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賣員(圖片來源:JADE GAO/AFP via 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2年1月22日訊】(接上文)二十七,董路雇電視臺解說員陪自己聊天,共產黨封鎖2003年非典肺炎疫情
只恆文早在90年代初,30年前,在體育部的辦公室就跟我說:「記者,畢竟也是國家幹部。」這句話非常到位。比如,80年代的光明日報群工部主任王晨現在就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副國級。他的部門1985年為我出過《讀者來信摘編》,就是沒有經過記者調查的內參,幫助我代表我父親,北京市通縣政協委員、畫家郭篤民跟通縣教育局要房子。所以,團中央第一書記,解放軍退役空軍少將宋德福,後來當了國家人事部部長搞《事業單位人事制度改革》就是瞎胡鬧。後來他去了福建當省委書記,身體也被他瞎胡鬧弄垮了,年紀不大就死了。他是胡錦濤弄到團中央準備幫助自己從江澤民手裡奪軍權的人選,但是正經事他不會幹,就會瞎折騰。就死了。
但是,只恆文沒有認識到國家幹部就不能輕易違法,隨便違法,比如不惜破壞勞動法,不惜侵犯我人權,要求我大賽之時每天下午2點上班,夜裡2點下班,12個小時,每天只掙幾十塊錢編輯費。辛明每個月2萬元,盧學周每個月2萬多。董路每個月可以達到4萬元。房價是2000元!這麼荒唐的事情就可以發生,國家幹部只恆文就可以聽之任之,卻對我隨意謾罵,每天罵兩個小時。這樣的後果他想到了嗎?他太牛逼了,想到了也不怕。
因為還有比他更牛逼的,畢熙東就不說了,董路就比他牛逼多了。掙錢多,開豪車;老婆是電影演員;公開罵人,想罵誰就罵誰。當了常務副總編輯之後,把畢熙東的親戚周志剛都給罵跑了。也把自己的鐵哥們兒周超罵跑了。周超在2002年韓日世界盃的時候,去韓國採訪之前跟畢熙東雇來的前人民日報體育部記者張抒干仗。張抒報導過中國登山隊第二次登上珠穆朗瑪峰,那次還測得了新的高度。1989年解放軍戒嚴部隊大屠殺,他在人民日報印刷廠出版號外。之後被抓起來,關了一年,沒判刑,但是開除公職。後來化名趙牧。畢熙東雇他來頂替董路當然也頂替了不會寫稿子改稿子的只恆文,當了編輯部主任。這時候才開始放棄承包制,每個月給董路發1萬元基本工資。周超跟趙牧干仗,為董路打天下。周超先去了《新京報》,後來去了新浪網,一直到今天。
青年體育報搬回了海運倉之後,張抒就自己撤退了。畢熙東也革命,大罵薩馬蘭奇是黑社會;也反革命,雇佣張抒。我揭露這些,現在中國青年報要是繼續下大力氣整我,就要掂量掂量這些事情搞大了,對自己有什麼好處。
但是2002年世界盃結束,李學謙催畢熙東扭虧為盈,畢熙東就把董路當了雨傘,任命董路為常務副總編輯。自己退居二線。意思是用董路打開市場打開銷路。董路就牛逼了。在大平面跟周超大喊:「我無論如何比你大幾歲,還是你進入新聞界的領路人,你不能跟我這麼說話!」之後,命令他們足球編輯室的老三張亞非通知大家到小會議室開會,專門聲討老二週超。當著十幾個人聲嘶力竭地臭罵。隔著門都能聽得見。周朝就混不下去了。之前的不久,周超每個月拿2萬多元,領錢的時候就跟恩麗紅念叨:「這錢發得是不少,就是不知道這樣的日子能過多久?」董路就不讓他過太久。因為周超能獨當一面,畢熙東都懼怕,都尊重。打跑了周超,董路就沒有了競爭對手,一騎絕塵!而且自己雇佣的都是在校實習生,那錢想怎麼發,就怎麼發,他每個月的收入4萬元都打不住!
