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民排隊接受核酸檢測（圖片來源：Getty Images）
【看中國2021年12月27日訊】（接上文）七、中國人有沒有房子，首先是智商的問題
有些老北京，人真是很老實，很傻，說好聽點兒，很善良。妻子的姥爺是資本家，有自己的房子，她姥姥死得早。姥爺二婚，又生了一個小舅舅，才比妻子大幾歲。我們1983年結婚之前的幾個月，她舅舅剛結婚。她姥姥家我們結婚後去過一次，似乎是在阜成門附近，那裡很早就拆遷了。給了她舅舅一大筆錢，和一套大三居。但是岳母一分錢沒要。只是分了一點銀元。民國時期的錢。
可是她父母在我們戀愛的時候，拚命反對，理由是我們家沒有房子。但是我有腦子啊。他們老兩口最後一平方米房子也沒給三個女兒留下。其實她母親是小學老師，最應該有房子。退休金也很高，2005年之前就好幾千元。但是愛吃油，炒菜永遠放很多的油。人也很胖，50歲那年摔斷了腿，也愛吃醋，可能骨質特別疏鬆，就在積水潭醫院做了手術，打了鋼釘和夾板，到死都沒有拿出來。因為這個就更不願意運動了。可能也因此要吃藥，忘了吃，就會形成血栓。結果2005年6月就心臟病，猝死了。73歲。她父親是山西的煤礦工人，退休回到北京，也沒有房子。要是這個老解放軍在公安局不出事兒，一直在北京工作，就有房子了。她大爺，父親的哥哥，就是公安局的，估計當年一起參的軍，所以肯定就有房子，還少不了。
1967年紅衛兵給了我們一間房子，是裡外屋的外屋。通州鎮革委會的一個幹部一看我們將來也會佔掉裡面的房子，就又給我們找了一間8.3平方米的房子，讓我們搬出了紅衛兵給的那間房。革委會幹部的意思很明顯：黑五類怎麼能夠住很寬裕的房子？
這種房子叫耳房，意思是像耳朵一樣小，過去是大戶人家的看門人、佣人一個人住的，我們是一家子人住，當然很擁擠。這個院子叫程家大院，很氣派，磨磚對縫，雕樑畫棟，拍過電影《革命家庭》（歷史背景是上世紀20年代末期共產黨搞群眾運動的故事片），但是現在和通縣的半個縣城一起拆沒了。南城的小樓及旁邊的清真寺，拍過電影《野火春風斗古城》，一部反映抗戰時期策反偽軍的故事片，也拆了。共產黨對文物、古蹟根本不在乎。過去拍電影都是拍實景，現在各地的舊房子和街道都拆光了，無奈之下，中國影視界在橫店等地方建立了影視城，都是搭建假的外景。從這方面也導致了影視劇千篇一律，驢唇不對馬嘴，關公戰秦瓊。
這麼小的房子，東西都放不下，我母親就用桌子搭床，桌子底下放東西包括衣物，牆上釘釘子，支上板子放箱子。家裡比火車的臥鋪車廂還擁擠。
屋子的寬度是8尺多，不到3米。我大姐一個月回來一次，四五個星期日一起休。5口人每個人躺下只有1尺多的空間。都是像飯碗一樣，都朝一個方向側身躺下。不然躺不下。我也大了，跟姐姐們住，也很不方便，所以大姐一回來，我就要夾著鋪蓋到處找人家兒借宿。
這間房子住到了1985年我進報社。我一進報社就先去通縣教育局佔房子。因為我父親單位教育局老不給他房子。他也恨我們母子沒有回到老家給他做飯，對要房不積極。平反後一個春節也沒有在家過過。直到母親去世，直到他客死北京西郊宛平城，盧溝橋生產大隊隊部。1976年唐山大地震，把他們少年宮的房子震壞了，裂了大口子，他就在這樣的房子住。少年宮正在修建新房。我帶著我們夫妻的傢俱和剛生下一個月的孩子就住進了教育局的房子。那是3月，早春，那天還下了小雪。後來教育局就逼著我搬家，我父親就跑了，住進了學生的家。意思是我搶佔房子，與他沒關係，要是拘留就拘留我。