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人人有戶口，一個戶口定終身。（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先說「盲流」
1949年中國共產黨執政後，人人有戶口，一個戶口定終身。1956年國務院曾發出《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凡未經政府許可離開戶籍地的，一概叫「盲目外流」——「盲流」。從此中國人的語匯裡出現了「盲流」這個新詞。1957年國務院再次發出《關於防止農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指示各地「加強對農民的社會主義教育，將農民穩定在農村。」
什麼叫「盲目流入城市」？為什麼在農村就是社會主義，進城就是資本主義？現代化本是農民流向城市的過程，中國人早就在流動了。其實，中國的城市居民幾乎全是「盲流」的後代。試問當今城裡人，有幾個敢說自己不是「盲流」的後代？我就是「盲流」的後代。
他們是工人，不是「農民工」
江蘇長江北岸有個姜堰（今泰縣），原本很少人知道它。只因胡錦濤也出自這裡，知道它的國人才多了一些。這是我母親袁金鳳的家鄉。媽媽是個鄉下人。1927年，十三歲的她與姐姐、妹妹三個，從姜堰鄉下到上海討生活。據媽媽說，原來她們家境也還不壞，有兩塊田地，一塊打下的糧食供自己吃，另一塊打的糧食用來釀酒，家裡有一個釀酒的作坊。不幸我外公外婆雙亡，家境破落，生計無著，除大哥留在鄉下外，三個姐妹一起到了上海。
像別的鄉下人一樣，她們到上海去並不是「盲目外流」。她們的目標很明確：做工。那時候不興叫「打工」。我1980年到美國時，才頭一回聽到「打工」這個名詞。想來這是港臺旅美同胞的發明。我至今也不明白這個「打」字從何而來。當然，「打」字是萬金油，連飯都可以「打」，工當然也可以「打」的。打工就是做工，一回事，都是為了謀生，圖一只碗飯。
就如現在的美國人稱晚到者為「外國人」一樣，早到上海的人稱晚到者為「鄉下人」。那時，上海的苦力活差不多都讓「鄉下人」，特別是「江北人」和安徽人包了。過了八十年，現在也還是如此。如今他們不再被稱為「盲流」，因為政府已經允許農民流入城市了。但還有一個「戶口」卡著他們，政府稱他們為「農民工」。為什麼叫「農民工」？因為他們沒有上海的戶口。他們在上海做工，就是上海的工人，和其他上海的工人一樣，差別只在一個「戶口」而已。叫他們「農民工」是歧視，至少是「戶口」歧視。
當時的上海，最東北角叫「楊樹浦」。這是沿黃浦江與浦東隔江相望的一帶。「浦」是江邊、水邊，從小在「楊樹浦」長大的我，只知道江和水，不記得哪裡有什麼楊樹。大概上海開埠時這地方是有楊樹的。楊樹浦有一間屬於日本鐘淵紡織株式會社的紗廠，叫公大紗廠。這廠子如今若還在的話，當被尊稱為「外企」的。
媽媽她們三姐妹運氣還好，在公大紗廠找到了能夠餬口的工作。是「童工」嗎？也許是。受剝削嗎？不知道。反正她從此就有工作、有飯吃了。媽媽沒念過書，是個半文盲。一個才十三歲的鄉下姑娘，能夠在上海這個大地方謀到一個飯碗，即便受剝削，也高興。
差不多也在那個時候，廠裡又來了一個蘇北農民的兒子，也屬「盲流」一類。他姓丁，那年十八歲，家在東臺縣安豐鄉下灶村。母親去世早，遺下三個兒子。他是老大，獨自來到上海，看能不能掙錢謀生並接濟鄉下種田的父親與兩個弟弟。自然，他就是日後我的父親。
他們成了「上海人」
後來父親告訴我，他是這樣找到頭一份工作的：一天大清早，他和別的人一起在「東洋人」開的紗廠大門外面等工。他幸運地領到一個牌子：可以做一個星期工的牌子。他讀過兩年私塾，寫得一手不錯的毛筆字。這一個星期的工作是為機器編號，用毛筆沾上油漆，在紡織機器上一個個編寫上號碼。一個星期結束時，那位懂中文的日本工頭（上海人叫「拿摩溫」，是英語Number one的音譯）翹起大拇指用上海話對父親說：「好來西！好來西！」當即決定父親留用，作長工。
什麼手續都沒辦，什麼表都沒填，父親從此就成了中國工人階級的一員，而且從此奠定了他的子女成為「上海人」的基礎。直到退休為止，他一直沒有中斷其在紡織行業的生涯。「我這一輩子沒失過一天業。」這是他晚年最得意的一句話。
工作穩定了，一個月工資是八塊大洋。當時他住在一個老師傅家裡。師娘管做飯。他將工資的一部分交給師傅。這就有點餘錢可以支持蘇北的兩個弟弟了。想想1918年毛澤東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打工，工資也就是一個月八塊。東洋人對中國勞工實在不算刻薄，起碼不比中國資方給中國勞工的待遇差。直到現在也是如此。
父親人極聰明，而且好學，工餘還進過夜校。