2004年,青年體育報因為報社的資方北大青鳥公司(這就是中國青年報拋開團中央、黨中央的節奏)的人要來不少,需要很多辦公室,就被轟出來,流落到了北京市東城區東四六條街道辦事處4號樓,專門出租,為街道辦事處幹部發獎金的辦公樓出報紙。地方小,人多,我們這些草民很擠,畢熙東和董路都是一個人一間辦公室,編輯部主任只恆文和編務恩麗紅,名副其實的校對每個月比我多拿600元的校對陳玉敏三個人一個辦公室。董路就到大屋子說:「太擠了,誰搬到我哪裡去?」誰敢去,找罵啊?伴君如伴虎,這幫人文化不高,但是是專業的馬仔,對這一點很清楚,都不去。
董路就很孤獨,沒人說話啊。那就雇一個。他不是經常晚上不來辦報紙而是去電視臺說球嗎?董路除了每個月1萬元工資,還有稿費。此外的財源是在外面兼職兩個,到電視臺說球。剋扣下屬的工資和稿費。這些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孫,靠他培養提拔,當然心甘情願。晚上出報紙人員和緊張,他都經常不來,委託給周超,周超被打跑,委託張亞非和李海燕。
董路就把徐陽找來了。徐陽是北京國安隊足球運動員,打了好幾年北京隊甚至進入了國家隊,後衛。人長得精神,據說缺點是場上對抗不足,那就是等著退役靠臉吃飯哪。他開始說球了。中國的電視臺最早的體育比賽解說都是電視臺的播音員,比如宋世雄,就是嘴快,代替了圖像,因為更早的解說員是廣播電臺的。收音機沒有圖像。宋世雄韓喬生之後,電視臺就注意專業化,請會外語的嘉賓,請退役運動員和市面上的媒體記者。董路業餘踢球,也能寫,也能說,就成了電視臺解說。
以後徐陽經常來上班了,所謂上班就是和董路一個辦公室坐著,沒事的時候,陪著董路聊天。他不會寫稿子,名字恨不能都不會寫。就是拿嘴說說,還是只跟董路說說。這樣的日子過了一年,甚至不到,董路就因為報社一直欠薪,欠稿費要罷工,也在外面散風了,外面的媒體也有報導中國青年報旗下的青年體育報欠薪的事情。王宏猷就決定關張,遣散董路他們這些外聘人員。
畢熙東被撤職之後,頂替他的是副社長寧光強和報社事業辦副主任任春魁。最早任春魁是群工部副主任,1986年帶著我去呼和浩特市採訪,為農民年畫家李喜春的工作安排呼籲。後來李喜春被安排到了縣裡文化館。為此我們約見了市委書記。市委書記親自過問此事。回來之後,他就住進了地壇傳染病醫院,我的肝功能也長期不好,我們在農民家裡吃飯,感染了肝炎。那時候中國的肝炎很嚴重,內蒙古的更嚴重。我後來很長時間都不能獻血,都是病毒檢測陽性。所以任春魁是我的老上級。他作為副手,給每個遣散人員發了遣散會議通知,也給我發了一張。這就是糊塗啊!我是編製內人員,是要回來安排工作的,怎麼能發這種通知呢?沒有它,報社將來還可以耍賴,有這個,報社就只好在法院那裡承認我被安排「試崗」。
開會那天,徐陽也來了,和董路都坐在後面。中間,他還跑到主席台上為寧光強等的茶杯裡添水。董路笑著說:「你看這心多大啊,都下崗了,工作都沒了,還給人家倒水呢。」徐陽退役發了一大筆錢,年輕,也根本沒把陪著董路聊天當成一份工作,所以心態很放鬆。不像我這種人,只有這一個飯碗,而且欠了好幾年的工資,受了好幾年的壓迫。
按照法律,報社都給了遣散費,就是五險一金。徐陽的工作時間只有董路知道,他不會少寫。徐陽不寫稿子,查都不好查。董路就一口咬定什麼什麼時候徐陽開始來的,報社有什麼辦法?何況畢熙東都不跟大家簽勞動合同,是公然違法,報社就避免把事情搞大,寧願消財免災。那些錢是北大青鳥公司的,公司的錢是股民的,誰會心疼?所以徐陽絕對沒少拿錢。在這裡聊聊天,就拿走一大筆錢。中國青年報就能幹出這樣的傻事。
後來徐陽在電視臺越說越好,影響越來越大。寫這篇文章之前,我還差了他的資料,發現他如今還是很紅火的。