教育局不敢，他們沒理。後來我通過我們報社駐北京站的記者馬北北讓市委統戰部領導批了條子，教育局才給了我們家一間半平房，還要求我們搬出文革中得到的那間小房子。其實是給我父親通縣政協委員郭篤民解決住房，不應該收回我們娘兒幾個的房子。但是我剛進入報社不願意把事情搞大，就交了房子。我母親作為「記者的媽」，生命最後的幾年住得最寬敞。這就是她不讓我去的報館給的好處。其實報館很牛逼。比如現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秘書長王晨，副國級！原來就是光明日報群工部的主任，那個部門還給我家的房子問題出過「內參」。記者是拿著這個內參找市委領導批示的。
這個房子在通縣中山街161號，是舉世聞名的長安街的延長線，從天安門往東走40里地，不拐彎就到了。一直也沒有拆遷，現在是大姐管著。一年前說要拆遷，那就是一大筆錢。8平方米被我變成了27平方米，按說我應該得大頭。但是瘋瘋癲癲的三姐要跟我平分。二姐死了，她兒子也不好說。大姐倒是覺得我應該多分錢。現在拆遷的事情又擱置了。最近大姐還發牢騷：「不拆遷了，每個月我還要交400多元的房租。」我微信回覆：「我出這個房租，或者4家分攤。」她不言語了，那樣將來拆遷她就不能多拿錢了。
你看，畢熙東和中國青年報把我欺負成那個樣子，我現在還有一塊地等著拆遷分錢呢。所以，房子有沒有，要看智商。
大姐應該也繼承了我母親的智商。她現在起碼有3套房子，雖然連洗臉水也要留下衝廁所。她的手機是最便宜的手機卡，就是接電話都要收費，所以我現在也不能給她打電話。只能微信聯繫。她能把一分錢掰成八瓣花！
他們夫妻在同一個廠子北京花絲鑲嵌廠工作，還是一個集體所有制廠子，但是大約1985年也蓋了宿舍樓，他們分了一個二居室。這個樓在著名的1000多年的燃燈塔附近，通縣把這片地區，後來把整個縣城都拆了，把這個地方建成了一個大公園。她通過拆遷得到了兩套房，一個是二居室，一個是一居室。此前她給兒子申請到了一個經濟適用房。可能就花了10萬多元錢。2002年前後。那時候房價真低啊。可能還有房子，但是她不告訴我，我也不好意思問。
她沒有受到計畫生育的迫害，大女兒1974年出生，老二是男孩，1976年出生。她從林場調到大姐夫的花絲廠，只能去食堂，因為沒有技術。食堂的大貓傳染了她疾病，這時候正是孕期，所以外甥生下來就是青光眼。眼睛不好，又是男孩，也不是我母親帶著，夫妻二人使勁溺愛，這孩子就特別沒出息。小學畢業考試都是抄的，大姐跟我母親說的時候哈哈大笑，覺得佔了大便宜。初中，學習就更不好了。畢業只能上技校，這樣的學校都是問題少年，偷東西打架成風，外甥為了找靠山，跟著同學偷摩托車。他管望風。警察早就發現了，不管，只是跟蹤。等到該收網了，趕上90年代嚴打，朱德的孫子都槍斃了一個，鄧小平要顯示鐵腕，我外甥怎麼能輕判？大姐找了律師，律師騙她：「沒事兒，我想辦法。摩托車是舊的，沒多少錢，判不了幾年。」但是法院就按照新車算案值，判了好幾年。那年月我大姐老去遠在天津郊區的監獄看望他。快60歲了還到北京當保姆掙錢。她女兒是我母親帶大的，學習好，在國家安全部的特務大學國際關係學院讀的大學，是非特務專業，後來嫁到了深圳，男人是北京人，銀行的家屬，在深圳經商，女兒生孩子到時候，是大姐夫去伺候。外甥女後來有了香港的身份，帶著唯一的女兒在香港上貴族學校。但是也特別節省，開冰箱門要控制次數，這樣可以節電。