1959年我進控江中學讀高中，學校每個年級有一個班是僑生班。歸國僑生都學英語。另外還有一個英語班、四個俄語班。我被安排到英語班，時常在家裡念幾個英文單詞。他在一旁居然也能與我唱和幾下。我驚訝地問：「你怎麼也會英文？」他微笑著說：在工廠做工時，大學生辦工人夜校，他去上過課。年輕時記性好，三十年了，竟一直沒忘。
那些義務教員應當是美國教會辦的滬江大學（University of Shanghai，中共執政後改名上海機械學院，今稱上海理工大學）的學生，因為該校和父親的工廠在同一條軍工路上，相距也就兩公里。史載「在華各基督教大學中，滬江大學是最早開展社會工作的學校。1913年在楊樹浦眉州路創設滬東公社……（1928年）劉湛恩就任校長後，滬東公社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除了為工人區兒童創辦幼兒園和中小學，還開辦了醫院和診所，免費為周圍工人及附近農民施醫送藥，受到社會的歡迎。」應該說，父親是在滬江大學的工人夜校學習的。
父親一直沒有離開那家日資紗廠。後來，在同廠做工的父母結了婚。母親是擋車工，整日在紡紗機旁穿行、接頭，早已成為一名技術嫻熟的工人。父親是保全工，即從事機器維護修理的工作。僅憑兩年私塾的文化底子，他竟然就掌握了拆卸、修理、安裝的整套技術，成了技術骨幹。
差點成為「地主資本家」
1948年左右，不懂政治的父母竟在共產黨打來的前夕拿出大部分積蓄，在鄉下買了二十畝地。幾個月後共產黨來了，說我家是地主，要鬥爭分田。這道理普通人是弄不懂的。自由買賣，錢可以用來買房，也可以買地。何以買了房無事，買了地就要充公？充公不算，還要鬥，還要槍斃。分地還好說，鬥爭起來怎麼得了。幸虧父親的堂弟是鄉里共產黨的小負責人，寫了個證明，說那二十畝地是買來分給他的幾個叔叔，即我的二爹、三爹、四爹的。這也是實話。父親是孝子，四爹獨身無子嗣，正指望分給他的幾畝地養老呢。
地是被充公了，但萬幸我家沒當上地主。
也萬幸，父親沒當上資本家。
共產黨來到上海之前不久，父親與幾位朋友合股開辦了一家小工廠。以後多半是要被扣上資本家帽子的。我猜是姨媽幫了我家大忙。不是批條子寫證明那種忙，而是使父親迷途知返，破財消了災。
媽媽是三姐妹中的老二，姨媽是大姐。媽媽離開上海十三年，她一直在上海。不知何時加入了中共。他們地下黨在閘北的棚戶區買了個簡陋的房子，給姨娘（媽媽的妹妹）一家住，實際是中共的地下交通站。直到有人問我表姐家裡來的是些什麼人，這個交通站才取消。不過姨娘家一直還住在那裡。每到過年時我們三家互相拜年，我去過幾次。在共和新路民立路，是用毛竹、竹蔑、葦席、油氈搭起來的。中間加了一層，有木梯爬上去，算二樓。在上海那實在就是窮人居住的棚戶了。
1948年左右，當局在上海緝捕中共地下黨員時，姨媽與她的同志曾持槍在我家閣樓上躲過一陣，待風聲緩後才轉移去蘇北的中共「解放區」。
雖未得證實，我還是相信，在這麼個革命姨媽的影響下，父親認識到新社會開始了，萬不可當再當資本家。所以共產黨一來他就主動將股票交給政府，與那間工廠脫離了關係。（直到八九十年代，二哥還說過「那間工廠還在呢。」）
如果父親是「地主兼資本家」，我們幾個孩子就都是「黑五類」了。共產黨是講階級出身的，若我是「地主兼資本家」的兒子，人生軌跡將會完全不同。
「打老虎」
我八歲時，到處都「打老虎」。
後來研究歷史我才知道，那時毛澤東發動了「三反」、「五反」運動。「三反」對象是幹部，「五反」則針對工商界人士。毛澤東坐在中南海閉門造車，預言「凡屬大批地用錢管物的機關……必定有大批的貪污犯」，「全國可能需要槍斃一至數萬貪污犯」。他下達一個又一個指示，催逼各地捉「老虎」，並屢屢發出「增加打虎預算」的指示。「打老虎」右傾者被撤職查辦，甚至自己變成「右傾老虎」，各級幹部愈打愈瘋狂，製造了無數的冤案。上海市在「三反」中有五百餘人自殺，「五反」中自殺數過千。
父親也成了「大老虎」。嚴格說來，他也算是個國民黨員。當年在重慶有人行騙，說「想加入工會就交六元錢」。他交了錢，以為加入了工會，可拿到手的卻是國民黨黨證。那騙子後來又到別處行騙，被人打死了。這事倒不大。問題是帶隊從四川到上海接收日本人工廠的廠長跑到臺灣去了，四川來的都屬於「接收大員」。鄰舍的張大榮首先被揪了出來。因為他的兄弟是國軍飛行員，到臺灣去了。但他東交待西交待，弄得好多人都跟著遭殃。父親也變做「老虎」，被「打」了。
被當作「老虎」打是很慘的。只是我當時還小，不明白事理。一天半夜，我被叫醒，與兩個哥哥一起，坐在床上聽媽媽哭訴：廠裡在鬥爸爸。爸爸要被抓走了，媽媽要我們三兄弟記住：「爸爸是一個好人……」。我只記得爸爸坐在一邊，什麼話也沒有說。
不知為什麼，直到「老虎」打完了，爸爸也沒被抓走，稀裡糊塗地就沒事了。政治似乎又遠離了這個老百姓的家。
（原文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