中國的法官就是法庭上的趙立堅和華春瑩,也是胡說八道,一點道理不講,而且比他們更過分,外交部發言人畢竟面對全世界的媒體,太離譜的話也不敢說,報導出去也不好。但是法官的判決和庭審,很難傳播出去,即使傳播出去了,範圍也有限。所以他們肆無忌憚。比如說我的工資高於北京市最低工資就是北京市農民工的工資,所以報社不欠我的錢。對我幹的工作也輕描淡寫,好像是純技術,純勞動力,很簡單。實際上,我發揮的是黨中央直屬機關專業技術幹部的作用,承擔了處級幹部的職責。舉個例子。
2003年的非典肺炎疫情,跟今天的差不了多少,對國家和人民的衝擊也非常大。那次死了很多人,廣東和香港那邊來的「毒王」就在報社所在的海運倉胡同西頭的東直門中醫院看病,未確診之前,所以傳染了很多人。當時的治療辦法主要是使用激素。激素的副作用是造成股骨頭壞死。股骨頭就是大腿骨的頭,與骨盆的槽連接,股骨頭壞死,這人的行走就成了問題。現在歌星劉歡的病情加重,也是股骨頭壞死。他年輕的時候甲亢,治療中可能使用了激素。我在90年代中期寫了他的批評報導,他因此請我吃過飯,在報社東面,二環路外側的國安部辦的保利大廈。非典中死裡逃生的人不少後來都癱瘓了,但是官方和今天一樣也是打壓封鎖,直到這些人默默死去。所以今天大家都不知道這種事。所以今天共產黨也要竭力封鎖一切消息。人是健忘的,人是要死了,時間一長,忘了死了,共產黨就是一點事兒都沒有了,還是偉大光榮正確的黨!
建達大廈的西面,2000多米,就是地壇傳染病醫院,那個時代,中國人都沒有接觸過肺炎那樣重的疫情,一般就是肺結核和肝炎。所以傳染病醫院就建在鬧市區。後來遷到了首都機場附近,地廣人稀的地方。我去過地壇傳染病醫院。是看望任春魁。
畢熙東當時聽人聊天,說地毯傳染病醫院的醫療垃圾不苫蓋,就敞著使用卡車拉走,被風吹到馬路上,傳播病菌。就授意盧學周寫一篇評論,登在青年體育報綜合體育的版面上,我看了就跟只恆文講了。我說按照新聞出版署的規定,報紙實行行業管理,體育報怎麼能刊登這種消息。這是屬於政治類的。要是發表,應該放在時政類報紙上。只恆文恍然大悟,就阻止了。就避免了一場災禍。
只恆文也跟我說起過這樣一件事情:工人日報的子報《新報》,在文摘版刊登了一個順口溜,把解放軍、人大、政協全罵了。這個版面的責任編輯就是報社編輯記者羅強烈的老婆。羅強烈是四川人,曾經和女記者,陳小川後來提拔的軍事部主任,編委李雪紅假結婚,幫助李雪紅從重慶調進北京。此前李雪紅和重慶市團市委書記睡覺,搞定了那邊。羅強烈卻背了一個離異的黑鍋,結婚就晚。這位以為別的報紙刊登過,就安排到了版面上,發表之後,上面怪罪下來,立即就把這張報紙封了。人員遣散。只恆文告訴我這件事情,是讓我一定要堵住這一類的問題。我就堵住了。不然,青年體育報也會被立即封掉,關張。
當時羅強烈買的房子和賀延光的在一起。賀延光是著名的攝影家,胡錦濤都認識,給胡錦濤拍接見臺灣國民黨主席連戰的片子,是抓住了連戰走過來與原地不動的胡錦濤握手的一剎那,把胡錦濤是皇帝,連戰是諸侯的概念圖解,就獲得了大獎。賀延光還拍過北大學生舉著「小平您好」的橫幅走過天安門的片子,也獲得了大獎。他是中國最革命的攝影家,中國青年報攝影部主任。我在武裝部宿舍樓的鄰居,301的住戶。他知道了此事,惡狠狠地說:「活該,平時也不學習政治,到時候就出了大事。」
目前賀延光在美國洛杉磯陪著第二個老婆和孩子,他的二兒子在美國上大學呢。他來了幾年了,估計在美國都買了房子。攝影記者比文字記者的錢要多一倍。要是新聞發布會,都是給他們很大的紅包。他們自己也會開婚紗攝影樓之類的買賣。手藝比一般的照相館強多了,所以生意都會很不錯。
我們報紙的另一個攝影家,和我一批進報社的劉佔坤,就是這樣的大款。人稱出國培訓站。他的幾個女朋友都是和他分手之後去了美國!
我封鎖疫情的消息和評論,這樣的工作是農民工的工作嗎?既然不是,就不能拿農民工的工資標準來衡量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