這樣的外甥女早在2002年前後花了20萬元在通縣買了一個二居室。大姐出裝修費，大姐住。省下錢就給了刑滿釋放又瞎又聾的外甥。進監獄的時候眼睛不好，在裡面肯定受迫害，所以出獄耳朵也不行了。我出國之前大姐說過他一次，打零工，騎著電動車被人家汽車撞了，「臉摔得花瓜似的」。一般情況下，大姐都是對她兒子隻字不提，因為怕我說。我是初中生最後成為副教授職稱的記者退休。還是在中國青年報的迫害之下。她兒子也是初中生，但是要靠老媽養活。不過老媽給他買了經濟適用房。他又找了一個河北承德的農民結婚，一條腿短，小兒麻痺症。其實有兩條腿一樣長的北京姑娘要嫁給他，他怕壓力大，腿不一邊長的農民媳婦好對付。但是因為有我大姐的智商他們活得也不錯，起碼不是房奴。
大姐的智商不如北京的警察，警察抓了她兒子，重判，她問警察：「他們一開始偷摩托車你們沒發現嗎，為什麼不管？」警察說：「早就發現了，不抓——等豬養肥了再宰。」共產黨的警察是把人當成肥豬的，多狠！大姐的智商不如他們。但是大姐比我岳母岳父機靈多了，所以有了三四套房子。
電影電視劇都要有背景，需要人佈置，所以電影學院有佈景專業，大姐無師自通。申請批准經濟適用房，後來就嚴格了，要派人調查。大姐一聽說要來人，趕緊把家裡佈置得很擁擠，好像和兒子住在一起。其實他兒子此時好像已經有房子了。所以她就申請到了經濟適用房。
2003年我們辦理了離婚手續，我讓前妻去申請經濟適用房。她跑了幾次，也沒有跑下來。她哪裡有那個智商，連同院住的畢熙東都說不服。還拿了人家一塊破手錶回來了。你就是不要，也好歹能表示你的失望和憤怒吧？
大姐至今還住著女兒的房子，女兒連冰箱門都捨不得隨便開，所以很討厭她媽，覺得她媽省下錢都便宜了刑滿釋放、沒出息的弟弟。所以母女二人關係不好。夏天的時候，她會回到小潞邑——我插隊的地方現在也成了商品房小區——自己的二居室度假，那裡夏天涼快，冬天冷。大姐夫愛吃肥肉，早就腦梗了，怕冷。他們在北京的這幾口子，都靠大姐的智商了。但是大姐那些年不愛喝水，去我們家，我請她喝茶，永遠是回答「我不渴」。所以就得了糖尿病。必須多活幾年，不然那幾個傻瓜就沒人領導了。生活可能就出問題。遠在香港的外甥女是不會關心的。不過，大姐也是反對黨中央生二胎政策的，好幾年前她跟我說起過：「不想讓他們再要第二個孩子，要了的話，我又添了負擔。」她說她還跟七八歲的孫女商量過生個弟弟妹妹的事情，孩子當然反對。講述這段故事的時候，她的語氣還很自豪，好像她孫女很聰明。所以說，中國人已經不是真正的中國人了。完全沒有了孔子的三綱五常，還給小孩子生殺大權！長大了能不殘忍嗎？
我二姐插隊的時候被紅五類欺負成了神經病。後來回到北京城裡上班也經常犯病，而且每次介紹對象，對方條件好點，她就犯病，就吹了。有一個還看上了她，我母親卻不同意。二姐也認了。其實一個人的智商不是老在一個水平上，我母親反對我上北師大中文系，說「掙點錢都交了學費，將來怎麼有錢娶媳婦」。我不聽，第二年開始國家財政部負責我們的學費了。去報社母親也反對，我也沒聽從。二姐不應該聽我媽的話的時候聽了，倒霉的是自己。
二姐1974年年底自殺上吊，因為我們家的床是桌子搭的，高，床上還有一個縫紉機，機頭扣著一個防塵的紙盒子，她一勒脖子，難受，就亂踢腿，踢到了紙盒子。特別響，我就被吵醒了。坐起來，一個手托住她的腳，一個手一推，救了她。幾年後她結了婚，生了外甥。因為她的病，只找到了一個小學沒畢業就上班的二姐夫，二姐夫其實人不錯，幫我調到北京他們的公司，這樣我就順利地上完了夜大學。但是後來二姐夫嫖娼，還打了單位領導，就被勸辭職了，說這樣退休的，歲數到了可以領退休金。要是單位開除，將來就沒有退休金。所以夫妻的關係也惡化了。二姐就要賣掉三環路裡面，蔣宅口的二居室，去郊區買小產權的房子，可以買兩套，這樣就能分居了。我堅決不同意：「你原來在北京動物園對面的廣東餐廳，拆沒了，自己找工作，二姐夫把你調到了他們單位食堂。他被開除了，你買了這個房子，但是這個二居室當初是單位分給他的。他不把你調過來，你上哪裡花幾萬元就能買這麼便宜的房子？」二姐說我「胳膊肘朝外拐」。
