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以王時敏為首,及王翬,王鑒,王原祁為代表,形成受皇室支持的「四王」畫派。「四王」之一的王鑒,只比王時敏小了七歲,是他的族侄。「四王」中的王原祁,是他的孫子。而「四王」中的王翚,則是他的學生。「清六家」中的吳歷,也是他的學生。他們的山水畫風影響著整個清代。
王時敏(1592-1680)字遜之,號煙客,晚號西廬老人,江蘇太倉人。祖父王錫爵為明朝萬曆年間相國,父親為翰林編修王衡,家本富於收藏,對宋、元名家,無不精研。因此,王時敏少年時學畫,頗多方便。「每得一秘軸,閉閣沉思」。由於家裡古書、名畫收藏豐富,且大都是名跡,像當時很少傳世的宋代李成的畫他都能夠見到,這對他的影響是深遠的。《國朝畫征錄》中就有記載:「姿性穎異,淹雅博物,工詩文,善書法,尤長於八分,而於畫有特惠。」
根據當時規定,由於祖先功勞顯赫,子孫可不經科考而繼承之,王時敏在二十四歲時就出任尚寶丞,就是管理皇帝璽印的官,崇禎初又升太常寺少卿(掌宗廟祭祀禮樂),仍兼管尚寶司事,故亦稱「王奉常」。
清軍入關,王時敏歸順,他隱居不仕,潛心習畫,且著力培養子孫輩之學業。其膝下九子,多在清廷為官,八子王掞(顓庵)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直經筵,典會試。其孫王原祁康熙九年成進士後,深得康熙喜愛,入值南書房,充《佩文齋書畫譜》總裁,主持繪製《萬壽盛典圖》。康熙十九年(1680年)王時敏卒於家中,時年89歲。
王錫爵曾囑託董其昌來指導王時敏,在董其昌的指導下,他少年就開始從摹古入手,深究傳統畫法,尤其對元代黃公望山水,刻意追摹。王時敏早年臨摹的古畫,均按宋元古畫原稿臨寫而成,筆墨精細淡雅,已見於臨仿逼肖上,下了實實在在的功夫。他在摹古之中,也總結了前人在筆墨方面的不少經驗心得,對於繪畫歷史遺蹟的整理與研究,也是有貢獻的。王時敏正是溶化古人的筆墨技巧,形成自己的面貌。他曾自白道:「邇來畫道衰,古法漸湮,人多自出新意,謬種流傳,遂至邪詭不可救挽。」可見他竭力主張恢復古法,反對自出新意而不改初終。
「四王」都擅長臨古,但即使同就一幅山水作品臨摹,「四王」也是各自臨出各自的理解和風格,這好比同一首名曲不同的鋼琴大師會演奏出不同風格的精彩旋律和韻味。原因在於每位大師有自己的心性、學養、感受。這就是董其昌重心性、禪悟的山水審美理論的本源,「四王」深得其精髓。
王時敏力追古法,刻意師古,作畫無一不得古人精髓。其「一意摹古,反對沒有根據的創新」思想對後來中國畫的發展影響深遠。但他師古人畫,形體、樣式甚似,但與古人的意境就不一樣了,這主要是源於他們精神氣質迥異。王時敏師古人筆法時,更嚴謹、更認真、更規矩,有他的匠心之所在。王時敏將清初山水畫的臨古之風發揮到了極致。但往往雖是臨古之作,但他又能集眾家所長,渾然一體,畫得很有味道。
王時敏書法為畫名所掩,他尤精隸書,他的隸書受《受禪碑》、《夏承碑》影響較大,故他的隸書體方筆圓,遒勁平穩,雍容深厚,與唐人隸書有幾分近似,實為時代所囿。他的隸書與朱彞尊、鄭簠被稱作「清初三隸」,可見當時人們對他書法的重視並不亞於其繪畫。
此幅《仿黃鶴山樵山水》,峰巒數疊,樹叢濃郁,流泉飛瀑,苔點細密。畫家所用皴筆幹濕濃淡相間,兼施以醇厚的墨色,具有蒼渾而秀逸的韻味。畫中不僅有黃鶴山樵(王蒙)細密的筆墨,還有五代董源和巨然氣勢雄偉的構圖,明董其昌所提倡的書卷之氣亦迷漫於清疏的意境中。這種蒼老而又清潤的藝術特色,為王時敏集古人大成之代表,充分表現出畫家深厚的傳統筆墨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