票證（注）也應運而生，這些票證供應的數量遠不能滿足民眾日常生活的正常需要。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造成糧食、副食品蔬菜供應緊張。1958年秋季我剛進大學時學校的伙食尚好，吃飯也未限量，到1959年糧食開始限量每月供應27斤大米（1960年起又以每人每月「自願」節約3斤以支援災區的名義降為每月24斤）、每月半斤食油（後降為每月3兩），伙食的質量也急劇下降，除了節日已見不到魚肉，就連蔬菜的品種和數量都很少，這一年從秋季起就餐餐是冬瓜和蕹菜（外地人叫空心菜），到秋末蕹菜結籽收摘後，餘下的枯莖也拿來做菜吃，這種蕹菜枯莖切碎後形成了一種由纖維素構成的小管狀物，沒有任何營養價值，而且難以嚼爛、難以下嚥，被同學們戲稱為「無縫鋼管」。
此時教師學生因營養不良和長期處於飢餓狀態，抵抗力下降而出現水腫、乙型肝炎、肝硬化、肺結核等疾病。從家住農村的同學家裡的來信知道農村已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以致每當我們學生宿舍傳達室的老張，到哪間宿舍叫某某同學到傳達室來拿信時，我都會看到這位同學帶著惶恐的臉神，馬上跑到傳達室去取信，回宿舍時往往都是帶著悲悽的神態，眼睛裡還噙著淚水，因為信中往往是告訴他家裡誰誰誰又餓死了。在那個極端貧困的年代，農村同學家裡沒有諸如死人、結婚、生子之類的重大事情，是決不會花寳貴的八分錢去寄一封信的，這就是為什麼農村同學一聽到家裡有信來就立顯惶恐的原因。
我們學校的學生大都來自湖南、湖北、廣東、廣西等省，也就是歷史上號稱「湖廣熟、天下足」的富庶地區，如沒有特大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在兩廣、兩湖地區通常是不會出現餓死人的現象的，而據同學們寒暑假回家瞭解到的情況表明，在1959、1960和1961年這三年，他們的家鄉都沒有出現什麼重大的自然災害。我從我那位由志願軍轉業到河南省泌陽縣農業局工作的哥哥那裡知道，他所工作的泌陽縣在那段時間也餓死了將近30％的人口（其中主要是農民），與他們同一個省的光山縣餓死的人更多，至少有40％以上的人口餓死，而且那三年在河南也沒有發生什麼大的自然災害。儘管由於中共當局的隱瞞、欺騙從不報導餓死人的事，我仍然發現在這三年內大量餓死人不是局部範圍的事而是遍及全國各地的嚴重事件。
以上這些事都與我的基本常識和良知相違背，所以無論中共當局的廣播、報紙、大會報告對這些事如何大肆隱瞞、美化、歪曲和吹噓，我已不會再上當受騙了。
我開始思考為什麼在一個被說得如此英明、偉大、正確的政黨和它的領袖的領導之下；為什麼在實施一個被說得如此理想、如此完美的社會制度之下，「解放」後所發生的一切，幾乎都完全與我的常識和良知相背離？
面對在這個無比「英明、偉大、正確」政黨和它的領袖的領導之下，在中國大陸實施世界上「最理想、最完美」的社會制度時，竟然把中國大陸帶到國民經濟瀕臨全面崩潰、物資極度匱乏、大量餓死人（由於當時當局的封鎖，資訊匱乏，只知道全國到處都餓死了人，而且數量不少，不可能知道具體的數字）的悲慘境地。
筆者當時作為一名熱血青年，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驅使我立志探索造成「解放」後一切悲劇的根源，尋找一條救國救民的道路。於是我到圖書館借來馬克思寫的《資本論》進行閱讀。
我發現馬克思的這些理論都與我的常識和良知相背離：1、馬克思看到了資本家與工人、地主貴族與農民之間利益有衝突、有矛盾的一面，並把這種衝突和矛盾擴大化、絕對化為一種你死我活的、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並武斷地認為這種矛盾只有通過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革命後的無產階級專政，把資產階級、貴族地主階級徹底打倒並加以消滅的方式才能加以解決。
我的常識告訴我資本家與工人之間，貴族、地主與農民之間除了利益有矛盾（例如：資本家希望獲得更多的利潤與工人希望獲得更高的工資之間的矛盾；貴族、地主希望獲得更多的土地租金與農民希望付出較少的租金之間的矛盾）之外，他們雙方之間還有許多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例如：資本家和工人都希望這家工廠、公司能繼續經營下去，這樣資本家才能賺取利潤讓自己和家人生活得更好或擴大生產規模，工人才能賺取工資以養家餬口；資本家和工人都希望採用先進的科學技術，這樣資本家才能獲得更多的利潤，工人才能減輕自己的勞動強度、改善自己的生產環境和增加自己的工資收入。貴族、地主都希望自己的土地有人承租，這樣他們才能獲得租金以維持自己一家較為富裕的生活，農民也希望能租得土地從事耕作以養活家人；貴族、地主和農民都希望採用先進的耕作技術和優良的品種以提高產品的產量、質量和生產效率，這樣，貴族、地主可獲得更多的地租，農民也可以減輕勞動強度，提高生產效率使自己得到更多的收穫……。資本家與工人之間，貴族、地主與農民之間這些基本利益一致的地方，就決定了資本家與工人之間，貴族、地主與農民之間都是一種互相利用、互相依存的關係，而絕不是馬克思所說的你死我活的不可調和的敵對關係。他們之間的利益衝突和矛盾完全可以通過平和的方式，如遊行、示威、罷工、罷租、談判、互相妥協等方式加以協調和解決（現在實行民主憲政的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已經做得很成功）。