她2015年死之前也拒絕見我，我就沒去。我心想我救過你的命，多活了30多年，還看到了兒子的兩次婚姻，第二個媳婦也懷了孕，基本上死而無憾了。除了是江澤民的部隊醫院做手術，輸血輸給她肝病病毒，導致她得了肝癌。
她也不把我救過命的事情告訴她兒子，我大姐也不告訴，這樣顯得大姐這個親戚更偉大，所以現在她兒子還恨我，你說我倒霉吧？
不讓她賣房子，再去買小產權的房子，等於救了第二次她。因為這兩年拆小產權的房子特別凶。不讓拆，就拘留。多少低級別的紅二代、著名教授、畫家的小產權房子都給拆了。大紀元網站也大力報導過，但是沒有什麼效果，共產黨不在乎。二姐要是買了，拆了，北京城裡就沒有房子了。30年前，我作為中國青年報群眾工作部的記者採訪了河南一個地市級公安局的局長。談話中他說我「法制意識很強」。我現在的理解是：和共產黨打交道，要懂他們，知道他們的辦事習慣和思維。共產黨一直實行城市和農村二元化治理方針，農民可以蓋房子自己住；市民就不能到農村買房子。許多人不信這個邪，包括我們報的一個記者，他後來調到中國改革報，國家發改委的報紙，這期間在順義區買了一個別墅和幾畝地，還種菜。沒過兩年，共產黨收回了這樣的土地使用權。他的投資就虧損了，好歹賣了點錢，再回到城裡買房子，房價就很高了，他說現在的房子特別小。他退休後上了老年大學，迷戀國畫和篆刻，這都要求住房面積大，但是現在他的空間肯定限制了他的愛好。他是副局級待遇，折騰半天，還不如我，就是因為不懂共產黨。
二姐學習還不錯，但是二姐夫文化太低，倒是水暖工的技術很好。外甥隨他爸爸，不好好學習。後來上了技校，學的是修車。但是這個活又髒又累，還污染，北京的孩子都吃不了這個苦。他就不幹了，自學大專，要經過自學考試才能獲得文憑，英語尤其不行。二姐來我家，我說我可以教他，二姐說自己兒子找不到來望京的路，確實望京的路不正規。但是20來歲的小夥子還不能克服這點困難？二姐說「你去我家教他」。我說沒有老師上門教的，堅決不去。後來外甥的文憑肯定也就沒有考下來。
他初中的同學愛上了他，二人結婚了，在北京買了房子。雙方出錢。女方舅舅看不起他，二人離了婚。房子也賣了，分回了錢。這樣就葬送了共產黨給的升值的大好機會。但是共產黨還給了外甥稀有的北京市市民戶口呀。他又找了一個黑龍江的個體商販，賣珠寶。在南城的古玩城。也是離婚的，很願意呆在北京。黑龍江冬天很冷，再說首飾珠寶還是北京好賣。共產黨這些年的政策是：凡是和北京戶口的結婚，無論男女，生了孩子一律可以上北京市戶口。這就是一個共產黨給的金礦啊。北京戶口有很多福利，包括考大學分數低，找工作好找。黑龍江的女商人就看上了這一條，而且人家在燕郊之類的地方也買了一套房子。不久，二姐死了，二姐夫嚴重的糖尿病。2018年，我來美國的第二年二姐夫也死了，留下了三環路裡面的二居室。這都是我的功勞啊，他們在燕郊還有房子。山東的沿海，好像是威海，二姐還買了一套海景房。那時候很便宜。十來萬元。我待崗的時候，也覺得二姐很困難，還經常給我二姐錢。現在外甥也有三套房子。他還恨我，我真是倒霉啊。俗話說：好人沒好報。說的大概就是我。