認識到馬克思「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敵對矛盾」的錯誤之後，那麼馬克思建立在這一基礎之上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等學說也就失去了基礎，當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2、馬克思關於「人人都品德高尚能自覺地把勞動當成生活的第一需要、自覺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物資極度豐富」的共產主義美好社會的描繪，我的常識告訴我，這是完全不可能實現的一種不切實際的空想。至於人人都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則更是不可能，一個人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必然損害他人享有的自由，這必將造成另一些人自由的喪失，這必將導致混亂、災難和不平。看一看「解放」後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的毛澤東和中共當局給中國大陸造成了多麼深重的災難和混亂，讓中國大陸民眾喪失了多少自由就能明白這一點。
3、馬克思按階級來劃分人的先進與反動、人的品德的高低，也與我將近二十年（1960年前後筆者的年齡）與人交往的經驗中獲得的常識相違背，這些常識告訴我人的先進與反動、品德的高低是絕不能以階級、職業來劃分的。馬克思為了支持他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理論，違背社會現實真相，人為地杜撰出一個具有先進思想、高度組織紀律性、大公無私和高尚品德的「無產階級」。這個被馬克思杜撰出來的先進階級為了實現人類發展的終極目標——「美好的共產主義」理想來領導「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來推翻思想反動、品德惡劣的「剝削階級」的「反動統治」，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以實行無產階級對剝削階級的鎮壓和消滅。常識和良知使我認識到馬克思這些違背社會真實狀況的理論的荒謬和這套理論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質。
4、在馬克思「剩餘價值」理論中認為只有工人、農民的勞動才創造了社會財富和剩餘價值。資本家、地主、貴族獲得的利潤、地租完全是剝削工人農民的剩餘價值而得。常識和良知告訴我，在這裡馬克思完全忽視了資本家、地主、貴族在管理、經營工廠、農莊時所付出的腦力和體力勞動在創造社會財富過程中的重大貢獻。此外馬克思還忽視了科學知識和技術在創造社會財富時的巨大作用。自十九世紀末以來，特別是二戰結束以來至今，人類社會財富成百上千倍地迅速增長，主要是得力於科學技術的進步，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民主憲政制度的建立和不斷完善，而不是主要來自什麼工人農民創造的「剩餘價值」。
堅信自己的常識和良知，使我認清了馬克思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建立在錯誤的基礎之上的、脫離現實可能的空想，以及它的反人性、反文明的本質。堅信自己的常識和良知，使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便透過中共當局的隱瞞欺騙、洗腦灌輸，洞穿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當局的醜惡面目、反動本質和許多重大事件的真相。終於使我從中共當局的隱瞞、欺騙、誤導中覺醒過來。
所以，以我個人的經驗，在當今半市場化權貴共產極權政權統治下的中國大陸社會，一個人要從中共當局層出不窮的、似是而非的、無所不在的欺騙、隱瞞、歪曲伎倆之中洞穿事物的真相、本質，使自己徹底覺醒過來，其實並不需要具備多麼高深的理論、多麼淵博的學識，只要你在任何情況之下都堅信自己的常識和良知，你就能做到這一點。
謹以此文敬獻給我那些在中共當局的隱瞞、欺騙、誤導和洗腦之下良知未泯的尚未覺醒和正在覺醒的同胞。
（注）：煤是當時城鎮居民的主要燃料，煤油則是當時農村和小城鎮居民照明用的煤油燈的主要能源。至於自行車票、手錶票、收音機票和縫紉機票等高檔稀少的票證則只有大的機關、廠礦單位才有少量供應，一般城鎮居民和農民是無緣享受到的。
一真濺雪2016年12月7日寫於望春軒
（文章有刪節，僅代表作者個人的觀點和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